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视角看中国 ——《危险的边疆》读书笔记
以下文章选自《Jenseits von Wissenschaft》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作者是萧熊。
写在前面
去年年末，笔者初读本书，收获颇丰，是故写下了本篇读书笔记，简要梳理了书中的观点。若诸君对此有兴趣，推荐阅读本书全文。巴菲尔德以人类学家身份，于阿富汗游牧部落田野多年，后写下本书，其范式于学界有所争议。唯是笔者以为其观点颇具启发性，愿与大家分享。
引子：另一种视角
翻遍中国古代史，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明争暗斗贯穿了整条时间线。从秦汉与匈奴的对峙到清朝与准噶尔的争雄，无论是本土的汉人王朝还是入主中原的外族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关系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对于形形色色的中原王朝已经足够了解，然而对于北方的邻居，我们往往是一知半解，有很多的疑问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北方的游牧政权为何层出不穷？他们又为何旋起旋灭？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入主中原？
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一书，从游牧政权视角总结规律，通过梳理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政权的兴衰，提供了边疆史研究的新范式。
农/牧文明区示意图图源：地缘看世界
王朝周期：三种政权循环的模式
纵观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将北方的政权分为三类，中原的汉人政权，草原的游牧政权和东北的混合政权。如果将这些政权按照时间线归类排列，整个历史大约形成了三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世纪，随着秦灭六国，统一中原，北方的匈奴也随之兴起。尽管秦朝二世而亡，但是汉朝与匈奴依旧维持了南北对峙的关系。公元155年匈奴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不久东汉也陷入群雄割据状态。随后进入到了三国两晋的大混乱时期。最终由东北地区鲜卑人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华北），结束了第一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开始于公元6世纪，突厥统一了北方的游牧地区，隋朝则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中原再一次统一。中原与草原再一次形成对峙状态。后来唐朝继承隋朝，突厥则被回鹘取代，但是双方的关系没有改变。直到回鹘于公元840年突然崩溃，不久唐朝也陷入黄巢之乱，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和辽宋对峙（辽宋均未能统一华北）的乱世。最终由东北地区女真人的金朝入主中原，结束了第二个循环。
这一时候历史的进程出现了变化，没有如同第一个历史循环那样发展，而是出现了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蒙古帝国，不仅入主中原，更是横扫欧亚大陆。
第三个历史循环发生于朱元璋驱除胡虏，重新形成了明朝与北元（瓦剌-鞑靼）的对峙。在明末短暂的混乱之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原，完成了对中原与草原的整合，为这一循环画上了句号。
每个循环内部的一开始是一对中原的汉人政权和草原的游牧政权，他们几乎同时兴起，同时灭亡；随后进入一段混乱时间，同时存在多个政权割据混战；最后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外族政权入主中原。
循环内部的每一阶段的时间也在悄然变化，从第一循环到第三循环，混乱的时间逐渐减少，外族王朝统治中原的时间则不断增加。
除此以外，蒙元王朝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模式只是可能，而非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模式依旧有着很强的适用性。想要分析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我们必须先从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入手。
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方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我们对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印象。尽管诗词意境渲染出了大草原的雄浑壮阔，但在传统中原视角，我们惯于将游牧文明看作一种落后，野蛮的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方式是指家族每年与其畜群从一处牧地迁徙至另一处牧地的游牧方式。内陆亚洲的放牧方式在传统上依靠对广阔而有季节性的草原与山脉中草地的开发利用。
其实不尽然，游牧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开发草原资源的颇有成效的经济专门化方式。游牧经济建立于游牧民和动物的迁徙能力上。游牧民与逐水草而居，得以充分利用相较于中原汉地而言不够充分的水热资源条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蒙古包和骏马是游牧经济的标志
但是相较中原地区，这里的资源还是太有限了。分散且稀疏的游牧民众难以应对来自强大的定居地区的压力，游牧国家由此应运而生。
被迫之举：草原游牧国家的形成
游牧国家的发展不是内部需求的反应，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组织性最差的游牧民族出现在撒哈拉非洲，这是因为他们很少与外部的国家社会发生接触。与之对比，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中原的强大压力成为了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些游牧国家，大多采用的是一种「帝国联盟」的形式。面对中原王朝的时候，他们有着一位明确的领袖人物可以专断。但在帝国内部，是一种松散的协商部落联盟的形式。尤其在地方层面上，作为基层组织结构的部落，其酋长权力来自于游牧民的支持而非帝国的任命。
