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杜鲁门·卡坡蒂：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以下文章选自《宜兴市图书馆》
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就是从那天开始，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
文 | 杜鲁门·卡坡蒂
选自《圣诞忆旧集》
第1章【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妇人，白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网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她娇小灵活，像只矮脚母鸡。不过，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她的脸很特别，有点像林肯，像他的一样嶙峋，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色，可同时又有点娇气，骨骼匀细；眼睛是雪莉酒的黄褐色，目光惊怯。“哦天，”她欢快地喊道，气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她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那时我七岁，她六十来岁。我们是表亲，很远的那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我记事起就是。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都是亲戚，他们比我们强大，经常弄得我们哭。我们呢，总的说来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时还是个小孩。她现在仍是个小孩。
“我还没起床就知道了。”她说，从窗边转过身来，眼神喜悦而果决。“法院的钟声又冷又脆，听不到鸟叫，它们都去了温暖的地方。确实是的。哦，巴迪，别再往嘴里塞面饼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找下帽子。我们要烤上三十个蛋糕。”
总是这样：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来临，我朋友被点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欢腾，似乎是为了给一年的圣诞季节致以正式的欢迎辞，她大声宣布说：“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拿帽子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浅顶宽檐大草帽，装饰着已经褪色的天鹅绒野玫瑰，是一个时髦的亲戚以前用过的。于是，我们一起推了小车，一辆很破败的婴儿车，出了园子，去到一个山核桃果园。这辆车是我的，就是说，是在我出生时为我买的。柳条编的，都快散开了，轮子颠得像醉鬼的腿。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们推着它去树林，装满鲜花、草药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里；夏天我们在里面放上野餐的行头和钓鱼的甘蔗秆，推着它来到小溪边；冬天它也自有用场，作为货车把柴火从院子里运进厨房，作为奎妮一张温暖的床。奎妮是我们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㹴，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厨房，开始给那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去壳。我们捡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难找啊（大部分果实都被摇了下来，给果园主人拿去卖了，而果园的主人不是我们）：树叶会将它们掩盖，而霜打过的草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咔嘣！嘎吱！欢快的裂壳声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鸣。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奎妮过来讨吃，我朋友时不时悄悄地塞给她一小粒，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尝。“我们不能这样，巴迪。一旦吃起来就停不住。本来就不太够。要做三十个蛋糕呢。”厨房里暗了下来。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烧起来。小车空了，碗却装得满满的。
我们边吃晚餐（冷面饼、火腿和黑莓酱）边讨论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买东西。樱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萝罐头、干果皮、葡萄干、胡桃和威士忌，哦，还有那么多面粉、黄油，那么多鸡蛋、香料、调味料；噢，我们需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
