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 | 蒋礼鸿：读书隅见
以下文章选自《语言学》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喜欢我们文章的话，点击上方“语言学”→点击右上角“...”→“设为星标”哦！不再错过精彩内容！
编者按：本文原载《治学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又收入《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文章最后提到夏承焘先生画圈批注，今以下划线替代圆圈。原文有注释，今删去。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
蒋礼鸿与盛静霞
蒋礼鸿：读书隅见
我读书近三十年了，似乎天天在读书，看的书也很广泛，上自《十三经》，下至笔记小说，样样都读。但仔细计算起来，扎扎实实地看的书却不多，浪费了不少光阴，因此，可谈的经验很少。而且我自己是搞语言的，谈的东西也不一定对大家都适用。下面谈的只是我个人一些看法。
我觉得读书首先要“立本”。什么叫做“本”呢？就是根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基础”。要给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规定一个范围很困难，从客观的需要来说，我以为搞文学的人，至少应了解古代的文学批评，搞语言的就必须读王念孙、段玉裁、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专业基础之先还有共同的基础，就是那些感性材料，即古代若干影响深远的作品，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庄子》、《荀子》、唐诗、宋词和元曲等。尤其是《论语》、《孟子》，无论是搞文学、语言、历史、政治或哲学的人都需要熟悉。《诗经》、《楚辞》等也不可忽略。如果有人以为搞元曲，可以不读元以前的著作，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在元曲里，许多词句都出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如《西厢记·长亭》中的“碧云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的词来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也是有继承性的，《长亭》里的“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化出来的。因此说，研究文学，不管你是搞先秦或是搞汉魏六朝，抑或元明，要说可以不念唐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各个专业不同和分段有别，要求与轻重可以不同。
基础书，在一定范围内的都要掌握，但即使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书目，开出来也会使人吃惊。不过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须适当安排时间，一本本的从头看上一遍。研究生修业时间有限，然而一些历来为人称道不朽的书，表示它已经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一定要熟悉，然后才可以搞自己的专业。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尤其要抓紧三十岁以前的时间，因为这一段时间精力充沛，记忆力又强，又有条件把精力集中起来。三十岁以后，工作、家庭等问题都来了，头绪纷繁，思想也容易分散了。吴草庐的诗道：“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三十岁后不要用功。刘向《说苑》里讲：“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也是个“明”；但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青年时代究竟是应该十分珍惜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在课堂上讲课，引述的东西也不少，似乎相当熟悉，这些大都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弄熟的。现在读书虽可强记，但转背就会忘记；而年青时读的书就不容易忘掉。所以青年要赶早用些书本的功夫。搞语言的，《广韵》的反切、韵部等一定要逐一细读，不能只了解个大概；《说文》也要一字一字地读透。搞文学则某些大家象杜甫的名篇都要求能背，至少得提到头，知道尾；说到上句，能接下句。
夏瞿禅师的报告中提到了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约御博”，就是说确定了研究的中心，然后推广学习面，以约始而以博终。我以为这个意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有很好的理解。这就是“本”。比如杜甫，他是唐诗中之集大成者，他之所以成为杜甫，当然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他特有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他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吸收了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以为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又以为王、杨“劣于汉魏近风骚”。