由于资源的匮乏，维持这种帝国的形态便需要从定居地区获取物资。一种方式是直接统治定居地区，就像入主中原的东北王朝做的那样，但是在帝国的形成时期，纯粹的游牧统治者并不了解统治定居地区的策略和手段。因此草原的游牧民族选择采取另一种手段，就是敲诈中原，从中原获得掳掠品和奉供，游牧统治者通过垄断这些资源的分配权，迫使基层部落酋长放弃独立性，从而维持游牧帝国的稳定。
外部边界战略
巴菲尔德将游牧帝国敲诈中原王朝的策略称之为「外部边界战略」。这一战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利用游牧骑兵的优势侵犯边境，一方面可以掳掠战利品，另一方面可以震慑中原朝廷。从匈奴人到明代的蒙古人，每到秋高马肥的时节，中原王朝就要做好防秋的准备。
下一步就是与中原王朝进行谈判，索取奉供和开放边境贸易。这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北方民族纳入朝贡贸易体系之中，中原王朝通过“倍偿其价”的形式换取了天朝上国的颜面。但当北方民族强大时，如突厥人和契丹人，那中原王朝便只能屈辱地奉上“岁币”，连最后的颜面也保不住了。
辽宋的澶渊之盟是「外部边界战略」的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两个过程可以循环往复，当对奉供数量不满意时，重新侵犯边境以换取更好的条件，时战时和的战争主动权掌握在游牧首领那里。诚然，像永乐以后的明朝，尽管屡屡遭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就是坚决不妥协，就算是皇帝被俘虏，也不愿与蒙古首领达成协议。但是这样的政策，只会让游牧首领变本加厉地犯边，明朝边疆在70年时间里遭受了中国历史上最多次数的入侵，直到1571年明朝调整政策签署了协议为止。
隆庆和议：明王朝最终与俺答汗达成妥协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真正的草原民族并不愿意占领汉地进行直接统治。当他们攻克边疆重镇，取得大捷时，更多会选择扫荡城镇，劫掠一空，再利用机动性返回草原保证收益，而不是占领城镇，承担防守的任务。就算是匈奴人和鞑靼人多次长驱直入到了帝国的都城之下，也未曾想过要占领一片汉地驻防。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中原政权恢复边镇的繁荣，以供他们再次劫掠。
当中原陷入混乱时，比如两汉交际，隋唐易代的时候，尽管北方的匈奴和突厥帝国统一且强盛，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逐鹿中原。而是与各路诸侯和中央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获取一份更好的协议。扶持亲游牧的政权，以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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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通过执行外部边界战略，游牧帝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之地。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们却往往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没有丝毫征兆，这大多是由于一个游牧国家的亘古难题，权力继承问题所引起的。
亘古难题：游牧权力继承问题
相较于在西周时，中原便确定了宗法制下的继承原则——嫡长子继承制，北方游牧民族的继承原则便显得模糊不清了。这些继承原则没有明文规定，更多的是一种草原习俗，他们很多时候相互抵触，更大意义上是为最终的胜利者提供合理性。
最理所当然的继承原则当然是直系继承，由儿子继承父亲首领的位置。匈奴人一开始便采取的是这种继承方式，维持了近百年的稳定。然而，由于草原战争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游牧首领在正值壮年时意外死亡，此时他们的儿子年龄尚小，不足以承担游牧首领的职责。
以突厥可汗世系为例，可以看出横向继承为主
为了部落的稳定，更多的时候游牧帝国选择了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后期的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继承便是这种形式。在第一代首领死后，由他的儿子们轮流担任首领，似乎既公平又合理，身处壮年的兄弟们有能力保障帝国的繁荣。然而兄弟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权力不可避免要实现跨代交接。
问题往往出现于此，当权力继承原则从横向继承重新变回直系继承时，是第一位首领的儿子继承，还是由最后一位首领的儿子继承呢？理论上应该回到这一辈中最年长的人那里，然而由于最后一位首领的儿子更接近于权力，他们的地位却往往更高。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草原终究是一个谁拳头大谁有理的社会，最终的解决方式往往是通过内部斗争来决定。内部斗争有两种，一种是政变与暗杀，另一种是内战。回鹘汗国的继承就常常通过一系列暗杀实现，最终的胜利者清除掉了所有汗位潜在的威胁者。这种继承方法虽然残忍暴力，但是对外界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它成功维系了帝国的统一。
而采取内战的方式，便不可避免造成了部落的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衰落，匈奴便因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不复当年的荣光。更可怕的是，中原王朝和其他的游牧民族仍然虎视眈眈，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廷便是趁准噶尔汗国的达瓦齐和达尔扎为汗位内战之际，将这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彻底征服，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至于东北出身的游牧民族如鲜卑人，在初期采用一种更选贤任能的制度，推选出部落领袖。这些领袖往往有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能够将分散的部落族众统合起来。然而，由于缺少固定明晰的继承制度，松散的鲜卑联盟常常在首领去世后便分崩离析。曹魏在洞察了鲜卑的政治结构后，选择暗杀了敌对的鲜卑首领轲比能。果不其然，在此以后鲜卑再难对曹魏形成威胁。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便是草原内战的典型范例
除此以外，北方游牧民族还有许多继承原则，如草原传统的幼子继承制和首领指定接班人。这些错综复杂的继承制度加剧了草原民族的分裂倾向，就连强大的蒙古帝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伴随着内战而分裂为了四大汗国。
内部边界战略
当草原内战爆发，游牧帝国分裂之际，弱势的一方往往会寻求与中原结盟，共抗强敌。汉人政权也乐于扶持一个亲中原的部落成为草原首领。因此双方很容易便达成一种默契。