但去买之前，还得解决钱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有。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一角都算是大数目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卖旧货，卖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和桃干，还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有一次我们在全国橄榄球赛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钱，并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一丁点橄榄球，只是我们参加各种我们听说的竞赛。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万元大奖上（我们提议叫“A.M.”，因为我朋友害怕这样会渎神，所以一番犹豫之后，才给出广告语：“A.M.！阿门！”）。说实话，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后院木棚里开设的“妙趣与奇观博物馆”。“妙趣”是一台实体幻灯机，里面存有华盛顿和纽约风景的连续幻灯片，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用的原因后大为光火）；“奇观”是我们自己的母鸡孵出的一只三条腿小鸡崽。周围每个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小鸡崽，我们收大人五分，小孩两分的参观费。等到博物馆因为主要参观对象的病亡而被迫关门时，我们足足赚了二十元。
我们每年都想方设法凑足了这笔圣诞节储蓄，水果蛋糕基金。这些钱我们藏在一个古老的缀珠钱包里，钱包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地板上压着一个夜壶，夜壶上面是床。我们绝少把钱包从那安全的藏匿点拿出来，除了放钱进去的时候，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因为星期六我可以拿一角钱去看电影。我朋友从来没去看过电影，她也不打算去：“我宁愿你讲给我听，巴迪。这样想象的余地更大。再说，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不知爱惜地用眼。上帝来时，我可以看清点他。”除去从没看过电影之外，她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出门五英里远，收发电报，阅读《圣经》和报纸漫画版以外的东西，化妆，被诅咒，诅咒别人，故意撒谎，让一条饿狗饿着肚子走开。而下面则是一些她做过，确实做过的事情：用锄头打死一条本县人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十六节）；吸鼻烟（偷偷地）；驯养蜂鸟（试试而已），直到它们立在她的手指上；讲吓人的鬼故事（我们都相信有鬼），让人在七月天也感到寒意；自言自语；在雨中漫步；种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知道每一种印第安老药方，包括一种神奇的除疣方。
现在，吃过晚饭，我们回到我朋友的房间，在房子比较偏的位置，里面她睡的铁床被漆成玫红色，她喜欢的颜色，上面盖了一床百衲被。我们默不作声，沉湎在密谋的快乐中，从秘密的藏匿处把缀珠钱包取出来，把其中的内容倾在被子上：紧紧卷裹的一元钞，绿如五月的苞芽；暗色的五十分币，重到可以压覆逝者的眼；漂亮的一角银币最活泼，响声真叫清脆；五分币和二十五分币被磨得像溪水中的卵石一样滑；可最多的是散发出苦味的一分币，堆了可恨的一堆。去年夏天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跟我们讲好，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他们付我们一分。哦，那场八月屠杀！飞去天堂的苍蝇们！这样的工作不会让我们觉得有面子。并且，我们数钱的时候，感觉像在数苍蝇的尸体。两个人都没有数字头脑。我们慢慢数着，数忘了，又重新开始。她数的结果是12.73元，我数到最后是整13元。“我真希望是你算错了，巴迪。我们不能在‘十三’上面含糊。蛋糕会散掉。要不就会把什么人送进坟墓。哎，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十三号起床活动。”这是真的，她总是在床上度过十三号。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掉一分钱，把它抛出窗外。
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种成分里，威士忌最贵，也最难弄到，因为州法律禁止酒类销售。但谁都知道哈哈·琼斯先生那里有卖。第二天，在采购完了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我们出发去哈哈先生的店，那是河岸远处一个罪孽深重的（据公众看法）、供应炸鱼宴的跳舞酒吧。出于同样的使命，我们以前去过那里；但前面几年我们只是找哈哈的妻子办事。她是一个紫棠面皮、黄铜色漂发、总是一副倦态的印第安女人。实际上，我们从未跟她丈夫照过面，只是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脸颊上有几道剃刀疤的巨人。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很阴沉，从来不笑。我们朝他的酒吧走去（一个大木屋，里里外外挂满一串串花花绿绿的裸灯灯泡，坐落在河边泥岸上的树荫里，灰雾一般的青苔浮漫在树枝间），脚步慢了下来。奎妮也黏在我们身边，不再欢蹦跳跃。哈哈的酒吧里有人被谋杀。被切成了块。头部遭袭。下月还有个案子要开庭。自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夜晚，在彩色灯泡涂抹疯狂图案、留声机发出凄厉哀号之际。白天哈哈的酒吧破败而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妮吠了几声，我朋友喊道：“哈哈夫人，太太？有人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都翻了个。那是哈哈·琼斯先生本人！他是个巨人，脸上确实有疤，也不笑。不，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视着我们，大声发问：“你们来哈哈买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但也大不过耳语：“哈哈先生，如果可以，我们想要您一夸脱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你能相信吗？哈哈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们当中谁是喝酒的那位啊？”
