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体会：独醒是痛苦的
以下文章选自《长行长行》
独醒是痛苦的
当前，难得读到一本好书，春节期间买了一本《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是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先生。该书很厚，有大量的文言文，但我还是一气把它读完了，掩卷深思，无话可说，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在昏睡，醒来的人实在太少了。
这是一本关于郭嵩焘的人物传记。那么，郭嵩焘是谁？他是怎么醒的？为什么会有独醒之累？我把这些文言文翻译一下，尽量通俗地谈谈读书体会。
近百年的晚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真正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清政府的昏庸、百姓的愚昧、社会的落后，都促使许多仁人志士去思考，去探索救亡和复兴的良策，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位先知式的人物。
郭嵩焘是谁？
郭嵩焘是晚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干部，学识渊博，官至一省巡抚、南书房行走、钦差大臣、驻英法公使，称得上位高权重，但这些并不重要，在中国官场这类官员重臣很多，重要是他的思想，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另类，称得起是一位先知。
具体来说：
1818年4月11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大户人家
20岁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
23岁时开始具备国际视野，关注对外关系；
27岁结识李鸿章；
35岁开始帮助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筹备军饷物资；
40岁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此时是咸丰7年；
曾经协助僧格林沁赴天津办理海防，后意见不和，分手；
曾经协助李鸿章筹备粮草；
46岁任广东巡抚，3年后，与总督不合，分手；回乡赋闲；
58岁，光绪元年，被太后召见，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国首任公使兼驻法国公使；
1879年，光绪五年，郭嵩焘62岁，受小人构陷，辞职回国，抵达上海后，郭嵩焘没有接受总理衙门要他“前期回京”的指令，直接返乡。从此蛰居长沙，心系国事，著书立说，于1891年，74岁在长沙病逝。
郭嵩焘才是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位驻外使节，与他相比，魏源、林则徐只能称为闭着眼睛想世界的人。
他的远见卓识远超越了时代，他的思想不融于当时的社会，他依然不妥协、不退缩、不从众，特立独行，坚持真理。
他在出使英国期间与严复成为“忘年交”，严复就是那位学贯中西，把亚当·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引入中国的大学者，他比郭嵩焘小36岁，在郭嵩焘身后，严复作挽联曰：
平生蒙国士之知，如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前半句写的是知遇之恩，颂扬郭嵩焘的爱国忠心，如同晋初国士羊叔子（羊祜，羊叔子，西晋的大将军，博学能文，清廉正直）。后半句写郭嵩焘的悲惨命运，由于头脑清醒，思想超群，受到诽谤，如同楚国大夫屈原，忠贞无私，反遭谗言。严复以悼念、颂扬的方式为其鸣不平。其中，“独醒之累”是点睛之笔。
二、郭嵩焘独醒后认识到了什么？
郭嵩焘最超越时代的思想在于，他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制度建设。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他早期思想中就接受了现代文明，这一点很不容易。
郭嵩焘能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他称为“政教”。他认为，立国富强有三个层次：政教、商贾、制器。政教是根本性的；制器不用多说，造船、造炮、造枪、修铁路；商贾可以驱动两者，带来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政治制度是根本，商业是中间运作的关键，由此物质文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本末倒置，虽有短暂的繁荣，最终还是会衰败。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与郭嵩焘的思想很相近。
在这一点上，郭嵩焘超越了李鸿章。我们都知道李中堂是晚清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办洋务，制洋兵，发展制造业，甚至主张废科举、废八股，设洋学堂，但仅停留与此，洋为中用就是体现在“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运转”，但他没有考虑体制的变革。
其次，郭嵩焘接受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思想。
他直言，中国采矿、制造、商业，包括铁路、轮船、电报之不能兴旺，其“阻难专在官”，“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诸事一揽其权于官，而不知其有损而无益也”。[1]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造船，他在广东时，与英国领事商量设立船厂，一同建造火轮船，派一名广东绅士主持，各出资四万两，就可以造两条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搞了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而且是民营企业入股，聘请职业经理人去打理。而左宗棠日后取得了朝廷的旨意，在福州设立船政局，由沈葆桢出任大臣。极力铺张，三年才造出一艘船，已经花费百万两白银。