想要使用内部边界战略，游牧首领不得不放下身段，放弃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向皇帝表示归附。不过不久他们就会发现，这种归附可以只是表面上的，无损于他们在草原上的地位。两次匈奴内战中，南单于都使用了内部边界战略，然而成果却有所不同。
第一次内战中呼韩邪单于成功利用了汉朝的支持，打败了郅之单于。然而当他重获草原霸主地位之时，是不愿满足于做汉朝的附庸。于是他重新侵扰汉朝边境，与汉朝签订了新的协约。于是乎汉朝大力协助呼韩邪的做法似乎却帮助呼韩邪重建了一个强大的匈奴草原帝国。
对于游牧首领来说，也不是每一次内部边界战略都能够大获成功。第二次内战中的南匈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即使比单于宣称自己是呼韩邪二世，也改变不了南匈奴的衰落。尽管东汉与南匈奴的结盟成功将北匈奴击溃，但是南匈奴却无法再现帝国的辉煌，草原的统治权转移到了松散的鲜卑人那里。不过谁也没想到，几百年后，正是这些内附的南匈奴人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大混乱时代。
汉赵的开国皇帝刘渊便是内附的南匈奴单于的后代
除了匈奴人这种典型的内陆边界战略以外，很多时候北方游牧首领与中原的结盟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在噶尔丹成为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时，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也公开反抗叔叔的统治。某种程度上，策妄阿拉布坦使用的就是一种类内部边界战略。当康熙帝亲征漠北击溃噶尔丹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了准噶尔汗国毋庸置疑的领袖。与匈奴人类似，他的侄孙达瓦齐就失败了。尽管达瓦齐在内战中成功夺取了准噶尔的政权，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着乾隆帝的远征大军的到来，他也只能在北京城度过他的余生了。
生死与共：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共存关系
当回鹘王朝一夜崩溃的消息传到长安城的时候，皇帝与群臣们弹冠相庆，这个贪得无厌的北方邻居终于瓦解了。然而他们想不到，回鹘的覆灭却昭示着唐王朝的灭亡。没过多久，唐王朝深陷内乱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分崩离析而名存实亡。
诚然，此时的大唐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但盛世之后却依旧维持了百余年的统治。如果说经济层面是靠着江南地区的赋税支持，那么军事层面就是依靠于游牧力量的帮助。无论是安史之乱中两京的收复还是在西域对吐蕃人的战争，从中都能看见回鹘人的身影。尽管回鹘人也向中原索取奉供与联姻，但当回鹘人覆灭以后，唐朝再没有一位忠诚的盟友为他平定叛乱。
回鹘汗国与唐王朝更像是一种共生关系
回鹘与唐朝的良好关系是汉人王朝与游牧帝国生死与共的典型例证。一个虚弱的中原王朝与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相互合作，维护这东亚大陆的秩序。面对强大的游牧威胁，中原王朝愿意提供大额的奉供，满足草原政权的需要。作为回报，草原军事力量帮助虚弱的中央政府平定叛乱，维持稳定。北方游牧政权并没有统治中原的需求，而是满足于从中原的政府那里间接地获取资源。
当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各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时，他们的力量可以渗透至东亚文明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西域还是东北都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只能选择中原或草原归附，而不能发展出独立的力量。但是，一旦中原和草原的统治秩序同时崩溃，东北民族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元帝国：东北王朝的统治之术
鲜卑，契丹，女真，满洲……这些成功入主中原并维持了相对稳定统治的民族，除了蒙古人以外，都来自蒙古高原以东，辽河平原以北的广袤的东北森林之中。这一现象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来自东北的政权们发展出了一种能够同时有效控制中原和草原两个世界的二元政治体制。想要探寻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东北龙兴之地特殊的地理结构。
来自白山黑水的文明最终主导了中国 图源：地缘看世界
辽河流域的东北边疆地区由于辽西山地的存在，被赋予了一定的地缘独立性，免受中原混乱局面的干扰。与此同时，东北边疆与华北平原距离十分接近，又有辽西走廊的衔接，紧靠帝国的中心，能轻易参与到中原逐鹿之中。可以说这是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割据政权得天独厚的条件。
然而，真正让东北边疆从四川盆地，江南丘陵这些同样常常沦为割据政权的地缘板块中脱颖而出的是东北边疆的复杂性。辽河流域的东北边疆地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包含着三种居民：辽西草原的游牧居民、辽东半岛的汉人居民和辽河源头的森林居民。当东北割据政权统治这一区域时，他们有机会发展出一种能够有效整合农耕和游牧民众的政治体制，东北的地缘独立性和小范围属性为整合过程提供了试错的空间。
辽河流域的复杂属性 图源：地缘看世界
第一个开发出这种二元体制的是十六国中的前燕，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汉人制度管理农业区域为国家提供经济保障，而建立一种相较草原游牧更加专制的军事组织来保证国家的战斗力。这种方法在经过不断地调试和修正后，为北魏，辽朝，金朝和清朝所承袭，并从东北边疆推广到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外族王朝在面对草原问题时的处理方法，相较传统的汉人王朝要有效得多。在军事层面，东北外族王朝继续使用游牧骑兵的战术保证机动性，这使得他们在战术层面相较草原部落不落下风。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熟悉草原部落联盟的内在逻辑，游牧的机动性使草原部落可以采取一种类似游击战的战术。因而东北王朝注重的不仅是一场胜利，更重要的是俘获有生力量。不同于中原王朝对于这些俘虏的担忧，东北政权有信心可以让他们为我所用，将这些俘虏整合进他们的军事体制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契丹人十分注重维持草原的动态平衡
