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权力与繁荣》
以下文章选自《广外财税》
权力与繁荣
财政1901 洪硕
引言
本书作者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曼瑟·奥尔森。该书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奥尔森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制度和政府之下，经济才会繁荣，即民主的权力更容易导致繁荣。
对于奥尔森教授而言，标准的经济理论，犹如一只完美的凳子，却缺了一只腿。这条腿就存在于经济分析依赖的社会环境中，并且是如此的常见，然而经济理论和教科书却不曾有过它的身影。这条缺失了的腿是什么呢？奥尔森给出了回答——权力，一种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
在关于繁荣的谈论中，人们一致同意当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创造而不是去攫取的时候社会将会走向繁荣，而当攫取相对于生产和互利性交易行为能获益更多时，社会将走向低谷。现实的困境是，个人和公司在沿着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行事，而各种掠夺行为却阻碍着投资、贸易和专业化。我们不禁疑惑是什么力量让社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权力用于创造和用于掠夺的分水岭在哪？
权力的逻辑
为了理解权力的逻辑，奥尔森用他首创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细致地考察了专制的产生。奥尔森首先用一个人口密集地的社区小偷作比喻，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条件下，考察小偷的偷窃逻辑：假设对于一百万人的群体而言，小偷的个人行为微不足道，即使小偷进行偷窃，社会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损失；而对于小偷个人而言，放弃偷窃，将失去全部偷窃所得，他个人有百分之百的个人福利损失。百万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损失对他造成的影响与百分百的个人所得相比较而言显得微不足道，理性的小偷没有理由放弃偷窃。
当小偷有能力控制势力范围内的犯罪后，小偷在其势力范围内是不会纵容任何犯罪的，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小偷的转变是基于善良，不过小偷能够从促进商业和安全的居住环境中获利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盗窃横行的最后结果只是商业无利可图，居民纷纷搬走，而小偷通过提供对他人的保护不仅能降低了“人人防盗”的消耗，也能实现小偷的最大化收益。并且社区商业和居住环境越好，保护费越可观。所以当小偷和居民基于同方向的利益变化变得联系紧密的时候，社区的繁荣就有望出现。在有了这个简单的逻辑后，进一步考察专政的出现就变得容易。
把小偷扩大为匪帮，在混乱的情况下，当匪帮获得了哪怕很少的劫掠物就能占领一块土地，并把其他的匪帮赶出这块地盘，那么他就能控制这块地盘的犯罪，并因此而成为固定的匪帮，进而获得更多的持久利益。它的转变并非是仅仅为了攫取先前其他匪帮的份额，而是为了获得共容利益——匪帮首脑会发现，作为唯一的征税人，只要不做杀鸡取卵的蠢事，把保护费税率从100%下降到90%时，领地内产出将会增加，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匪首有足够的动机减税，以增加自己的收益，直到减税的边际损失等于边际收益为止。匪首还将发现，提供防卫，防洪，瘟疫防治等公共物品能提高领地的生产率，进而提高自己的收益。匪首有足够的动机去提供公共物品，直到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领地的繁荣与否，和固匪的收益有很强的同向性：它获取了社会总产出很大的份额，同时随着领地产出的减少遭受极大的损失，鉴于匪帮的共容利益，领地内臣民也乐于接受固匪的统治，至少接受固匪的剥削会比无政府状态下流匪的打家劫舍要强。固匪也乐于头戴皇冠，提供公共物品。
从流匪到固匪的过渡，就是专制的诞生。其过程激励动机发生改变，却和良好的愿望无关，当权力从破坏性使用转到建设性使用的时候，结果的改善就会产生。而激励性动机的改变起因于共容利益，即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者某个拥有高度一致性利益的团队，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
因此，更大范围的共容利益，尽管是自私的，却也会关注社会的总体效益，以致剩下的少数也能受到不经意的同等关注。而在前面提到的匪帮模型的论述中，奥尔森指出，当固匪采取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时，实际上已经退回到了流匪的角色，这很可能导致统治的崩溃。只有固匪采取长远的目光让其臣民相信个人的私人财产权利会得到永久的保护，不被充公，不被偷窃。否则，将没有人有动机去促进生产，更无望奢求长远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匪首的税收损失。因此，只有能够提供和平的秩序、稳定的货币以及社会更加公正地执行契约，臣民才有动机去最大化社会生产，最终达到臣民和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
小感
阅读《权力与繁荣》，能够体会到奥尔森的尖锐睿智。但对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体，流匪固匪模型简约的处理总会显得有些过于简单。毕竟，针对国家的讨论并不能仅仅是对统治阶级代理人的讨论。即便如此，静态的讨论如果没有动态化，那么统治层与被统治层内外部的流动就变得不可捉摸。然而作为一代经典，《权力与繁荣》的确能给人带来不可多得的启迪与感悟。