郭嵩焘认为，以商人为主体，以市场为轴心的商业社会，一定意味着权力的下移，意味着政治垄断的打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知，即使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他办事守契约，郭嵩焘给自己立下的办事原则是，有约必尊，有令必行，不以“虚文相蒙”，对于洋人同样如此，也尽量让洋人知道这一点。在开展外交工作中有礼有节，不像僧格林沁那么战狼，也不像另一些大臣的软弱无能，在出使英国过程中，无论是见女王还是见首相，无论是处理纠纷还是改革开放，都是一把好手，堪称优秀的外交家。
改革开放遇到了地方士绅的阻挠，朝廷则首鼠两端，疑虑无奈，纵容迁就地方的过激反应。再加上愚民之政，无知的百姓一经煽动很容易偏执莽撞。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开展外交工作，需要勇气和智慧。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民族过分沉溺于历史的屈辱感中，现实交往更多受制于夸张的虚荣、莫名其妙的骄傲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尊严，而不能以现实的厉害考量和理性安排作为国际关系的首要目标时，其结果也难免如此。在理性的由现实主义支配的国际关系中，超越恩怨而不是在恩怨中难以自拔，常常是强者的表征。[2]
第四，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体制弊端。多年的宦海沉浮，使郭嵩焘对官场制度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曾与多位王公大臣合作，但都不顺畅，这当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官场固有的坏文化，比如，他思考后提出的“督抚同城”问题。“督抚同城，爱憎好恶之异情，宽严缓急之异用，同为君子，而意见各持，同为小人，而诪张倍出。如举一人也，此誉之，彼毁之，则是非淆；劾一人也，此远之，彼近之，则趋避易。徒令司道以下，茫然莫知适从，其君子逶迤进退以求两无所忤，其小人居间以遂其私.........是皇上设官以求治也，而督抚同城乃万无可言治。[3] 他对官场体制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一个省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类似今天的书记和省长。两个人的爱好、性格与价值观都不可能一样，合作好的很难，在施政上、用人上都可能出现分歧，一旦出现矛盾，手下人则无所适从，君子尚可以做到两不得罪，小人就会在中间搬弄是非，谋取私利。
三、郭嵩焘为什么不被后人记取和传颂？
郭嵩焘在生前就遭遇到很多骂名，身后更是谤满天下，为什么会如此？这样一位能人贤才为什么没有获得人们的尊重与怀念，没有青史留名？而直到今天才有少数人逐渐记起他。
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意思就是郭嵩焘是个知识分子，不是处理复杂事务的人，人太直，不够圆滑，不善于与人相处，得罪人多。这是他性格的原因，但仅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认识，与当时社会和朝野上下格格不入。例如，他对当时官场的批判：
郭嵩焘不止一次地感慨上下官僚“以办事为大忌，而又各怀私见，多所瞻顾，唯恐一有举措而不得保其私利”。做官的都从自己私利出发，人人但求自保，而任由天塌地陷、洪水滔天，而“朝廷专意崇尚无稽之言，以制贤人之进退。”实际上，就是批评官员不做事，懒政，如果要做事先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没有国家利益，更谈不上百姓利益；而朝廷却专门任用这样的人，这样的官场与今天是否相似？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上，人心出了问题，人们不再有诚信和操守，没有信任，因为不再自信；没有忠诚，因为朝令夕改；没有操守，因为操守常常成为生存的累赘。“朝下一令焉，迫民从之；夕下一令焉，迫民改之。”
还有，他对洋务运动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人，洋务运动本身在当时的朝野就有很大争议，何况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更进一步，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思想更加超前。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沪淞铁路事件。
当时上海港口已经对外开放，货船拥挤不堪，容纳不下，许多船只只能在吴淞口卸货，两地之间需要修一段30公里的铁路来运送货物。英国人修的这段铁路引起了“爱国愤青”的反对和抵制，清政府派出几批谈判代表与英国领事反复交涉。按当时李鸿章给出的建议：该铁路公司由中国政府照价收买，再招华股承办，这样既不损主权，也不损害洋人利益。然而，在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操作下，铁路由中国政府高价收回，一年付清，然后加以拆除。为了照顾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尊严”，“西国有心人无不窃笑”，连李鸿章都费解，这就是当时人们对洋务的态度。后来又用同样的方式毁掉了上海的电报线路。
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于办洋务过程中中国人的表现，尤其是朝廷上下的态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他说，国人可以抽洋烟，用洋钱，高兴的很，却唯独不能看到办洋务，“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而朝廷却把人们对于洋务的愤怒当做“公论”。这就属于妄议朝政，怎么能讨人喜欢？