战略层面上，东北王朝了解草原部落联盟形成之艰难，因此会着重打击有崛起之势的部落。回鹘灭亡后的草原陷入了近四百年的混乱，原因便在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采取了利用一切手段使草原混乱的政策。他们将靠近边界的部落加以严密的监视，对远方的部落则不时地打击。他们充分利用草原部落间敌对的关系，支持弱小部落去摧毁强大部落，反过来再去联合新的弱小部落，从而使草原处于一个动态的混乱平衡之中，以此阻止任何部落的崛起。
进取的汉人：李世民与朱棣
草原游牧世界的生存逻辑其实并不复杂，然而，对于汉人本土政权来说，却总是雾里看花，不甚了解。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汉人都不能理解草原逻辑，历史上，就有两位君主，熟练运用草原逻辑作为帝国的北方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被草原部落们奉为「天可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与草原的共主。他便是利用了突厥人的内部矛盾，多次远征漠北施加影响，换取了突厥人的臣服。明太宗朱棣则利用瓦剌（西蒙古）与鞑靼（东蒙古）之间的矛盾，以及内附的朵颜三卫，屡屡远征漠北攻击草原上强大的部落，执行攻击型防御政策，从而维持而这种动态的平衡，使得游牧世界无法真正整合。
曾与颉利可汗隔渭水而盟的唐太宗十分清楚草原的政治逻辑
究其原因，还是与二人的成长背景经历有关。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的杰出代表，本身便有着鲜卑血统，初唐的文化中胡风甚重。再加上多年征战以及出色的个人魅力，他才能真正获取部落首领的支持。朱棣获封燕王，常年在帝国北疆与蒙古人打交道，因此才能对于草原的逻辑了若指掌，运用自如。
对于汉人政权而言，问题在于这种对草原的了解建立在君主个人的经历之上。但是按照中原儒家的君主培养方法，于深宫之中读圣贤之道，注定这种对草原的了解是无法延续的。果不其然，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突厥人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汗国；而在朱棣逝世仅二十余年后，瓦剌首领也先便统合草原，更是在土木堡俘虏了明朝皇帝。
深宫中长大的中原君主很难理解千里以外的世界
无论是东北外族王朝还是如朱棣一般进取的汉人，他们所执行的是一种攻击型防御政策，因而能防患于未然。然而，没有政策是十全十美的。外族王朝的草原政策也有其弱点，即当那个弱小部落在统治者的默许下战胜了强大的部落以后，或许再加上些运气的成分，这些部落的崛起开始不可阻挡，逃脱了帝国的控制。
逃脱魔爪：蒙古例外论
这个逃脱了中央帝国魔爪的部落便是成吉思汗的蒙古。蒙古人在随后的百年中不但反噬了曾经的主人金国，更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这大约是草原游牧世界在历史上的巅峰之作。
成吉思汗在金国人的支持下打败了塔塔尔部，随后成为了草原的最强者。金朝人一如既往的执行他们「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扶持乃蛮部以打击成吉思汗。然而，这次却失效了。成吉思汗迅速整合了草原上的部族，他已经势不可挡，蒙古人开始对金朝的边境发起了攻击。
即便如此，蒙古人一开始也和他们的游牧祖先一样，并不想占领中原的土地。尽管他们甚至将金中都掳掠一空，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外部边界战略，长期间接地获取中原的资源。然而，此时统治中原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人，他们虽然汉化，但依旧保持着攻击性。即使被迫订立城下之盟，也是希望通过短暂的和平厉兵秣马，重新对蒙古人发起反击，金朝并不甘于沦为蒙古人的附庸，或者是外部边界战略下的汉人王朝。因此对于金国，蒙古人只能不断攻击，最终将其彻底毁灭，留下了一个残破不堪的中原。
面对着金朝灭亡后广阔的中原土地，蒙古人不得不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在耶律楚材等懂得汉地管理方法的官员的建议下，蒙古人开始仿照汉人制度，进行对中原的统治。相较于发源于东北的二元帝国，蒙古人的汉化是迟滞的，经过他们改良后的政治制度，如中央机构与行省制，都是极其简单的管理体制，带有浓重的草原色彩。甚至，就连称帝建国，选取国号这种事情，其他外族政权都是先在东北完成，再入主中原。蒙古人则是在入主中原以后才勉强完成，建立了短暂的元朝。
蒙元一朝有特性，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
作为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王朝中，唯一一个来自于北方的政权，元朝的历史是这么的短暂，这便是汉化迟滞，未能适应中原生活的结果。甚至他们的结局都显得与众不同，在面对朱元璋大军来袭的时候，元顺帝选择了北遁，就像他的游牧祖先在草原上游击那样来去自如，而不是固守做殊死搏斗。这实在是中原王朝中的一个特例。
又或许，蒙古的崛起真的只是草原世界的一个例外。
最终的整合：清朝的内亚政策
满洲人的边疆政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集大成者。东北外族政权的传统做法是让草原的游牧力量保持一个分裂的状态，使之无法对中原产生威胁。清朝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将草原部落直接纳入中央的政治体系之中。
在满清入关之前，皇太极在整合漠南蒙古部落时，便设置了蒙古八旗，通过满蒙联姻将部落首领纳入满洲贵族之中，重组了这些蒙古部落。尔后，清政府将蒙古人分化到众多细小单位之中，并限定了专门的地域范围，从而限制了蒙古部落的移动性。最终，内蒙古盟旗首领只有完全依靠于清廷维生，丧失了独立性。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准噶尔汗国的用兵后，终于彻底将准噶尔消灭，无论是东北，漠北，西域还是青藏高原，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清朝是中国历史帝制时期发展的最终形态。
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处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和平时期，蒙古高原的地位急速下降，清廷有意识地利用藏传佛教驯化蒙古人。当清廷已经不需要蒙古人的力量进行军事行动，便鼓励蒙古人投入宗教中代替传统的争斗。一座座佛教寺庙在蒙古高原上拔地而起，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成为僧侣，一种寺庙秩序在草原建立。由于清朝对拉萨的有效控制，藏传佛教下的寺庙秩序无疑是中央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此外，清廷首次将蒙古草原开放给汉人进行开发。山西农民走西口，来到了土默川定居，将这些草场改造为了耕地；山西的商人更是远赴漠北，促进了中原与草原商品和货物的交换。在这种贸易之中，蒙古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注入中原，当地蒙古人负债累累，草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中。
