【书香老干】读书感言分享（四）新中国建设中所遭遇的八次经济危机
以下文章选自《保山老干部局》
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抛开教科书和西方话语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分析了1949到2009年间，新中国建设中所遭遇的八次经济危机，以及在度过危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本转嫁论，阐释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的观点。
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完整的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脉络与微观机制，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
比如说1960、68、75年三次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对应的就是新中国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三次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对中国的投资，导致“二五”计划失败，经济建设近乎停滞，城市就业陡然下降。第二次是从1965年开始，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建设。
然而以巩固国防为目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却基本没有经济收益，再次引发了经济建设的停滞。
第三次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关系回暖，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工业结构），过度投资则造成了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财政危机严重。
政府以老一代领导人的威望动员数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向农村转嫁危机，得以实现了三次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保障了工业化进程的持续。
这一阶段采取的是提取农业剩余辅助工业，以投资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采取“财政甩包袱”与农村“大包干”的策略来应对的，这与从50年代初期到78年改开前仅保持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上的政策共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央将“财权上收、治权下放”，一方面：进行税制改革，由原先中央占30%，地方占70%的模式，变为各占50%，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不足的状况，疯狂地“以地生财”，在这一时间段内，各地争相发展经济特区。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全面退出基层治理，甚至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都“被产业化”，各地急速扩张所带来的的财政赤字和公共负担都大幅度增加，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是非常好看的，但是由于基层治理的成本被过度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导致这一阶段城乡社会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可以说，这一阶段为了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完成工业转型，中国人民是主动靠上去，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剥削我们，也就出现了，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苹果代工一部手机只有2美元收益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势头是良好的，但太过于依赖外部环境、太脆弱，且老百姓过得太辛苦。
直到97年东南亚经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人民近30年的努力奋斗所积累的财富，被欧美金融资本的收割，才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
而我国的话则是因为93年爆发的三大赤字危机（财政、外汇、金融），所提前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本币贬值57%；4000万工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地方政府第二轮“以地圈财”的分税制度化），侥幸没有受到此次经融危机的冲击。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像主流媒体上所说的那样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我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索罗斯对我们束手无策。而是我们主动将影响提前了，苦吃在了前面。
而从这以后的话，整个第三阶段，中央政府都意识到出口、内需、投资三驾马车，只有依靠内驱驱动才能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持久，不会被外界卡脖子。
特别是2000年马洪、林毅夫教授相继提出中国已进入“生产过剩”阶段，01年加入WTO以后，中央及时进行战略调整。
先后于02年提出建设全面小康；04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等等，不断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上，通水、通路、通电、通网的“村村通”不仅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提高了其消费能力。
到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中央政府借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化危为机。
布局4万亿大基建，让因全球危机造成的2500万失业打工者，返乡后即得到了就业创业机会，又将原先用于刺激出口的13%出口退税转用作补贴农民，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举措，不仅让经济增长动力不降反增，还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再到2018年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新中国跳出了教条式的原殖民国家的发展路径。
7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采取自我加压的方式转嫁危机，通过用一代人吃几代人的苦的方式，作出必要的牺牲，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市委老干部局 吴志坚 供稿）
编辑：赵永明
责编：宋晓栋
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抛开教科书和西方话语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分析了1949到2009年间，新中国建设中所遭遇的八次经济危机，以及在度过危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本转嫁论，阐释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的观点。
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完整的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脉络与微观机制，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
比如说1960、68、75年三次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对应的就是新中国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三次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对中国的投资，导致“二五”计划失败，经济建设近乎停滞，城市就业陡然下降。第二次是从1965年开始，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建设。
然而以巩固国防为目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却基本没有经济收益，再次引发了经济建设的停滞。
第三次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关系回暖，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工业结构），过度投资则造成了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财政危机严重。
政府以老一代领导人的威望动员数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向农村转嫁危机，得以实现了三次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保障了工业化进程的持续。
这一阶段采取的是提取农业剩余辅助工业，以投资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采取“财政甩包袱”与农村“大包干”的策略来应对的，这与从50年代初期到78年改开前仅保持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上的政策共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央将“财权上收、治权下放”，一方面：进行税制改革，由原先中央占30%，地方占70%的模式，变为各占50%，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不足的状况，疯狂地“以地生财”，在这一时间段内，各地争相发展经济特区。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全面退出基层治理，甚至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都“被产业化”，各地急速扩张所带来的的财政赤字和公共负担都大幅度增加，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是非常好看的，但是由于基层治理的成本被过度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导致这一阶段城乡社会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可以说，这一阶段为了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完成工业转型，中国人民是主动靠上去，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剥削我们，也就出现了，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苹果代工一部手机只有2美元收益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势头是良好的，但太过于依赖外部环境、太脆弱，且老百姓过得太辛苦。
直到97年东南亚经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人民近30年的努力奋斗所积累的财富，被欧美金融资本的收割，才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
而我国的话则是因为93年爆发的三大赤字危机（财政、外汇、金融），所提前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本币贬值57%；4000万工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地方政府第二轮“以地圈财”的分税制度化），侥幸没有受到此次经融危机的冲击。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像主流媒体上所说的那样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我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索罗斯对我们束手无策。而是我们主动将影响提前了，苦吃在了前面。
而从这以后的话，整个第三阶段，中央政府都意识到出口、内需、投资三驾马车，只有依靠内驱驱动才能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持久，不会被外界卡脖子。
特别是2000年马洪、林毅夫教授相继提出中国已进入“生产过剩”阶段，01年加入WTO以后，中央及时进行战略调整。
先后于02年提出建设全面小康；04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等等，不断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基础设施建设上，通水、通路、通电、通网的“村村通”不仅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提高了其消费能力。
到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中央政府借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化危为机。
布局4万亿大基建，让因全球危机造成的2500万失业打工者，返乡后即得到了就业创业机会，又将原先用于刺激出口的13%出口退税转用作补贴农民，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举措，不仅让经济增长动力不降反增，还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再到2018年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新中国跳出了教条式的原殖民国家的发展路径。
7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采取自我加压的方式转嫁危机，通过用一代人吃几代人的苦的方式，作出必要的牺牲，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市委老干部局 吴志坚 供稿）
编辑：赵永明
责编：宋晓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