当时的晚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由于僧格林沁抓捕残害谈判代表而导致火烧圆明园事件后，咸丰皇帝派恭亲王签订了《北京条约》，对于赔款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咸丰皇帝没当回事，但却痛心于“朕弟”让“夷酋”面见了，以为太“不成体统”；愤怒于以美国总统名义签署的国书居然敢与他平等相称，于是，咸丰在这份国书上批示：“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郭嵩焘绝对是一个另类。
待到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执掌朝政的是慈禧，可以想象，凭郭嵩焘的思想，与慈禧的认知差距，无论他如何调整，在做人做事上肯定会“身败名裂”。
郭嵩焘早就认识到，西洋绝非人们所想象的蛮夷，在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之后，更是感触深刻，这样写成的《使西纪程》，也就是出访英国的所见所闻所想，绝对地会触动国内士大夫的敏感神经，绝对是歪理邪说，再加上小人背后捣鬼，这本书被收缴销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仅如此，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点都不奇怪。
他在隐居乡野，告老还乡之后，曾经自嘲又自豪地写下了：
傲慢疏慵不失真，
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
定识人间有此人。
百年过去，人们终于记起了他。
晚清，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他具有独醒后的勇气：不妥协不退缩，不怕误解，与邪恶斗争，更不怕所谓丢冠罢职；他坚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作为，绝不尸位素餐，从他坚决辞去南书房行走就可看出来他的性格。曾国荃天真的希望看到的组合是：曾国藩作为总督，李鸿章作为巡抚，郭嵩焘管钱粮，自己提兵打仗。
郭嵩焘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这与他骨子里的自负和固执有关。但思想认识超越了传统士大夫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即独醒之累，独醒是痛苦的。
100多年后的中国，仍然是“妄人”的世界。中国至今并未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郭嵩焘是一个先知，清醒的人，独醒的人，这是一部分人在100多年后对郭嵩焘的评价，再过100年，后人如何评价今天的我们？
2022年3月13日
[1]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35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2]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28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3]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44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独醒是痛苦的
当前，难得读到一本好书，春节期间买了一本《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是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先生。该书很厚，有大量的文言文，但我还是一气把它读完了，掩卷深思，无话可说，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在昏睡，醒来的人实在太少了。
这是一本关于郭嵩焘的人物传记。那么，郭嵩焘是谁？他是怎么醒的？为什么会有独醒之累？我把这些文言文翻译一下，尽量通俗地谈谈读书体会。
近百年的晚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真正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清政府的昏庸、百姓的愚昧、社会的落后，都促使许多仁人志士去思考，去探索救亡和复兴的良策，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位先知式的人物。
郭嵩焘是谁？
郭嵩焘是晚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干部，学识渊博，官至一省巡抚、南书房行走、钦差大臣、驻英法公使，称得上位高权重，但这些并不重要，在中国官场这类官员重臣很多，重要是他的思想，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另类，称得起是一位先知。
具体来说：
1818年4月11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大户人家
20岁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
23岁时开始具备国际视野，关注对外关系；
27岁结识李鸿章；
35岁开始帮助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筹备军饷物资；
40岁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此时是咸丰7年；
曾经协助僧格林沁赴天津办理海防，后意见不和，分手；
曾经协助李鸿章筹备粮草；
46岁任广东巡抚，3年后，与总督不合，分手；回乡赋闲；
58岁，光绪元年，被太后召见，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驻英国首任公使兼驻法国公使；
1879年，光绪五年，郭嵩焘62岁，受小人构陷，辞职回国，抵达上海后，郭嵩焘没有接受总理衙门要他“前期回京”的指令，直接返乡。从此蛰居长沙，心系国事，著书立说，于1891年，74岁在长沙病逝。
郭嵩焘才是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位驻外使节，与他相比，魏源、林则徐只能称为闭着眼睛想世界的人。
他的远见卓识远超越了时代，他的思想不融于当时的社会，他依然不妥协、不退缩、不从众，特立独行，坚持真理。