“我们要做水果蛋糕。哈哈先生。是出于烹饪需要。”
这让他冷静了点，皱起眉头，说：“绝不能那样浪费好的威士忌。”不过他还是转身进到酒吧的暗影里，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手中拎着一瓶未贴标签的雏菊黄的酒。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气泡，说：“两元。”
我们一分五分一角地数给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啦响，脸色缓和下来。“你们听着，”他把钱倒回我们的缀珠钱包，提议道，“送我一个你们做的蛋糕就可以了。”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我们要在他的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
黑色烤炉里塞了炭和柴火，燃烧得像一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茶匙在一碗碗的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美，生姜增加了它的香气。甘美的、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厨房，弥漫到屋子里，又随着一阵阵炊烟飘向外面的世界。我们的活计四天就好了。三十一个浸润着威士忌的潮湿蛋糕，正在窗台和架子上晾晒着。
都是为谁做的呢？
朋友们。不一定是邻近的朋友，事实上，大部分蛋糕都是为那些我们也许只遇见过一次，或者素未谋面的人做的。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比如罗斯福总统。比如J.C.卢瑟牧师和他的夫人，他们是去往婆罗洲的浸礼会传教士，去年冬天来过这里布道。或者是每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磨刀匠。或是阿布纳·帕克尔，从牟拜尔来的六点钟班车司机，他每天嗖一下经过时都会从一团烟尘中跟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或是年轻的温斯顿夫妇，一对加利福尼亚人，有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熄火，因此和我们在前廊上愉快地聊了一小时。（年轻的温斯顿先生给我们照了相，我们只照过那么一张。）是否因为我朋友在所有人—除了陌生人以外—面前都很害羞，因此只有这些陌生人，一面之交的人看来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用一本剪贴簿收集了白宫来信的感谢词、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婆罗洲的一次次通信，以及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让我们感觉与厨房外那个风云变幻着的世界相连，虽然我们只能看到它一角停滞的天空。
一根十一月里的光秃秃的无花果枝丫擦刮着玻璃窗。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用小车运到了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破产了。这让我很沮丧，但我朋友坚持要庆祝，用哈哈的酒瓶里剩下的两寸威士忌。奎妮的咖啡里也加了满满一勺（她喜欢喝菊苣口味的浓咖啡）。剩下的我们用一对玻璃果冻杯分了。想到要喝纯的威士忌，我们都相当胆怯。它的味道让我们龇牙咧嘴，酸得打战。但渐渐地，我们开始唱歌了，两个人同时唱着不同的调子。我不知道我那首的歌词，只是哼哼：来吧，来吧，来到黑人逍遥舞会。但我会跳舞，而我想成为的人也是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我的舞蹈在墙上投下嬉闹的影子。我们的声音震动着瓷器。我们咯咯傻笑，就像有看不见的手在挠我们痒痒。奎妮仰躺在地上打滚，她的爪子在空气中抓耙，一种类似咧嘴而笑的表情拉伸着她的黑色唇吻。我觉得身体里面暖洋洋活泼泼的，像那些烧透将散的圆木；而且轻飘飘的，像烟囱里的风。我朋友围着烤炉旋转，手指拈起她那寒酸的棉布花裙的褶边，好像那是一件舞会裙装：指给我回家的路，她唱道，网球鞋在地板上吱扭响。指给我回家的路。
- END -
《圣诞忆旧集》
著者：【美】杜鲁门·卡坡蒂
译者：潘帕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8
《圣诞忆旧集》是美国作家卡坡蒂回忆童年往事的短篇故事集，是多年来人们在节日互赠的礼物。自幼父母离异的卡坡蒂被寄养在亚拉巴马乡间的亲戚家中，单纯善良的老处女苏柯小姐的陪伴与呵护使一个本可能苦情的童年变成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时间过去，当年的乡下小男孩已是纽约名流圈里的优游客，豪掷一场黑白舞会被称为世纪派对。高处不胜寒，眼前光华流转，他却一次次回溯童年，成名以后的三十年里断续写下的三个短篇仿佛一气呵成，字句平朴，乡愁绵延，在不经意的细节处催人泪下。