他欣赏庾信、鲍照、阴铿这些六朝的作家，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从风骚、汉魏初唐的作家，杜甫都有研究，并都有深入了解。他继承了过去的成就，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因此，要研究杜诗，就不能不熟悉唐以前的文学以及杜甫所处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道路。研究李白也是这样：李白是反对齐梁文学的，然而他对齐梁下过一番工夫，正因为他深懂齐梁文学，所以他能有力地反对那些齐梁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同时他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他不反对谢朓，“一生低首谢宣城”，“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不是谢惠连），可见他对谢朓的倾倒。他作过《拟恨赋》，模仿了江淹的《恨赋》，不管《拟恨赋》的得失高下，可见他确是对齐梁文学下过工夫。这些都说明，要研究杜甫、李白，先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十分“约”的，先要来个“小博”，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以约御博”，而求“大博”。
确定专业的道路不要过早，先应该是把与我研究有关的知识都掌握，至少当懂得十之七八。我写过一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本小书谈不上什么博，可是除常用的经书、四史、名家诗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订时，也牵涉到一百三十种左右的书。我想，搞唐朝词汇，最好全部唐朝的书都要读过，而我现在还差得很远。这是有目的的博。所以博有两个步骤：开头打基础时为“小博”；第二步“以约御博”为“大博”。深和广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学基础知识应有耐心，读书固然要谈功利，但功利观念不要太窄。读书贵在“沉潜”，就是要踏踏实实，专心致志。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读。不要在开始读的时候就考虑这些可以做什么论文的问题，要知道做一篇“论文”是容易的，而要做一篇好的论文却不是件易事。我们曾经在报刊上看到过一些论文，其做法是把某人的集子拿来，按内容分门别类，加上“人民性”、“进步性”的标签，戴之以“爱国主义”、“革命的什么主义”的帽子，就完成了一篇“论文”。这种论文并不难做，让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写的人也似乎就是专家，但我奉劝诸位不要希图做这样便宜的专家。
“沉潜”和“高明”也是相联系的。从前人讲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说“南学清通简要，北学枝叶芜深”。清通简要有似乎约，枝叶芜深有似乎博。但沉潜不是“芜”，清通也不是“陋”。“以约御博”，这里的博不是浮、泛，而是对于自己所学有关的各个方面加以深入钻研。许多东西都是围绕一点而攻尖的，许多东西是博，围绕一点是约，深入钻研就是“沉潜”。青年人往往沉不住气，急于求成，进取心很锐，搞不出东西就火热化为冰冷。“恨死掷去不回顾”，那就前功尽弃，无成功之可言了。不要觉得自己一时还无成就而放弃学习，每天学一点，积累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加以思考的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会有所悟解，那就是化“沉潜”为“高明”了。“高明”是从“沉潜”出来的，如果一开始就从事于“高明”，那是靠不住的。
我搞变文的字义，《王昭君变文》里有写昭君病危时的两句诗：“五神俱总散，四代的危危”，“四代”二字意义不明，看了几遍都不懂，只好放着。后来书看得多了，从旁的变文中，我悟出了一条通例：唐代俗文学写本“大、代、待”通用，“四代”即“四大”，四大就是身体。做这一结论，我所根据的材料是：
《太子成道经》：“地、水、火、风，四大成身。”
《李陵变文》：“陵家历大（代）为君将，世世从君为国征。”
《八相变文》：“三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周旋……未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大基（待机）缘？”
《破魔变文》：“三代（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周圆……以（拟）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待几（机）缘？”
《舜子变文》：“是你怨家修仓，须得两个笠子。大（待）伊怨家上仓，不计是两个笠，四十个笠子也须烧死。”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众生大（待）拟出兴，未知谁人救拔？”
不知名变文：“白日起□无饭吃，夜头拟卧没毡眠。大（待）拟夫妻展脚睡，冻来直□野鸡盘。”
变文以外，唐崔令钦《教坊记》的“大面”戏，《旧唐书·音乐志》称为“代面”。“大面”起于北齐兰陵王长恭，长恭勇敢善战，而貌似妇人，自谦不足以威慑敌人，所以刻木为假面，上阵时戴上。据此，“大面”本来是“代面”，“大”是“代”的同音通用字，是没有疑问的；那末“大”、“代”当然也能互用。
我读完了九百多页的《敦煌变文集》，从许多字的应用中，得到启发，又证之以变文以外的材料，才慢慢地肯定了这些字的意义。虽然发现的东西很微小，得到的结论却是牢固的，通过自己的思维劳动，有本证、旁证，是推不翻的。所以读不能理解的东西时，一定要反复的读，并与有关的地方联系起来。最怕的是检来、听来，不经过自己劳动而来。
