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诗刊》读后感丨赵汗青
以下文章选自《诗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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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赵汗青
北京大学的女诗人们有着多面向的写作风格，《诗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推出的“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收录了其中的一些诗人的作品。
其实即使不翻这个诗选，她们很多人的写作风格我都能讲出来。比如杨碧薇的诗我就读过不止一本了，我对于她的诗集《下南洋》印象深刻。而她这次在《诗刊》上展示的作品，则都是对中国西部的观照。她是从首都的高等学府走出来的，但却对属于国外范畴的南洋和中国的西部有着如此辽远的关怀。这就好像很多人说，海子能算学院派诗人吗？他显然是顶尖学府里出来的，但他的写作好像不能被一个“学院派”所定论。在这点上，北大的男女诗人分享着同样的多样性。
再比如秦立彦老师，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表达着对诗歌的热爱。秦老师的诗我读过很多，她这组诗中的《韩愈和我们》，写韩愈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老但牙齿掉了、头发白了。我读韩愈的时候，也对他的早衰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他很多诗文的一个底色。秦立彦和顾春芳、夏露的写作，未必在技巧上追求先锋性，却在自己的生活工作领域默默耕耘，有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和姿态。先锋诗歌三十多年，它已经给很多诗人培养出了一种意识，就是奉献自己以滋养诗歌，要向着自己语言的极限、生命体验的极限冲击。而我们未必一定要这样，诗歌也可以反过来滋养我们的生活。这种悠游的、惬意的写作姿态也构成了北大诗人乃至中国诗人创作方式上的一种选择。
安子瑜和桉予的诗都是短小精悍型的，甚至有点口语诗的风味。学院写作与口语诗的错位，会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同时我觉得口语诗又是很难写的，它需要在容易让人觉得在很日常的情况下，用简短、平凡的话诞生出令人讶异乃至灵光一现的感觉。这种写作也是很有挑战性的。苏晗、李琬、康宇辰都是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她们的诗歌里很容易看到她们的知识背景。比如苏晗的《在云南》，就是写沈从文的。她没有提沈从文，但不管人、事还有文学观，都可以看出来是沈从文。《食客》中写到大蒜安静地悬在“北中国”的边缘，这个词不免让人联想到萧红。若能自然、圆润地实现从知识到审美的资源转化，这样的写作依托还是可以诞生新意的。但我觉得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要避免掉书袋的嫌疑。
但每个诗人对世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体验更多来自于阅读、学术研究，有的是对世界和自然的观察，有的是来自家庭生活等。比如葭苇、陈雅芳，她们都写到了父亲或母亲。陈雅芳的《父亲》，叙事细腻，有小说的质感，情感也很复杂，有龃龉，更有深情。我们知道很多文学中的父亲母亲都已经高度概念化、原型化了。葭苇写母亲的《回家日》，涉及到比较微妙的一件事情。区别于以往，女诗人常常对“母亲”怀有依恋感，比如冰心的《繁星》《春水》。而涉及到父子关系，经常就有了种对立的姿态。而90后、00后写到父母，更多会有一种寻常人间真情，不流俗但也不反叛的亲子之爱的表达。
我们今天对“北大女诗人”这个问题的探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并不再觉得“北大女诗人”是一个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值得当成一个“奇观”来讨论的群体或者现象。尽管我一直不把自己当作“女性作者”，但是我的诗歌里却总能找到女性写作的蛛丝马迹。比如从手法上，它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抒情性、难以扼制的修辞和装饰欲，感性浓郁。我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性别的局限，锤炼自我的感受力、想象力和笔力。
所以我觉得，性别对于诗人来说，更应成为一种文学能力。我自己以前做过类似的实践，写一些自我经验之外的，很难写的诗。我是在用这种方式锻炼一个作家“成为每个人”的能力。从前的很多先锋女诗人都在强调一种女性主义的、对立的立场，但现在的这一批女性作者则并不如此。我们可以寻求一种更新、更多元的写作方向。