亲情和友善是世间最明媚的色彩，无论背景多么灰暗，大萧条年代，寄人篱下的孤童和寂寞老妇，也可以相互涂抹出足以温暖一生的记忆。
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就是从那天开始，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
文 | 杜鲁门·卡坡蒂
选自《圣诞忆旧集》
第1章【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妇人，白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网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她娇小灵活，像只矮脚母鸡。不过，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她的脸很特别，有点像林肯，像他的一样嶙峋，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色，可同时又有点娇气，骨骼匀细；眼睛是雪莉酒的黄褐色，目光惊怯。“哦天，”她欢快地喊道，气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她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那时我七岁，她六十来岁。我们是表亲，很远的那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我记事起就是。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都是亲戚，他们比我们强大，经常弄得我们哭。我们呢，总的说来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时还是个小孩。她现在仍是个小孩。
“我还没起床就知道了。”她说，从窗边转过身来，眼神喜悦而果决。“法院的钟声又冷又脆，听不到鸟叫，它们都去了温暖的地方。确实是的。哦，巴迪，别再往嘴里塞面饼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找下帽子。我们要烤上三十个蛋糕。”
总是这样：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来临，我朋友被点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欢腾，似乎是为了给一年的圣诞季节致以正式的欢迎辞，她大声宣布说：“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拿帽子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浅顶宽檐大草帽，装饰着已经褪色的天鹅绒野玫瑰，是一个时髦的亲戚以前用过的。于是，我们一起推了小车，一辆很破败的婴儿车，出了园子，去到一个山核桃果园。这辆车是我的，就是说，是在我出生时为我买的。柳条编的，都快散开了，轮子颠得像醉鬼的腿。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们推着它去树林，装满鲜花、草药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里；夏天我们在里面放上野餐的行头和钓鱼的甘蔗秆，推着它来到小溪边；冬天它也自有用场，作为货车把柴火从院子里运进厨房，作为奎妮一张温暖的床。奎妮是我们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㹴，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厨房，开始给那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去壳。我们捡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难找啊（大部分果实都被摇了下来，给果园主人拿去卖了，而果园的主人不是我们）：树叶会将它们掩盖，而霜打过的草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咔嘣！嘎吱！欢快的裂壳声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鸣。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奎妮过来讨吃，我朋友时不时悄悄地塞给她一小粒，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尝。“我们不能这样，巴迪。一旦吃起来就停不住。本来就不太够。要做三十个蛋糕呢。”厨房里暗了下来。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烧起来。小车空了，碗却装得满满的。
我们边吃晚餐（冷面饼、火腿和黑莓酱）边讨论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买东西。樱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萝罐头、干果皮、葡萄干、胡桃和威士忌，哦，还有那么多面粉、黄油，那么多鸡蛋、香料、调味料；噢，我们需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