运用思考有个标准：“平实”。真正是心得，拿出来是会叫人感到“出人意外”的，但又必定会“入人意中”。这不是什么戏法、花样，而是平平实实的东西，只是从平实中方能追求高明。有些学者危言耸听，标新立异，不顾是否切于事理。只有没有站定脚跟的人会羡慕这样的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论怎样出人意外，都必须入人意中。任何事物都有客观的是非，我说了“代、大、待”在变文中通用，只不过是还了客观事物的原来面目。而我反复地读变文，是我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决不能随意摆布客观，主观地“创造”些什么出来。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抱着一鸣惊人的思想去做学问，那会使你走到偏路上去的。宁可表现得笨一些，做学问一定要老老实实。
做学问要有人指导，请教老师、首先是接受指导，读过去学者的著作也是接受指导。对待指导的态度我以为有个“虚实”关系。“虚”是虚心学习，“实”是实实在在地实践。我对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学者是崇拜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指导了我们做学问的路。对前人的成绩要肯定，以为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就谈不上虚心学习了。不过我们在虚心学习时也不能忘了自己走路，用自己的学习所得来检查老师讲的和学到的东西。首先要虚心，可是不能盲从。佛家有两句话：“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走路的方法可供参考，路要自己找来走，指导者不能代走路。走路也会走弯路、走小路，还可能会摔跤，但总走了路。走几步是几步，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心得。
我搞校勘，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有许多地方说，王念孙、王引之……的说法“非也”。有他们的“非”，当然有我的“是”。这“是”是我在学习他们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收获，我不能推翻他们的成就，他们毕竟在校勘学上开辟了康庄大路，树立了规模，这不过说明我没有抄他们，而是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他们的学问，自己有点收获罢了。
最后我要说，做学问是件快乐的事。陈伯达教授说：做学问要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这句话，可以体现读书的刻苦性，但读书又是件快乐的事，我愿意和大家共勉的是“乐业”。做学问总得尝些苦味，但如果能用些工夫，经过思考，有所领悟，在苦的同时便会做出一些乐趣来。我读了近三十年书，浪费时间不少，现在也不能说走对了路，但我还是有乐的时候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地狱旁边就是天堂，而天堂是要我们自己走过去的。今天我们完成学习任务是应该的，而且是自愿的，“乐业”当然也是必然的。
另外，再谈两个具体问题：
一、怎样扫除文字障碍。文字障碍有两种：一是一般的障碍，如《古文观止》中的文字障碍。一是高级的障碍，如《尚书》、《礼记》、元曲等书中的文字障碍。一般的障碍要扫除，方法还是熟读深思。苏东坡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态度要放谦虚些，不能以大体懂得就满足。要看得见还有不懂之处，才能真的扫除障碍。《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仙人那里学会了直走过墙的本领，试给人看，他低着头奔向墙壁，结果碰了个大疙瘩。如果他奔过去时抬头看一看，他是不会吃这个亏的。熟读深思以外，最好读旧注，旧注能帮助我们懂得使用工具书的方法。我读大学时，一开始帮助钟钟山师整理他的著作《荀子订补》，我读完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我知道了如何去和其他先秦诸子的材料相印证，懂得了使用《太平御览》、《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等工具书，也懂得了如何运用《说文》、《尔雅》。假如我们去读一些诗文集的旧注，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王琦的《李太白集辑注》之类，就能知道许多典故，也能从注解中找到运用工具书的方法。譬如说，关于端午的典故，我们可能在这些注解中看见提到元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因而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节令的典故可以到《岁时广记》中去找。
要扫除文字障碍，当然也要使用工具书。从旧注中可以知道哪些工具书；具备一些目录学知识，也可以知道有哪些工具书，知道到哪些地方去找材料。目录学这里不多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能给我们初步的目录学知识的。
使用工具书，也不能太信任它，因为工具书是死的，阅读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比如“苏张”，在《辞海》、《辞源》之类的书里当然解释作苏秦、张仪，但郑珍的《夜起》诗：“苏张恍惚在人世，但见藻荇仍纵横。”却用的是苏东坡与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事。这就是辞书中找不到的了。更有一点，工具书常常是辗转相抄而没有核对原材料的，有时会把书名、字句弄错，因此，只能当作搜寻、核对材料的线索，不能当作根据。
