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共享】“恩师相伴,共抗疫情”活动读后感分享——2018级文物与博物馆学张婕
以下文章选自《歷院团委》
《何以中国》读后感
张婕
在书名中,作者就已经抛出最为重要的问题:何以中国?“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这本书也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最早的“中国”如何诞生的过程。
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代。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一百年这个时间段,各个学者对夏王朝的萌芽进行了探索。在探索史前文明的过程中,丰富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考古学上却看不到与传世文献中相对应的王朝图景,但纷乱中必定有萌芽着新方向。在本书中,许宏先生就从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再到中原地区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文化圈的孕育与发展,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新砦的发轫为二里头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进而去探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从陶寺的兴衰讲起,在陶寺内部已经存在着某种严格规定使用礼器的约定俗成的规定,由此可见在龙山时代,礼制就已经形成并运用至社会的管理中。陶寺遗址已经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性设施,也出现了宗教礼仪建筑,同时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墓地分化的现象。虽然对于陶寺衰亡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陶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龙山时代文明的顶峰,而其所在的晋南地区在之后的时光里,开始接受中原腹地传来的各种文明,并最终纳入到王朝体系。
在中原腹地的嵩山文化圈依靠着生态环境的优势,成为了文化交流碰撞汇合的地区。最早的“中国”就诞生于此。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原腹地也出现了各种城址聚落群,正是这些拥有不同文化因素的聚落群在冲突与融合中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出现,而禹州聚落群却掺杂有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因素,于此可见,在时代的发展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新砦大邑兴盛起来后,其他的龙山文化城邑已衰落甚至废弃,因此,新砦文化开始占据中原,处在送走龙山时代孕育二里头时代的过渡阶段的它,具有着重要意义。新砦中防御设施的加强也体现出在当时新砦在斗争中的巨大优势。之后,处在洛阳盆地的“二里头人”继承了在群雄争斗的龙山时代文化遗产,站在一个更强的高度去发展自己的文明。
与此同时,在书里也体现出了作者对考古学的理解。尽管抱着“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考古学还是擅长于研究“物”,善于根据物来勾勒出轮廓,这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就是擅长于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
其实,读完整本书最大的感受不在于作者笔下一个个现成的结论。最让我感到莫大兴趣的来自于在探索过程中,各学者立足于实践而阐述的想法与观点。“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与立场”,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才能为考古学本身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正像本书所记录的内容,重要的不光是最后的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由此诞生的结果,也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文明的孕育与崛起。重要的不光是结论,更是探索的过程。让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探索历史,推翻重建的循环往复探寻文明、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超越历史,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勇气与坚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勇气与坚持,我们终究会找出历史的答案,就像先人努力创造未来,我们也将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文字:张婕
编辑:王子怡
审核:宋洋老师 丛林
《何以中国》读后感
张婕
在书名中,作者就已经抛出最为重要的问题:何以中国?“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这本书也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最早的“中国”如何诞生的过程。
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代。围绕着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一百年这个时间段,各个学者对夏王朝的萌芽进行了探索。在探索史前文明的过程中,丰富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考古学上却看不到与传世文献中相对应的王朝图景,但纷乱中必定有萌芽着新方向。在本书中,许宏先生就从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再到中原地区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文化圈的孕育与发展,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新砦的发轫为二里头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进而去探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从陶寺的兴衰讲起,在陶寺内部已经存在着某种严格规定使用礼器的约定俗成的规定,由此可见在龙山时代,礼制就已经形成并运用至社会的管理中。陶寺遗址已经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性设施,也出现了宗教礼仪建筑,同时也存在着贵族与平民墓地分化的现象。虽然对于陶寺衰亡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陶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龙山时代文明的顶峰,而其所在的晋南地区在之后的时光里,开始接受中原腹地传来的各种文明,并最终纳入到王朝体系。
在中原腹地的嵩山文化圈依靠着生态环境的优势,成为了文化交流碰撞汇合的地区。最早的“中国”就诞生于此。随着文明的发展,中原腹地也出现了各种城址聚落群,正是这些拥有不同文化因素的聚落群在冲突与融合中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出现,而禹州聚落群却掺杂有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因素,于此可见,在时代的发展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新砦大邑兴盛起来后,其他的龙山文化城邑已衰落甚至废弃,因此,新砦文化开始占据中原,处在送走龙山时代孕育二里头时代的过渡阶段的它,具有着重要意义。新砦中防御设施的加强也体现出在当时新砦在斗争中的巨大优势。之后,处在洛阳盆地的“二里头人”继承了在群雄争斗的龙山时代文化遗产,站在一个更强的高度去发展自己的文明。
与此同时,在书里也体现出了作者对考古学的理解。尽管抱着“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考古学还是擅长于研究“物”,善于根据物来勾勒出轮廓,这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就是擅长于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
其实,读完整本书最大的感受不在于作者笔下一个个现成的结论。最让我感到莫大兴趣的来自于在探索过程中,各学者立足于实践而阐述的想法与观点。“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与立场”,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才能为考古学本身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正像本书所记录的内容,重要的不光是最后的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由此诞生的结果,也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文明的孕育与崛起。重要的不光是结论,更是探索的过程。让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探索历史,推翻重建的循环往复探寻文明、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超越历史,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勇气与坚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勇气与坚持,我们终究会找出历史的答案,就像先人努力创造未来,我们也将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文字:张婕
编辑:王子怡
审核:宋洋老师 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