他在出使英国期间与严复成为“忘年交”，严复就是那位学贯中西，把亚当·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引入中国的大学者，他比郭嵩焘小36岁，在郭嵩焘身后，严复作挽联曰：
平生蒙国士之知，如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前半句写的是知遇之恩，颂扬郭嵩焘的爱国忠心，如同晋初国士羊叔子（羊祜，羊叔子，西晋的大将军，博学能文，清廉正直）。后半句写郭嵩焘的悲惨命运，由于头脑清醒，思想超群，受到诽谤，如同楚国大夫屈原，忠贞无私，反遭谗言。严复以悼念、颂扬的方式为其鸣不平。其中，“独醒之累”是点睛之笔。
二、郭嵩焘独醒后认识到了什么？
郭嵩焘最超越时代的思想在于，他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制度建设。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他早期思想中就接受了现代文明，这一点很不容易。
郭嵩焘能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他称为“政教”。他认为，立国富强有三个层次：政教、商贾、制器。政教是根本性的；制器不用多说，造船、造炮、造枪、修铁路；商贾可以驱动两者，带来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政治制度是根本，商业是中间运作的关键，由此物质文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本末倒置，虽有短暂的繁荣，最终还是会衰败。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与郭嵩焘的思想很相近。
在这一点上，郭嵩焘超越了李鸿章。我们都知道李中堂是晚清搞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办洋务，制洋兵，发展制造业，甚至主张废科举、废八股，设洋学堂，但仅停留与此，洋为中用就是体现在“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运转”，但他没有考虑体制的变革。
其次，郭嵩焘接受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思想。
他直言，中国采矿、制造、商业，包括铁路、轮船、电报之不能兴旺，其“阻难专在官”，“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诸事一揽其权于官，而不知其有损而无益也”。[1]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造船，他在广东时，与英国领事商量设立船厂，一同建造火轮船，派一名广东绅士主持，各出资四万两，就可以造两条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搞了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而且是民营企业入股，聘请职业经理人去打理。而左宗棠日后取得了朝廷的旨意，在福州设立船政局，由沈葆桢出任大臣。极力铺张，三年才造出一艘船，已经花费百万两白银。
郭嵩焘认为，以商人为主体，以市场为轴心的商业社会，一定意味着权力的下移，意味着政治垄断的打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认知，即使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他办事守契约，郭嵩焘给自己立下的办事原则是，有约必尊，有令必行，不以“虚文相蒙”，对于洋人同样如此，也尽量让洋人知道这一点。在开展外交工作中有礼有节，不像僧格林沁那么战狼，也不像另一些大臣的软弱无能，在出使英国过程中，无论是见女王还是见首相，无论是处理纠纷还是改革开放，都是一把好手，堪称优秀的外交家。
改革开放遇到了地方士绅的阻挠，朝廷则首鼠两端，疑虑无奈，纵容迁就地方的过激反应。再加上愚民之政，无知的百姓一经煽动很容易偏执莽撞。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开展外交工作，需要勇气和智慧。
即使在今天，当一个民族过分沉溺于历史的屈辱感中，现实交往更多受制于夸张的虚荣、莫名其妙的骄傲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尊严，而不能以现实的厉害考量和理性安排作为国际关系的首要目标时，其结果也难免如此。在理性的由现实主义支配的国际关系中，超越恩怨而不是在恩怨中难以自拔，常常是强者的表征。[2]
第四，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体制弊端。多年的宦海沉浮，使郭嵩焘对官场制度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曾与多位王公大臣合作，但都不顺畅，这当然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官场固有的坏文化，比如，他思考后提出的“督抚同城”问题。“督抚同城，爱憎好恶之异情，宽严缓急之异用，同为君子，而意见各持，同为小人，而诪张倍出。如举一人也，此誉之，彼毁之，则是非淆；劾一人也，此远之，彼近之，则趋避易。徒令司道以下，茫然莫知适从，其君子逶迤进退以求两无所忤，其小人居间以遂其私.........是皇上设官以求治也，而督抚同城乃万无可言治。[3] 他对官场体制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一个省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类似今天的书记和省长。两个人的爱好、性格与价值观都不可能一样，合作好的很难，在施政上、用人上都可能出现分歧，一旦出现矛盾，手下人则无所适从，君子尚可以做到两不得罪，小人就会在中间搬弄是非，谋取私利。
三、郭嵩焘为什么不被后人记取和传颂？
郭嵩焘在生前就遭遇到很多骂名，身后更是谤满天下，为什么会如此？这样一位能人贤才为什么没有获得人们的尊重与怀念，没有青史留名？而直到今天才有少数人逐渐记起他。
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意思就是郭嵩焘是个知识分子，不是处理复杂事务的人，人太直，不够圆滑，不善于与人相处，得罪人多。这是他性格的原因，但仅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认识，与当时社会和朝野上下格格不入。例如，他对当时官场的批判：