二、怎样记笔记。笔记有几种：一种是属于资料性的。其中又有索引性的，看到某些材料要记下它的出处，就记上个某书某篇某页。有摘录性的，有些难得的材料，非抄下来不可，就整段或整篇的抄；看到某些有用的文章，为了抓住要点，以免重读之烦，就可以作提要。提要要选有用的文章，否则是浪费时间的。还有一种是摘录对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材料。材料积累得完备了，就可以成为你的长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你的专题著作。一种是属于质疑性的，把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某些线索，即使是不完全的，也记下来，以备作进一步的思考，我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最后有一篇《变文字义待质录》，汇记不能解释的字义，一方面作为继续思考的备忘，一方面也可以向对此有研究、有兴趣的同志请教。事实说明，这是对我有帮助的。一种是心得笔记。这种笔记就应该向夏瞿禅师所说的“小而少”，要把自己真正的心得记下。所谓心得，就是经过自己劳动的独特见解。当然自己的心得也许在别人是常识，那不要紧，独特是个人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有了这个独特，进之不已，又有这一个那一个独特，就能提高一步了。以上三种，就是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
要不要做卡片，这是随人喜欢的。本子剪开来就是卡片，卡片订起来就是本子，其中没有多大差别。在许多前辈，他们喜欢以批注代笔记，把心得、数据、质疑写在有关的书头或行间，还可以在书中做记号。例如夏瞿禅师批的《漱玉词》，在一首《殢人娇》里圈了这样四个圈子：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中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这四个圈子表明，李清照这首词的上下片相对应的这四个地方都是用的去声。有了一套记号，可以很经济地揭示要点。这些批注和标记，跟读的书结合得很密切，因而对研究也很便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笔记”。
再来一个最后，“三十年前好用功”，只是说要充分利用时间，请勿忘记我们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
来源：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
编辑：张敏
审核：高照
审阅：洪帅
END
扫码关注我们
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既可意会 也要言传
转发请注明
来自“语言学”公众号
点个在看 再走吧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喜欢我们文章的话，点击上方“语言学”→点击右上角“...”→“设为星标”哦！不再错过精彩内容！
编者按：本文原载《治学偶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又收入《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文章最后提到夏承焘先生画圈批注，今以下划线替代圆圈。原文有注释，今删去。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
蒋礼鸿与盛静霞
蒋礼鸿：读书隅见
我读书近三十年了，似乎天天在读书，看的书也很广泛，上自《十三经》，下至笔记小说，样样都读。但仔细计算起来，扎扎实实地看的书却不多，浪费了不少光阴，因此，可谈的经验很少。而且我自己是搞语言的，谈的东西也不一定对大家都适用。下面谈的只是我个人一些看法。
我觉得读书首先要“立本”。什么叫做“本”呢？就是根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基础”。要给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规定一个范围很困难，从客观的需要来说，我以为搞文学的人，至少应了解古代的文学批评，搞语言的就必须读王念孙、段玉裁、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专业基础之先还有共同的基础，就是那些感性材料，即古代若干影响深远的作品，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庄子》、《荀子》、唐诗、宋词和元曲等。尤其是《论语》、《孟子》，无论是搞文学、语言、历史、政治或哲学的人都需要熟悉。《诗经》、《楚辞》等也不可忽略。如果有人以为搞元曲，可以不读元以前的著作，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在元曲里，许多词句都出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如《西厢记·长亭》中的“碧云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的词来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也是有继承性的，《长亭》里的“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化出来的。因此说，研究文学，不管你是搞先秦或是搞汉魏六朝，抑或元明，要说可以不念唐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各个专业不同和分段有别，要求与轻重可以不同。