清俄联手瓜分内亚，使游牧政权再无立锥之地
随着准噶尔汗国和哈萨克汗国的覆灭，传统的草原游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广阔的地区沦为了中国与俄国斗争的角力场。纵使清王朝和沙皇俄国在20世纪初先后崩溃，草原世界也再没有能力去形成影响世界的力量，草原真正的衰落了。
贸易与交往，战争与政治的传统结构以及马上民族的宏图伟业，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后记：草原与中国
草原游牧世界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与中原的不断较量塑造了中央之国的形成与发展。经过数千年的磨合和探索之后，两个世界终于在清朝真正整合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共同体。然而，清王朝的这种整合的代价却是停滞，虽然帝国的稳定得到了保证，但是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不进反退。
或许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所言，只有现代化才是将草原世界与中原内地有机联系起来，实现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
附购书链接 http://product.dangdang.com/28554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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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读书笔记，作者是萧熊。
写在前面
去年年末，笔者初读本书，收获颇丰，是故写下了本篇读书笔记，简要梳理了书中的观点。若诸君对此有兴趣，推荐阅读本书全文。巴菲尔德以人类学家身份，于阿富汗游牧部落田野多年，后写下本书，其范式于学界有所争议。唯是笔者以为其观点颇具启发性，愿与大家分享。
引子：另一种视角
翻遍中国古代史，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明争暗斗贯穿了整条时间线。从秦汉与匈奴的对峙到清朝与准噶尔的争雄，无论是本土的汉人王朝还是入主中原的外族王朝，与北方民族的关系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对于形形色色的中原王朝已经足够了解，然而对于北方的邻居，我们往往是一知半解，有很多的疑问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北方的游牧政权为何层出不穷？他们又为何旋起旋灭？什么样的政权才能入主中原？
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一书，从游牧政权视角总结规律，通过梳理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政权的兴衰，提供了边疆史研究的新范式。
农/牧文明区示意图图源：地缘看世界
王朝周期：三种政权循环的模式
纵观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将北方的政权分为三类，中原的汉人政权，草原的游牧政权和东北的混合政权。如果将这些政权按照时间线归类排列，整个历史大约形成了三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世纪，随着秦灭六国，统一中原，北方的匈奴也随之兴起。尽管秦朝二世而亡，但是汉朝与匈奴依旧维持了南北对峙的关系。公元155年匈奴失去了其统治地位，不久东汉也陷入群雄割据状态。随后进入到了三国两晋的大混乱时期。最终由东北地区鲜卑人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华北），结束了第一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开始于公元6世纪，突厥统一了北方的游牧地区，隋朝则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中原再一次统一。中原与草原再一次形成对峙状态。后来唐朝继承隋朝，突厥则被回鹘取代，但是双方的关系没有改变。直到回鹘于公元840年突然崩溃，不久唐朝也陷入黄巢之乱，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和辽宋对峙（辽宋均未能统一华北）的乱世。最终由东北地区女真人的金朝入主中原，结束了第二个循环。
这一时候历史的进程出现了变化，没有如同第一个历史循环那样发展，而是出现了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蒙古帝国，不仅入主中原，更是横扫欧亚大陆。
第三个历史循环发生于朱元璋驱除胡虏，重新形成了明朝与北元（瓦剌-鞑靼）的对峙。在明末短暂的混乱之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原，完成了对中原与草原的整合，为这一循环画上了句号。
每个循环内部的一开始是一对中原的汉人政权和草原的游牧政权，他们几乎同时兴起，同时灭亡；随后进入一段混乱时间，同时存在多个政权割据混战；最后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外族政权入主中原。
循环内部的每一阶段的时间也在悄然变化，从第一循环到第三循环，混乱的时间逐渐减少，外族王朝统治中原的时间则不断增加。
除此以外，蒙元王朝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模式只是可能，而非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模式依旧有着很强的适用性。想要分析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我们必须先从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入手。
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方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我们对草原游牧民族的第一印象。尽管诗词意境渲染出了大草原的雄浑壮阔，但在传统中原视角，我们惯于将游牧文明看作一种落后，野蛮的生活方式。
游牧生活方式是指家族每年与其畜群从一处牧地迁徙至另一处牧地的游牧方式。内陆亚洲的放牧方式在传统上依靠对广阔而有季节性的草原与山脉中草地的开发利用。
其实不尽然，游牧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开发草原资源的颇有成效的经济专门化方式。游牧经济建立于游牧民和动物的迁徙能力上。游牧民与逐水草而居，得以充分利用相较于中原汉地而言不够充分的水热资源条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蒙古包和骏马是游牧经济的标志