作者:（美）曼瑟・奥尔森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4
往期回顾
权力与繁荣
财政1901 洪硕
引言
本书作者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曼瑟·奥尔森。该书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奥尔森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制度和政府之下，经济才会繁荣，即民主的权力更容易导致繁荣。
对于奥尔森教授而言，标准的经济理论，犹如一只完美的凳子，却缺了一只腿。这条腿就存在于经济分析依赖的社会环境中，并且是如此的常见，然而经济理论和教科书却不曾有过它的身影。这条缺失了的腿是什么呢？奥尔森给出了回答——权力，一种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
在关于繁荣的谈论中，人们一致同意当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创造而不是去攫取的时候社会将会走向繁荣，而当攫取相对于生产和互利性交易行为能获益更多时，社会将走向低谷。现实的困境是，个人和公司在沿着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行事，而各种掠夺行为却阻碍着投资、贸易和专业化。我们不禁疑惑是什么力量让社会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权力用于创造和用于掠夺的分水岭在哪？
权力的逻辑
为了理解权力的逻辑，奥尔森用他首创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细致地考察了专制的产生。奥尔森首先用一个人口密集地的社区小偷作比喻，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条件下，考察小偷的偷窃逻辑：假设对于一百万人的群体而言，小偷的个人行为微不足道，即使小偷进行偷窃，社会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损失；而对于小偷个人而言，放弃偷窃，将失去全部偷窃所得，他个人有百分之百的个人福利损失。百万分之一的社会福利损失对他造成的影响与百分百的个人所得相比较而言显得微不足道，理性的小偷没有理由放弃偷窃。
当小偷有能力控制势力范围内的犯罪后，小偷在其势力范围内是不会纵容任何犯罪的，尽管我们不能期望小偷的转变是基于善良，不过小偷能够从促进商业和安全的居住环境中获利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盗窃横行的最后结果只是商业无利可图，居民纷纷搬走，而小偷通过提供对他人的保护不仅能降低了“人人防盗”的消耗，也能实现小偷的最大化收益。并且社区商业和居住环境越好，保护费越可观。所以当小偷和居民基于同方向的利益变化变得联系紧密的时候，社区的繁荣就有望出现。在有了这个简单的逻辑后，进一步考察专政的出现就变得容易。
把小偷扩大为匪帮，在混乱的情况下，当匪帮获得了哪怕很少的劫掠物就能占领一块土地，并把其他的匪帮赶出这块地盘，那么他就能控制这块地盘的犯罪，并因此而成为固定的匪帮，进而获得更多的持久利益。它的转变并非是仅仅为了攫取先前其他匪帮的份额，而是为了获得共容利益——匪帮首脑会发现，作为唯一的征税人，只要不做杀鸡取卵的蠢事，把保护费税率从100%下降到90%时，领地内产出将会增加，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匪首有足够的动机减税，以增加自己的收益，直到减税的边际损失等于边际收益为止。匪首还将发现，提供防卫，防洪，瘟疫防治等公共物品能提高领地的生产率，进而提高自己的收益。匪首有足够的动机去提供公共物品，直到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领地的繁荣与否，和固匪的收益有很强的同向性：它获取了社会总产出很大的份额，同时随着领地产出的减少遭受极大的损失，鉴于匪帮的共容利益，领地内臣民也乐于接受固匪的统治，至少接受固匪的剥削会比无政府状态下流匪的打家劫舍要强。固匪也乐于头戴皇冠，提供公共物品。
从流匪到固匪的过渡，就是专制的诞生。其过程激励动机发生改变，却和良好的愿望无关，当权力从破坏性使用转到建设性使用的时候，结果的改善就会产生。而激励性动机的改变起因于共容利益，即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者某个拥有高度一致性利益的团队，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
因此，更大范围的共容利益，尽管是自私的，却也会关注社会的总体效益，以致剩下的少数也能受到不经意的同等关注。而在前面提到的匪帮模型的论述中，奥尔森指出，当固匪采取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时，实际上已经退回到了流匪的角色，这很可能导致统治的崩溃。只有固匪采取长远的目光让其臣民相信个人的私人财产权利会得到永久的保护，不被充公，不被偷窃。否则，将没有人有动机去促进生产，更无望奢求长远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匪首的税收损失。因此，只有能够提供和平的秩序、稳定的货币以及社会更加公正地执行契约，臣民才有动机去最大化社会生产，最终达到臣民和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
小感
阅读《权力与繁荣》，能够体会到奥尔森的尖锐睿智。但对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体，流匪固匪模型简约的处理总会显得有些过于简单。毕竟，针对国家的讨论并不能仅仅是对统治阶级代理人的讨论。即便如此，静态的讨论如果没有动态化，那么统治层与被统治层内外部的流动就变得不可捉摸。然而作为一代经典，《权力与繁荣》的确能给人带来不可多得的启迪与感悟。
作者:（美）曼瑟・奥尔森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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