郭嵩焘不止一次地感慨上下官僚“以办事为大忌，而又各怀私见，多所瞻顾，唯恐一有举措而不得保其私利”。做官的都从自己私利出发，人人但求自保，而任由天塌地陷、洪水滔天，而“朝廷专意崇尚无稽之言，以制贤人之进退。”实际上，就是批评官员不做事，懒政，如果要做事先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本没有国家利益，更谈不上百姓利益；而朝廷却专门任用这样的人，这样的官场与今天是否相似？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上，人心出了问题，人们不再有诚信和操守，没有信任，因为不再自信；没有忠诚，因为朝令夕改；没有操守，因为操守常常成为生存的累赘。“朝下一令焉，迫民从之；夕下一令焉，迫民改之。”
还有，他对洋务运动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人，洋务运动本身在当时的朝野就有很大争议，何况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更进一步，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思想更加超前。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沪淞铁路事件。
当时上海港口已经对外开放，货船拥挤不堪，容纳不下，许多船只只能在吴淞口卸货，两地之间需要修一段30公里的铁路来运送货物。英国人修的这段铁路引起了“爱国愤青”的反对和抵制，清政府派出几批谈判代表与英国领事反复交涉。按当时李鸿章给出的建议：该铁路公司由中国政府照价收买，再招华股承办，这样既不损主权，也不损害洋人利益。然而，在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操作下，铁路由中国政府高价收回，一年付清，然后加以拆除。为了照顾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尊严”，“西国有心人无不窃笑”，连李鸿章都费解，这就是当时人们对洋务的态度。后来又用同样的方式毁掉了上海的电报线路。
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于办洋务过程中中国人的表现，尤其是朝廷上下的态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他说，国人可以抽洋烟，用洋钱，高兴的很，却唯独不能看到办洋务，“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而朝廷却把人们对于洋务的愤怒当做“公论”。这就属于妄议朝政，怎么能讨人喜欢？
当时的晚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虚幻中，由于僧格林沁抓捕残害谈判代表而导致火烧圆明园事件后，咸丰皇帝派恭亲王签订了《北京条约》，对于赔款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咸丰皇帝没当回事，但却痛心于“朕弟”让“夷酋”面见了，以为太“不成体统”；愤怒于以美国总统名义签署的国书居然敢与他平等相称，于是，咸丰在这份国书上批示：“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郭嵩焘绝对是一个另类。
待到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执掌朝政的是慈禧，可以想象，凭郭嵩焘的思想，与慈禧的认知差距，无论他如何调整，在做人做事上肯定会“身败名裂”。
郭嵩焘早就认识到，西洋绝非人们所想象的蛮夷，在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之后，更是感触深刻，这样写成的《使西纪程》，也就是出访英国的所见所闻所想，绝对地会触动国内士大夫的敏感神经，绝对是歪理邪说，再加上小人背后捣鬼，这本书被收缴销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仅如此，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点都不奇怪。
他在隐居乡野，告老还乡之后，曾经自嘲又自豪地写下了：
傲慢疏慵不失真，
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
定识人间有此人。
百年过去，人们终于记起了他。
晚清，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他具有独醒后的勇气：不妥协不退缩，不怕误解，与邪恶斗争，更不怕所谓丢冠罢职；他坚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作为，绝不尸位素餐，从他坚决辞去南书房行走就可看出来他的性格。曾国荃天真的希望看到的组合是：曾国藩作为总督，李鸿章作为巡抚，郭嵩焘管钱粮，自己提兵打仗。
郭嵩焘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这与他骨子里的自负和固执有关。但思想认识超越了传统士大夫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即独醒之累，独醒是痛苦的。
100多年后的中国，仍然是“妄人”的世界。中国至今并未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郭嵩焘是一个先知，清醒的人，独醒的人，这是一部分人在100多年后对郭嵩焘的评价，再过100年，后人如何评价今天的我们？
2022年3月13日
[1]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35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2]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28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3]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144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21年1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