但是相较中原地区，这里的资源还是太有限了。分散且稀疏的游牧民众难以应对来自强大的定居地区的压力，游牧国家由此应运而生。
被迫之举：草原游牧国家的形成
游牧国家的发展不是内部需求的反应，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
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组织性最差的游牧民族出现在撒哈拉非洲，这是因为他们很少与外部的国家社会发生接触。与之对比，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中原的强大压力成为了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些游牧国家，大多采用的是一种「帝国联盟」的形式。面对中原王朝的时候，他们有着一位明确的领袖人物可以专断。但在帝国内部，是一种松散的协商部落联盟的形式。尤其在地方层面上，作为基层组织结构的部落，其酋长权力来自于游牧民的支持而非帝国的任命。
由于资源的匮乏，维持这种帝国的形态便需要从定居地区获取物资。一种方式是直接统治定居地区，就像入主中原的东北王朝做的那样，但是在帝国的形成时期，纯粹的游牧统治者并不了解统治定居地区的策略和手段。因此草原的游牧民族选择采取另一种手段，就是敲诈中原，从中原获得掳掠品和奉供，游牧统治者通过垄断这些资源的分配权，迫使基层部落酋长放弃独立性，从而维持游牧帝国的稳定。
外部边界战略
巴菲尔德将游牧帝国敲诈中原王朝的策略称之为「外部边界战略」。这一战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利用游牧骑兵的优势侵犯边境，一方面可以掳掠战利品，另一方面可以震慑中原朝廷。从匈奴人到明代的蒙古人，每到秋高马肥的时节，中原王朝就要做好防秋的准备。
下一步就是与中原王朝进行谈判，索取奉供和开放边境贸易。这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北方民族纳入朝贡贸易体系之中，中原王朝通过“倍偿其价”的形式换取了天朝上国的颜面。但当北方民族强大时，如突厥人和契丹人，那中原王朝便只能屈辱地奉上“岁币”，连最后的颜面也保不住了。
辽宋的澶渊之盟是「外部边界战略」的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两个过程可以循环往复，当对奉供数量不满意时，重新侵犯边境以换取更好的条件，时战时和的战争主动权掌握在游牧首领那里。诚然，像永乐以后的明朝，尽管屡屡遭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就是坚决不妥协，就算是皇帝被俘虏，也不愿与蒙古首领达成协议。但是这样的政策，只会让游牧首领变本加厉地犯边，明朝边疆在70年时间里遭受了中国历史上最多次数的入侵，直到1571年明朝调整政策签署了协议为止。
隆庆和议：明王朝最终与俺答汗达成妥协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真正的草原民族并不愿意占领汉地进行直接统治。当他们攻克边疆重镇，取得大捷时，更多会选择扫荡城镇，劫掠一空，再利用机动性返回草原保证收益，而不是占领城镇，承担防守的任务。就算是匈奴人和鞑靼人多次长驱直入到了帝国的都城之下，也未曾想过要占领一片汉地驻防。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中原政权恢复边镇的繁荣，以供他们再次劫掠。
当中原陷入混乱时，比如两汉交际，隋唐易代的时候，尽管北方的匈奴和突厥帝国统一且强盛，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逐鹿中原。而是与各路诸侯和中央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获取一份更好的协议。扶持亲游牧的政权，以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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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通过执行外部边界战略，游牧帝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之地。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们却往往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没有丝毫征兆，这大多是由于一个游牧国家的亘古难题，权力继承问题所引起的。
亘古难题：游牧权力继承问题
相较于在西周时，中原便确定了宗法制下的继承原则——嫡长子继承制，北方游牧民族的继承原则便显得模糊不清了。这些继承原则没有明文规定，更多的是一种草原习俗，他们很多时候相互抵触，更大意义上是为最终的胜利者提供合理性。
最理所当然的继承原则当然是直系继承，由儿子继承父亲首领的位置。匈奴人一开始便采取的是这种继承方式，维持了近百年的稳定。然而，由于草原战争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游牧首领在正值壮年时意外死亡，此时他们的儿子年龄尚小，不足以承担游牧首领的职责。
以突厥可汗世系为例，可以看出横向继承为主
为了部落的稳定，更多的时候游牧帝国选择了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后期的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继承便是这种形式。在第一代首领死后，由他的儿子们轮流担任首领，似乎既公平又合理，身处壮年的兄弟们有能力保障帝国的繁荣。然而兄弟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权力不可避免要实现跨代交接。
问题往往出现于此，当权力继承原则从横向继承重新变回直系继承时，是第一位首领的儿子继承，还是由最后一位首领的儿子继承呢？理论上应该回到这一辈中最年长的人那里，然而由于最后一位首领的儿子更接近于权力，他们的地位却往往更高。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草原终究是一个谁拳头大谁有理的社会，最终的解决方式往往是通过内部斗争来决定。内部斗争有两种，一种是政变与暗杀，另一种是内战。回鹘汗国的继承就常常通过一系列暗杀实现，最终的胜利者清除掉了所有汗位潜在的威胁者。这种继承方法虽然残忍暴力，但是对外界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它成功维系了帝国的统一。