基础书，在一定范围内的都要掌握，但即使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书目，开出来也会使人吃惊。不过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须适当安排时间，一本本的从头看上一遍。研究生修业时间有限，然而一些历来为人称道不朽的书，表示它已经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一定要熟悉，然后才可以搞自己的专业。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尤其要抓紧三十岁以前的时间，因为这一段时间精力充沛，记忆力又强，又有条件把精力集中起来。三十岁以后，工作、家庭等问题都来了，头绪纷繁，思想也容易分散了。吴草庐的诗道：“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三十岁后不要用功。刘向《说苑》里讲：“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也是个“明”；但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青年时代究竟是应该十分珍惜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在课堂上讲课，引述的东西也不少，似乎相当熟悉，这些大都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弄熟的。现在读书虽可强记，但转背就会忘记；而年青时读的书就不容易忘掉。所以青年要赶早用些书本的功夫。搞语言的，《广韵》的反切、韵部等一定要逐一细读，不能只了解个大概；《说文》也要一字一字地读透。搞文学则某些大家象杜甫的名篇都要求能背，至少得提到头，知道尾；说到上句，能接下句。
夏瞿禅师的报告中提到了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约御博”，就是说确定了研究的中心，然后推广学习面，以约始而以博终。我以为这个意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有很好的理解。这就是“本”。比如杜甫，他是唐诗中之集大成者，他之所以成为杜甫，当然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他特有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他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吸收了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以为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又以为王、杨“劣于汉魏近风骚”。他欣赏庾信、鲍照、阴铿这些六朝的作家，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从风骚、汉魏初唐的作家，杜甫都有研究，并都有深入了解。他继承了过去的成就，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因此，要研究杜诗，就不能不熟悉唐以前的文学以及杜甫所处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道路。研究李白也是这样：李白是反对齐梁文学的，然而他对齐梁下过一番工夫，正因为他深懂齐梁文学，所以他能有力地反对那些齐梁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同时他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他不反对谢朓，“一生低首谢宣城”，“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不是谢惠连），可见他对谢朓的倾倒。他作过《拟恨赋》，模仿了江淹的《恨赋》，不管《拟恨赋》的得失高下，可见他确是对齐梁文学下过工夫。这些都说明，要研究杜甫、李白，先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十分“约”的，先要来个“小博”，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以约御博”，而求“大博”。
确定专业的道路不要过早，先应该是把与我研究有关的知识都掌握，至少当懂得十之七八。我写过一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本小书谈不上什么博，可是除常用的经书、四史、名家诗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订时，也牵涉到一百三十种左右的书。我想，搞唐朝词汇，最好全部唐朝的书都要读过，而我现在还差得很远。这是有目的的博。所以博有两个步骤：开头打基础时为“小博”；第二步“以约御博”为“大博”。深和广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学基础知识应有耐心，读书固然要谈功利，但功利观念不要太窄。读书贵在“沉潜”，就是要踏踏实实，专心致志。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读。不要在开始读的时候就考虑这些可以做什么论文的问题，要知道做一篇“论文”是容易的，而要做一篇好的论文却不是件易事。我们曾经在报刊上看到过一些论文，其做法是把某人的集子拿来，按内容分门别类，加上“人民性”、“进步性”的标签，戴之以“爱国主义”、“革命的什么主义”的帽子，就完成了一篇“论文”。这种论文并不难做，让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写的人也似乎就是专家，但我奉劝诸位不要希图做这样便宜的专家。