但去买之前，还得解决钱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有。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一角都算是大数目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卖旧货，卖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和桃干，还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有一次我们在全国橄榄球赛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钱，并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一丁点橄榄球，只是我们参加各种我们听说的竞赛。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万元大奖上（我们提议叫“A.M.”，因为我朋友害怕这样会渎神，所以一番犹豫之后，才给出广告语：“A.M.！阿门！”）。说实话，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后院木棚里开设的“妙趣与奇观博物馆”。“妙趣”是一台实体幻灯机，里面存有华盛顿和纽约风景的连续幻灯片，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用的原因后大为光火）；“奇观”是我们自己的母鸡孵出的一只三条腿小鸡崽。周围每个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小鸡崽，我们收大人五分，小孩两分的参观费。等到博物馆因为主要参观对象的病亡而被迫关门时，我们足足赚了二十元。
我们每年都想方设法凑足了这笔圣诞节储蓄，水果蛋糕基金。这些钱我们藏在一个古老的缀珠钱包里，钱包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地板上压着一个夜壶，夜壶上面是床。我们绝少把钱包从那安全的藏匿点拿出来，除了放钱进去的时候，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因为星期六我可以拿一角钱去看电影。我朋友从来没去看过电影，她也不打算去：“我宁愿你讲给我听，巴迪。这样想象的余地更大。再说，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不知爱惜地用眼。上帝来时，我可以看清点他。”除去从没看过电影之外，她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出门五英里远，收发电报，阅读《圣经》和报纸漫画版以外的东西，化妆，被诅咒，诅咒别人，故意撒谎，让一条饿狗饿着肚子走开。而下面则是一些她做过，确实做过的事情：用锄头打死一条本县人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十六节）；吸鼻烟（偷偷地）；驯养蜂鸟（试试而已），直到它们立在她的手指上；讲吓人的鬼故事（我们都相信有鬼），让人在七月天也感到寒意；自言自语；在雨中漫步；种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知道每一种印第安老药方，包括一种神奇的除疣方。
现在，吃过晚饭，我们回到我朋友的房间，在房子比较偏的位置，里面她睡的铁床被漆成玫红色，她喜欢的颜色，上面盖了一床百衲被。我们默不作声，沉湎在密谋的快乐中，从秘密的藏匿处把缀珠钱包取出来，把其中的内容倾在被子上：紧紧卷裹的一元钞，绿如五月的苞芽；暗色的五十分币，重到可以压覆逝者的眼；漂亮的一角银币最活泼，响声真叫清脆；五分币和二十五分币被磨得像溪水中的卵石一样滑；可最多的是散发出苦味的一分币，堆了可恨的一堆。去年夏天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跟我们讲好，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他们付我们一分。哦，那场八月屠杀！飞去天堂的苍蝇们！这样的工作不会让我们觉得有面子。并且，我们数钱的时候，感觉像在数苍蝇的尸体。两个人都没有数字头脑。我们慢慢数着，数忘了，又重新开始。她数的结果是12.73元，我数到最后是整13元。“我真希望是你算错了，巴迪。我们不能在‘十三’上面含糊。蛋糕会散掉。要不就会把什么人送进坟墓。哎，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十三号起床活动。”这是真的，她总是在床上度过十三号。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掉一分钱，把它抛出窗外。
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种成分里，威士忌最贵，也最难弄到，因为州法律禁止酒类销售。但谁都知道哈哈·琼斯先生那里有卖。第二天，在采购完了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我们出发去哈哈先生的店，那是河岸远处一个罪孽深重的（据公众看法）、供应炸鱼宴的跳舞酒吧。出于同样的使命，我们以前去过那里；但前面几年我们只是找哈哈的妻子办事。她是一个紫棠面皮、黄铜色漂发、总是一副倦态的印第安女人。实际上，我们从未跟她丈夫照过面，只是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脸颊上有几道剃刀疤的巨人。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很阴沉，从来不笑。我们朝他的酒吧走去（一个大木屋，里里外外挂满一串串花花绿绿的裸灯灯泡，坐落在河边泥岸上的树荫里，灰雾一般的青苔浮漫在树枝间），脚步慢了下来。奎妮也黏在我们身边，不再欢蹦跳跃。哈哈的酒吧里有人被谋杀。被切成了块。头部遭袭。下月还有个案子要开庭。自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夜晚，在彩色灯泡涂抹疯狂图案、留声机发出凄厉哀号之际。白天哈哈的酒吧破败而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妮吠了几声，我朋友喊道：“哈哈夫人，太太？有人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都翻了个。那是哈哈·琼斯先生本人！他是个巨人，脸上确实有疤，也不笑。不，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视着我们，大声发问：“你们来哈哈买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但也大不过耳语：“哈哈先生，如果可以，我们想要您一夸脱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你能相信吗？哈哈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们当中谁是喝酒的那位啊？”