而采取内战的方式，便不可避免造成了部落的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衰落，匈奴便因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不复当年的荣光。更可怕的是，中原王朝和其他的游牧民族仍然虎视眈眈，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清廷便是趁准噶尔汗国的达瓦齐和达尔扎为汗位内战之际，将这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彻底征服，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至于东北出身的游牧民族如鲜卑人，在初期采用一种更选贤任能的制度，推选出部落领袖。这些领袖往往有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能够将分散的部落族众统合起来。然而，由于缺少固定明晰的继承制度，松散的鲜卑联盟常常在首领去世后便分崩离析。曹魏在洞察了鲜卑的政治结构后，选择暗杀了敌对的鲜卑首领轲比能。果不其然，在此以后鲜卑再难对曹魏形成威胁。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便是草原内战的典型范例
除此以外，北方游牧民族还有许多继承原则，如草原传统的幼子继承制和首领指定接班人。这些错综复杂的继承制度加剧了草原民族的分裂倾向，就连强大的蒙古帝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伴随着内战而分裂为了四大汗国。
内部边界战略
当草原内战爆发，游牧帝国分裂之际，弱势的一方往往会寻求与中原结盟，共抗强敌。汉人政权也乐于扶持一个亲中原的部落成为草原首领。因此双方很容易便达成一种默契。
想要使用内部边界战略，游牧首领不得不放下身段，放弃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向皇帝表示归附。不过不久他们就会发现，这种归附可以只是表面上的，无损于他们在草原上的地位。两次匈奴内战中，南单于都使用了内部边界战略，然而成果却有所不同。
第一次内战中呼韩邪单于成功利用了汉朝的支持，打败了郅之单于。然而当他重获草原霸主地位之时，是不愿满足于做汉朝的附庸。于是他重新侵扰汉朝边境，与汉朝签订了新的协约。于是乎汉朝大力协助呼韩邪的做法似乎却帮助呼韩邪重建了一个强大的匈奴草原帝国。
对于游牧首领来说，也不是每一次内部边界战略都能够大获成功。第二次内战中的南匈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即使比单于宣称自己是呼韩邪二世，也改变不了南匈奴的衰落。尽管东汉与南匈奴的结盟成功将北匈奴击溃，但是南匈奴却无法再现帝国的辉煌，草原的统治权转移到了松散的鲜卑人那里。不过谁也没想到，几百年后，正是这些内附的南匈奴人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大混乱时代。
汉赵的开国皇帝刘渊便是内附的南匈奴单于的后代
除了匈奴人这种典型的内陆边界战略以外，很多时候北方游牧首领与中原的结盟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在噶尔丹成为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时，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也公开反抗叔叔的统治。某种程度上，策妄阿拉布坦使用的就是一种类内部边界战略。当康熙帝亲征漠北击溃噶尔丹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了准噶尔汗国毋庸置疑的领袖。与匈奴人类似，他的侄孙达瓦齐就失败了。尽管达瓦齐在内战中成功夺取了准噶尔的政权，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着乾隆帝的远征大军的到来，他也只能在北京城度过他的余生了。
生死与共：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共存关系
当回鹘王朝一夜崩溃的消息传到长安城的时候，皇帝与群臣们弹冠相庆，这个贪得无厌的北方邻居终于瓦解了。然而他们想不到，回鹘的覆灭却昭示着唐王朝的灭亡。没过多久，唐王朝深陷内乱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分崩离析而名存实亡。
诚然，此时的大唐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但盛世之后却依旧维持了百余年的统治。如果说经济层面是靠着江南地区的赋税支持，那么军事层面就是依靠于游牧力量的帮助。无论是安史之乱中两京的收复还是在西域对吐蕃人的战争，从中都能看见回鹘人的身影。尽管回鹘人也向中原索取奉供与联姻，但当回鹘人覆灭以后，唐朝再没有一位忠诚的盟友为他平定叛乱。
回鹘汗国与唐王朝更像是一种共生关系
回鹘与唐朝的良好关系是汉人王朝与游牧帝国生死与共的典型例证。一个虚弱的中原王朝与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相互合作，维护这东亚大陆的秩序。面对强大的游牧威胁，中原王朝愿意提供大额的奉供，满足草原政权的需要。作为回报，草原军事力量帮助虚弱的中央政府平定叛乱，维持稳定。北方游牧政权并没有统治中原的需求，而是满足于从中原的政府那里间接地获取资源。
当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各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时，他们的力量可以渗透至东亚文明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西域还是东北都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只能选择中原或草原归附，而不能发展出独立的力量。但是，一旦中原和草原的统治秩序同时崩溃，东北民族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元帝国：东北王朝的统治之术
鲜卑，契丹，女真，满洲……这些成功入主中原并维持了相对稳定统治的民族，除了蒙古人以外，都来自蒙古高原以东，辽河平原以北的广袤的东北森林之中。这一现象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来自东北的政权们发展出了一种能够同时有效控制中原和草原两个世界的二元政治体制。想要探寻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必须了解东北龙兴之地特殊的地理结构。
来自白山黑水的文明最终主导了中国 图源：地缘看世界
辽河流域的东北边疆地区由于辽西山地的存在，被赋予了一定的地缘独立性，免受中原混乱局面的干扰。与此同时，东北边疆与华北平原距离十分接近，又有辽西走廊的衔接，紧靠帝国的中心，能轻易参与到中原逐鹿之中。可以说这是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割据政权得天独厚的条件。
然而，真正让东北边疆从四川盆地，江南丘陵这些同样常常沦为割据政权的地缘板块中脱颖而出的是东北边疆的复杂性。辽河流域的东北边疆地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包含着三种居民：辽西草原的游牧居民、辽东半岛的汉人居民和辽河源头的森林居民。当东北割据政权统治这一区域时，他们有机会发展出一种能够有效整合农耕和游牧民众的政治体制，东北的地缘独立性和小范围属性为整合过程提供了试错的空间。
辽河流域的复杂属性 图源：地缘看世界