编校：寇硕恒；审核：彭敏；核发：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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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赵汗青
北京大学的女诗人们有着多面向的写作风格，《诗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推出的“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收录了其中的一些诗人的作品。
其实即使不翻这个诗选，她们很多人的写作风格我都能讲出来。比如杨碧薇的诗我就读过不止一本了，我对于她的诗集《下南洋》印象深刻。而她这次在《诗刊》上展示的作品，则都是对中国西部的观照。她是从首都的高等学府走出来的，但却对属于国外范畴的南洋和中国的西部有着如此辽远的关怀。这就好像很多人说，海子能算学院派诗人吗？他显然是顶尖学府里出来的，但他的写作好像不能被一个“学院派”所定论。在这点上，北大的男女诗人分享着同样的多样性。
再比如秦立彦老师，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表达着对诗歌的热爱。秦老师的诗我读过很多，她这组诗中的《韩愈和我们》，写韩愈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老但牙齿掉了、头发白了。我读韩愈的时候，也对他的早衰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他很多诗文的一个底色。秦立彦和顾春芳、夏露的写作，未必在技巧上追求先锋性，却在自己的生活工作领域默默耕耘，有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和姿态。先锋诗歌三十多年，它已经给很多诗人培养出了一种意识，就是奉献自己以滋养诗歌，要向着自己语言的极限、生命体验的极限冲击。而我们未必一定要这样，诗歌也可以反过来滋养我们的生活。这种悠游的、惬意的写作姿态也构成了北大诗人乃至中国诗人创作方式上的一种选择。
安子瑜和桉予的诗都是短小精悍型的，甚至有点口语诗的风味。学院写作与口语诗的错位，会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同时我觉得口语诗又是很难写的，它需要在容易让人觉得在很日常的情况下，用简短、平凡的话诞生出令人讶异乃至灵光一现的感觉。这种写作也是很有挑战性的。苏晗、李琬、康宇辰都是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她们的诗歌里很容易看到她们的知识背景。比如苏晗的《在云南》，就是写沈从文的。她没有提沈从文，但不管人、事还有文学观，都可以看出来是沈从文。《食客》中写到大蒜安静地悬在“北中国”的边缘，这个词不免让人联想到萧红。若能自然、圆润地实现从知识到审美的资源转化，这样的写作依托还是可以诞生新意的。但我觉得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就是要避免掉书袋的嫌疑。
但每个诗人对世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体验更多来自于阅读、学术研究，有的是对世界和自然的观察，有的是来自家庭生活等。比如葭苇、陈雅芳，她们都写到了父亲或母亲。陈雅芳的《父亲》，叙事细腻，有小说的质感，情感也很复杂，有龃龉，更有深情。我们知道很多文学中的父亲母亲都已经高度概念化、原型化了。葭苇写母亲的《回家日》，涉及到比较微妙的一件事情。区别于以往，女诗人常常对“母亲”怀有依恋感，比如冰心的《繁星》《春水》。而涉及到父子关系，经常就有了种对立的姿态。而90后、00后写到父母，更多会有一种寻常人间真情，不流俗但也不反叛的亲子之爱的表达。
我们今天对“北大女诗人”这个问题的探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并不再觉得“北大女诗人”是一个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值得当成一个“奇观”来讨论的群体或者现象。尽管我一直不把自己当作“女性作者”，但是我的诗歌里却总能找到女性写作的蛛丝马迹。比如从手法上，它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抒情性、难以扼制的修辞和装饰欲，感性浓郁。我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性别的局限，锤炼自我的感受力、想象力和笔力。
所以我觉得，性别对于诗人来说，更应成为一种文学能力。我自己以前做过类似的实践，写一些自我经验之外的，很难写的诗。我是在用这种方式锻炼一个作家“成为每个人”的能力。从前的很多先锋女诗人都在强调一种女性主义的、对立的立场，但现在的这一批女性作者则并不如此。我们可以寻求一种更新、更多元的写作方向。
编校：寇硕恒；审核：彭敏；核发：李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