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读后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五)
以下文章选自《光明微讲堂》
一组动感单车骑行,心跳平均125,最大144。竟然,无氧运动为零,显然,骑得太过轻松。当然,踏频没有跟上是关键。
宋礼物并未详读本书,只是听了本书大约30分钟的解读。对本书不做点评,以下纯为个人感慨。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史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是传统中国人的终极理想。如果无法出将入相,做个文人,也必须艳遇不断,在深山老林古庙破寺中苦读,还有狐仙诱惑,鬼魅相伴。
为何如此,看看著书立说者何人就知道了。
儒家与法家,路径不同,但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加强皇权统治。所谓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帝王需要的才有市场啊!
儒家看似有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就是皇帝以德治国,希望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已。当然,早期儒家,也有如孟子般的清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道不从君的理想人格。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引用而广为人知。只是,遇到专制统治者如朱元璋,岂能容你这等异端,几次三番试图将孟子逐出孔庙,打下圣坛,虽未果,却也将《孟子》消减的一塌糊涂,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儒家仅有的道德理想,给删了个干干净净。如果说,宋代还曾出现过模模糊糊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废除宰相后,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儒家要么在野苦读,做点才子佳人的美梦;要么就就彻底抛弃道德理想,沦为御用文人。
法家撕下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强调强权政治。所以,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翻译过来,就是道德已经过时,智谋也没有卵用,现在靠的就是强权,枪炮才是硬道理。皇帝要想维持统治,道德、智谋都是假的,武力才是真的。如果说,儒家还强调以德服人,法家则是藐视一切道德伦理,以力压人。无所谓心服,口服和身体服就够了。韩非强调,皇帝必须以严刑峻法统治民众,用阴谋诡计驾驭官僚,靠军队监狱维持专制统治。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强调道统与皇权的差异,认为皇权之上还有道,敢于喊出“从道不从君”的口号。法家则是直接以皇帝意志为法,一切都是为皇帝专权服务。皇权至高无上,天地君亲师合一,皇帝集宗教教宗、政教领袖、德教榜样于一身,是天下人膜拜和景仰的至圣形象,而天下人和天下物则是皇权专制的工具。为了皇帝极权,强调天下为一人,商鞅就认为,民穷才能国富,民弱才能国强。统治者为维持皇权专制,必须要愚民,即统一思想,不能有自由思考;弱民,即让民众成为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便于各个击破;疲民,即不停驱使民众,让民众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其他;辱民,即羞辱民众,让民众丧失尊严,抬不起头,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生反抗之心;贫民,即除却民众生存必须,剥夺其余粮余财。让民众全部精力忙于生计,要获温饱,仍需仰仗皇帝,民众便会对皇帝感恩戴德。
总之,中华传统,儒家也罢,法家也罢,民众只是工具,从来都是维皇权统治的手段。儒家与法家的分别,只是对民众奴役和掠夺的方式和程度在量上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民众从来都是皇权统治者奴役和掠夺的对象。忍无可忍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出现另一个统治者,开启新一轮的游戏周期,如此而已。正如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所说,历史是大人物和底层人的游戏。底层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大人物换人罢了。
一组动感单车骑行,心跳平均125,最大144。竟然,无氧运动为零,显然,骑得太过轻松。当然,踏频没有跟上是关键。
宋礼物并未详读本书,只是听了本书大约30分钟的解读。对本书不做点评,以下纯为个人感慨。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史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是传统中国人的终极理想。如果无法出将入相,做个文人,也必须艳遇不断,在深山老林古庙破寺中苦读,还有狐仙诱惑,鬼魅相伴。
为何如此,看看著书立说者何人就知道了。
儒家与法家,路径不同,但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加强皇权统治。所谓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帝王需要的才有市场啊!
儒家看似有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就是皇帝以德治国,希望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已。当然,早期儒家,也有如孟子般的清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道不从君的理想人格。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唐太宗李世民多次引用而广为人知。只是,遇到专制统治者如朱元璋,岂能容你这等异端,几次三番试图将孟子逐出孔庙,打下圣坛,虽未果,却也将《孟子》消减的一塌糊涂,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儒家仅有的道德理想,给删了个干干净净。如果说,宋代还曾出现过模模糊糊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废除宰相后,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儒家要么在野苦读,做点才子佳人的美梦;要么就就彻底抛弃道德理想,沦为御用文人。
法家撕下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强调强权政治。所以,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翻译过来,就是道德已经过时,智谋也没有卵用,现在靠的就是强权,枪炮才是硬道理。皇帝要想维持统治,道德、智谋都是假的,武力才是真的。如果说,儒家还强调以德服人,法家则是藐视一切道德伦理,以力压人。无所谓心服,口服和身体服就够了。韩非强调,皇帝必须以严刑峻法统治民众,用阴谋诡计驾驭官僚,靠军队监狱维持专制统治。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强调道统与皇权的差异,认为皇权之上还有道,敢于喊出“从道不从君”的口号。法家则是直接以皇帝意志为法,一切都是为皇帝专权服务。皇权至高无上,天地君亲师合一,皇帝集宗教教宗、政教领袖、德教榜样于一身,是天下人膜拜和景仰的至圣形象,而天下人和天下物则是皇权专制的工具。为了皇帝极权,强调天下为一人,商鞅就认为,民穷才能国富,民弱才能国强。统治者为维持皇权专制,必须要愚民,即统一思想,不能有自由思考;弱民,即让民众成为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便于各个击破;疲民,即不停驱使民众,让民众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其他;辱民,即羞辱民众,让民众丧失尊严,抬不起头,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生反抗之心;贫民,即除却民众生存必须,剥夺其余粮余财。让民众全部精力忙于生计,要获温饱,仍需仰仗皇帝,民众便会对皇帝感恩戴德。
总之,中华传统,儒家也罢,法家也罢,民众只是工具,从来都是维皇权统治的手段。儒家与法家的分别,只是对民众奴役和掠夺的方式和程度在量上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民众从来都是皇权统治者奴役和掠夺的对象。忍无可忍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出现另一个统治者,开启新一轮的游戏周期,如此而已。正如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所说,历史是大人物和底层人的游戏。底层人的作用就是帮助大人物换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