“沉潜”和“高明”也是相联系的。从前人讲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说“南学清通简要，北学枝叶芜深”。清通简要有似乎约，枝叶芜深有似乎博。但沉潜不是“芜”，清通也不是“陋”。“以约御博”，这里的博不是浮、泛，而是对于自己所学有关的各个方面加以深入钻研。许多东西都是围绕一点而攻尖的，许多东西是博，围绕一点是约，深入钻研就是“沉潜”。青年人往往沉不住气，急于求成，进取心很锐，搞不出东西就火热化为冰冷。“恨死掷去不回顾”，那就前功尽弃，无成功之可言了。不要觉得自己一时还无成就而放弃学习，每天学一点，积累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加以思考的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会有所悟解，那就是化“沉潜”为“高明”了。“高明”是从“沉潜”出来的，如果一开始就从事于“高明”，那是靠不住的。
我搞变文的字义，《王昭君变文》里有写昭君病危时的两句诗：“五神俱总散，四代的危危”，“四代”二字意义不明，看了几遍都不懂，只好放着。后来书看得多了，从旁的变文中，我悟出了一条通例：唐代俗文学写本“大、代、待”通用，“四代”即“四大”，四大就是身体。做这一结论，我所根据的材料是：
《太子成道经》：“地、水、火、风，四大成身。”
《李陵变文》：“陵家历大（代）为君将，世世从君为国征。”
《八相变文》：“三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周旋……未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大基（待机）缘？”
《破魔变文》：“三代（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周圆……以（拟）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待几（机）缘？”
《舜子变文》：“是你怨家修仓，须得两个笠子。大（待）伊怨家上仓，不计是两个笠，四十个笠子也须烧死。”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众生大（待）拟出兴，未知谁人救拔？”
不知名变文：“白日起□无饭吃，夜头拟卧没毡眠。大（待）拟夫妻展脚睡，冻来直□野鸡盘。”
变文以外，唐崔令钦《教坊记》的“大面”戏，《旧唐书·音乐志》称为“代面”。“大面”起于北齐兰陵王长恭，长恭勇敢善战，而貌似妇人，自谦不足以威慑敌人，所以刻木为假面，上阵时戴上。据此，“大面”本来是“代面”，“大”是“代”的同音通用字，是没有疑问的；那末“大”、“代”当然也能互用。
我读完了九百多页的《敦煌变文集》，从许多字的应用中，得到启发，又证之以变文以外的材料，才慢慢地肯定了这些字的意义。虽然发现的东西很微小，得到的结论却是牢固的，通过自己的思维劳动，有本证、旁证，是推不翻的。所以读不能理解的东西时，一定要反复的读，并与有关的地方联系起来。最怕的是检来、听来，不经过自己劳动而来。
运用思考有个标准：“平实”。真正是心得，拿出来是会叫人感到“出人意外”的，但又必定会“入人意中”。这不是什么戏法、花样，而是平平实实的东西，只是从平实中方能追求高明。有些学者危言耸听，标新立异，不顾是否切于事理。只有没有站定脚跟的人会羡慕这样的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论怎样出人意外，都必须入人意中。任何事物都有客观的是非，我说了“代、大、待”在变文中通用，只不过是还了客观事物的原来面目。而我反复地读变文，是我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决不能随意摆布客观，主观地“创造”些什么出来。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抱着一鸣惊人的思想去做学问，那会使你走到偏路上去的。宁可表现得笨一些，做学问一定要老老实实。
做学问要有人指导，请教老师、首先是接受指导，读过去学者的著作也是接受指导。对待指导的态度我以为有个“虚实”关系。“虚”是虚心学习，“实”是实实在在地实践。我对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学者是崇拜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指导了我们做学问的路。对前人的成绩要肯定，以为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就谈不上虚心学习了。不过我们在虚心学习时也不能忘了自己走路，用自己的学习所得来检查老师讲的和学到的东西。首先要虚心，可是不能盲从。佛家有两句话：“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走路的方法可供参考，路要自己找来走，指导者不能代走路。走路也会走弯路、走小路，还可能会摔跤，但总走了路。走几步是几步，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心得。
我搞校勘，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有许多地方说，王念孙、王引之……的说法“非也”。有他们的“非”，当然有我的“是”。这“是”是我在学习他们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收获，我不能推翻他们的成就，他们毕竟在校勘学上开辟了康庄大路，树立了规模，这不过说明我没有抄他们，而是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他们的学问，自己有点收获罢了。
最后我要说，做学问是件快乐的事。陈伯达教授说：做学问要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这句话，可以体现读书的刻苦性，但读书又是件快乐的事，我愿意和大家共勉的是“乐业”。做学问总得尝些苦味，但如果能用些工夫，经过思考，有所领悟，在苦的同时便会做出一些乐趣来。我读了近三十年书，浪费时间不少，现在也不能说走对了路，但我还是有乐的时候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地狱旁边就是天堂，而天堂是要我们自己走过去的。今天我们完成学习任务是应该的，而且是自愿的，“乐业”当然也是必然的。