“我们要做水果蛋糕。哈哈先生。是出于烹饪需要。”
这让他冷静了点，皱起眉头，说：“绝不能那样浪费好的威士忌。”不过他还是转身进到酒吧的暗影里，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手中拎着一瓶未贴标签的雏菊黄的酒。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气泡，说：“两元。”
我们一分五分一角地数给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啦响，脸色缓和下来。“你们听着，”他把钱倒回我们的缀珠钱包，提议道，“送我一个你们做的蛋糕就可以了。”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我们要在他的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
黑色烤炉里塞了炭和柴火，燃烧得像一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茶匙在一碗碗的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美，生姜增加了它的香气。甘美的、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厨房，弥漫到屋子里，又随着一阵阵炊烟飘向外面的世界。我们的活计四天就好了。三十一个浸润着威士忌的潮湿蛋糕，正在窗台和架子上晾晒着。
都是为谁做的呢？
朋友们。不一定是邻近的朋友，事实上，大部分蛋糕都是为那些我们也许只遇见过一次，或者素未谋面的人做的。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比如罗斯福总统。比如J.C.卢瑟牧师和他的夫人，他们是去往婆罗洲的浸礼会传教士，去年冬天来过这里布道。或者是每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磨刀匠。或是阿布纳·帕克尔，从牟拜尔来的六点钟班车司机，他每天嗖一下经过时都会从一团烟尘中跟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或是年轻的温斯顿夫妇，一对加利福尼亚人，有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熄火，因此和我们在前廊上愉快地聊了一小时。（年轻的温斯顿先生给我们照了相，我们只照过那么一张。）是否因为我朋友在所有人—除了陌生人以外—面前都很害羞，因此只有这些陌生人，一面之交的人看来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用一本剪贴簿收集了白宫来信的感谢词、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婆罗洲的一次次通信，以及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让我们感觉与厨房外那个风云变幻着的世界相连，虽然我们只能看到它一角停滞的天空。
一根十一月里的光秃秃的无花果枝丫擦刮着玻璃窗。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用小车运到了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破产了。这让我很沮丧，但我朋友坚持要庆祝，用哈哈的酒瓶里剩下的两寸威士忌。奎妮的咖啡里也加了满满一勺（她喜欢喝菊苣口味的浓咖啡）。剩下的我们用一对玻璃果冻杯分了。想到要喝纯的威士忌，我们都相当胆怯。它的味道让我们龇牙咧嘴，酸得打战。但渐渐地，我们开始唱歌了，两个人同时唱着不同的调子。我不知道我那首的歌词，只是哼哼：来吧，来吧，来到黑人逍遥舞会。但我会跳舞，而我想成为的人也是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我的舞蹈在墙上投下嬉闹的影子。我们的声音震动着瓷器。我们咯咯傻笑，就像有看不见的手在挠我们痒痒。奎妮仰躺在地上打滚，她的爪子在空气中抓耙，一种类似咧嘴而笑的表情拉伸着她的黑色唇吻。我觉得身体里面暖洋洋活泼泼的，像那些烧透将散的圆木；而且轻飘飘的，像烟囱里的风。我朋友围着烤炉旋转，手指拈起她那寒酸的棉布花裙的褶边，好像那是一件舞会裙装：指给我回家的路，她唱道，网球鞋在地板上吱扭响。指给我回家的路。
- END -
《圣诞忆旧集》
著者：【美】杜鲁门·卡坡蒂
译者：潘帕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18
《圣诞忆旧集》是美国作家卡坡蒂回忆童年往事的短篇故事集，是多年来人们在节日互赠的礼物。自幼父母离异的卡坡蒂被寄养在亚拉巴马乡间的亲戚家中，单纯善良的老处女苏柯小姐的陪伴与呵护使一个本可能苦情的童年变成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时间过去，当年的乡下小男孩已是纽约名流圈里的优游客，豪掷一场黑白舞会被称为世纪派对。高处不胜寒，眼前光华流转，他却一次次回溯童年，成名以后的三十年里断续写下的三个短篇仿佛一气呵成，字句平朴，乡愁绵延，在不经意的细节处催人泪下。
亲情和友善是世间最明媚的色彩，无论背景多么灰暗，大萧条年代，寄人篱下的孤童和寂寞老妇，也可以相互涂抹出足以温暖一生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