另外，再谈两个具体问题：
一、怎样扫除文字障碍。文字障碍有两种：一是一般的障碍，如《古文观止》中的文字障碍。一是高级的障碍，如《尚书》、《礼记》、元曲等书中的文字障碍。一般的障碍要扫除，方法还是熟读深思。苏东坡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态度要放谦虚些，不能以大体懂得就满足。要看得见还有不懂之处，才能真的扫除障碍。《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仙人那里学会了直走过墙的本领，试给人看，他低着头奔向墙壁，结果碰了个大疙瘩。如果他奔过去时抬头看一看，他是不会吃这个亏的。熟读深思以外，最好读旧注，旧注能帮助我们懂得使用工具书的方法。我读大学时，一开始帮助钟钟山师整理他的著作《荀子订补》，我读完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我知道了如何去和其他先秦诸子的材料相印证，懂得了使用《太平御览》、《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等工具书，也懂得了如何运用《说文》、《尔雅》。假如我们去读一些诗文集的旧注，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王琦的《李太白集辑注》之类，就能知道许多典故，也能从注解中找到运用工具书的方法。譬如说，关于端午的典故，我们可能在这些注解中看见提到元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因而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节令的典故可以到《岁时广记》中去找。
要扫除文字障碍，当然也要使用工具书。从旧注中可以知道哪些工具书；具备一些目录学知识，也可以知道有哪些工具书，知道到哪些地方去找材料。目录学这里不多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能给我们初步的目录学知识的。
使用工具书，也不能太信任它，因为工具书是死的，阅读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比如“苏张”，在《辞海》、《辞源》之类的书里当然解释作苏秦、张仪，但郑珍的《夜起》诗：“苏张恍惚在人世，但见藻荇仍纵横。”却用的是苏东坡与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事。这就是辞书中找不到的了。更有一点，工具书常常是辗转相抄而没有核对原材料的，有时会把书名、字句弄错，因此，只能当作搜寻、核对材料的线索，不能当作根据。
二、怎样记笔记。笔记有几种：一种是属于资料性的。其中又有索引性的，看到某些材料要记下它的出处，就记上个某书某篇某页。有摘录性的，有些难得的材料，非抄下来不可，就整段或整篇的抄；看到某些有用的文章，为了抓住要点，以免重读之烦，就可以作提要。提要要选有用的文章，否则是浪费时间的。还有一种是摘录对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材料。材料积累得完备了，就可以成为你的长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你的专题著作。一种是属于质疑性的，把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某些线索，即使是不完全的，也记下来，以备作进一步的思考，我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最后有一篇《变文字义待质录》，汇记不能解释的字义，一方面作为继续思考的备忘，一方面也可以向对此有研究、有兴趣的同志请教。事实说明，这是对我有帮助的。一种是心得笔记。这种笔记就应该向夏瞿禅师所说的“小而少”，要把自己真正的心得记下。所谓心得，就是经过自己劳动的独特见解。当然自己的心得也许在别人是常识，那不要紧，独特是个人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有了这个独特，进之不已，又有这一个那一个独特，就能提高一步了。以上三种，就是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
要不要做卡片，这是随人喜欢的。本子剪开来就是卡片，卡片订起来就是本子，其中没有多大差别。在许多前辈，他们喜欢以批注代笔记，把心得、数据、质疑写在有关的书头或行间，还可以在书中做记号。例如夏瞿禅师批的《漱玉词》，在一首《殢人娇》里圈了这样四个圈子：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中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这四个圈子表明，李清照这首词的上下片相对应的这四个地方都是用的去声。有了一套记号，可以很经济地揭示要点。这些批注和标记，跟读的书结合得很密切，因而对研究也很便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笔记”。
再来一个最后，“三十年前好用功”，只是说要充分利用时间，请勿忘记我们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
来源：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
编辑：张敏
审核：高照
审阅：洪帅
END
扫码关注我们
语言之妙 妙不可言
既可意会 也要言传
转发请注明
来自“语言学”公众号
点个在看 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