第一个开发出这种二元体制的是十六国中的前燕，简单来说就是采用汉人制度管理农业区域为国家提供经济保障，而建立一种相较草原游牧更加专制的军事组织来保证国家的战斗力。这种方法在经过不断地调试和修正后，为北魏，辽朝，金朝和清朝所承袭，并从东北边疆推广到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外族王朝在面对草原问题时的处理方法，相较传统的汉人王朝要有效得多。在军事层面，东北外族王朝继续使用游牧骑兵的战术保证机动性，这使得他们在战术层面相较草原部落不落下风。王朝的统治者更加熟悉草原部落联盟的内在逻辑，游牧的机动性使草原部落可以采取一种类似游击战的战术。因而东北王朝注重的不仅是一场胜利，更重要的是俘获有生力量。不同于中原王朝对于这些俘虏的担忧，东北政权有信心可以让他们为我所用，将这些俘虏整合进他们的军事体制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契丹人十分注重维持草原的动态平衡
战略层面上，东北王朝了解草原部落联盟形成之艰难，因此会着重打击有崛起之势的部落。回鹘灭亡后的草原陷入了近四百年的混乱，原因便在于契丹人和女真人采取了利用一切手段使草原混乱的政策。他们将靠近边界的部落加以严密的监视，对远方的部落则不时地打击。他们充分利用草原部落间敌对的关系，支持弱小部落去摧毁强大部落，反过来再去联合新的弱小部落，从而使草原处于一个动态的混乱平衡之中，以此阻止任何部落的崛起。
进取的汉人：李世民与朱棣
草原游牧世界的生存逻辑其实并不复杂，然而，对于汉人本土政权来说，却总是雾里看花，不甚了解。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汉人都不能理解草原逻辑，历史上，就有两位君主，熟练运用草原逻辑作为帝国的北方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被草原部落们奉为「天可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与草原的共主。他便是利用了突厥人的内部矛盾，多次远征漠北施加影响，换取了突厥人的臣服。明太宗朱棣则利用瓦剌（西蒙古）与鞑靼（东蒙古）之间的矛盾，以及内附的朵颜三卫，屡屡远征漠北攻击草原上强大的部落，执行攻击型防御政策，从而维持而这种动态的平衡，使得游牧世界无法真正整合。
曾与颉利可汗隔渭水而盟的唐太宗十分清楚草原的政治逻辑
究其原因，还是与二人的成长背景经历有关。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的杰出代表，本身便有着鲜卑血统，初唐的文化中胡风甚重。再加上多年征战以及出色的个人魅力，他才能真正获取部落首领的支持。朱棣获封燕王，常年在帝国北疆与蒙古人打交道，因此才能对于草原的逻辑了若指掌，运用自如。
对于汉人政权而言，问题在于这种对草原的了解建立在君主个人的经历之上。但是按照中原儒家的君主培养方法，于深宫之中读圣贤之道，注定这种对草原的了解是无法延续的。果不其然，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突厥人重新崛起，建立了后突厥汗国；而在朱棣逝世仅二十余年后，瓦剌首领也先便统合草原，更是在土木堡俘虏了明朝皇帝。
深宫中长大的中原君主很难理解千里以外的世界
无论是东北外族王朝还是如朱棣一般进取的汉人，他们所执行的是一种攻击型防御政策，因而能防患于未然。然而，没有政策是十全十美的。外族王朝的草原政策也有其弱点，即当那个弱小部落在统治者的默许下战胜了强大的部落以后，或许再加上些运气的成分，这些部落的崛起开始不可阻挡，逃脱了帝国的控制。
逃脱魔爪：蒙古例外论
这个逃脱了中央帝国魔爪的部落便是成吉思汗的蒙古。蒙古人在随后的百年中不但反噬了曾经的主人金国，更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这大约是草原游牧世界在历史上的巅峰之作。
成吉思汗在金国人的支持下打败了塔塔尔部，随后成为了草原的最强者。金朝人一如既往的执行他们「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扶持乃蛮部以打击成吉思汗。然而，这次却失效了。成吉思汗迅速整合了草原上的部族，他已经势不可挡，蒙古人开始对金朝的边境发起了攻击。
即便如此，蒙古人一开始也和他们的游牧祖先一样，并不想占领中原的土地。尽管他们甚至将金中都掳掠一空，他们仍然希望通过外部边界战略，长期间接地获取中原的资源。然而，此时统治中原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人，他们虽然汉化，但依旧保持着攻击性。即使被迫订立城下之盟，也是希望通过短暂的和平厉兵秣马，重新对蒙古人发起反击，金朝并不甘于沦为蒙古人的附庸，或者是外部边界战略下的汉人王朝。因此对于金国，蒙古人只能不断攻击，最终将其彻底毁灭，留下了一个残破不堪的中原。
面对着金朝灭亡后广阔的中原土地，蒙古人不得不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在耶律楚材等懂得汉地管理方法的官员的建议下，蒙古人开始仿照汉人制度，进行对中原的统治。相较于发源于东北的二元帝国，蒙古人的汉化是迟滞的，经过他们改良后的政治制度，如中央机构与行省制，都是极其简单的管理体制，带有浓重的草原色彩。甚至，就连称帝建国，选取国号这种事情，其他外族政权都是先在东北完成，再入主中原。蒙古人则是在入主中原以后才勉强完成，建立了短暂的元朝。
蒙元一朝有特性，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
作为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王朝中，唯一一个来自于北方的政权，元朝的历史是这么的短暂，这便是汉化迟滞，未能适应中原生活的结果。甚至他们的结局都显得与众不同，在面对朱元璋大军来袭的时候，元顺帝选择了北遁，就像他的游牧祖先在草原上游击那样来去自如，而不是固守做殊死搏斗。这实在是中原王朝中的一个特例。
又或许，蒙古的崛起真的只是草原世界的一个例外。
最终的整合：清朝的内亚政策
满洲人的边疆政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集大成者。东北外族政权的传统做法是让草原的游牧力量保持一个分裂的状态，使之无法对中原产生威胁。清朝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将草原部落直接纳入中央的政治体系之中。
在满清入关之前，皇太极在整合漠南蒙古部落时，便设置了蒙古八旗，通过满蒙联姻将部落首领纳入满洲贵族之中，重组了这些蒙古部落。尔后，清政府将蒙古人分化到众多细小单位之中，并限定了专门的地域范围，从而限制了蒙古部落的移动性。最终，内蒙古盟旗首领只有完全依靠于清廷维生，丧失了独立性。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准噶尔汗国的用兵后，终于彻底将准噶尔消灭，无论是东北，漠北，西域还是青藏高原，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清朝是中国历史帝制时期发展的最终形态。
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处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和平时期，蒙古高原的地位急速下降，清廷有意识地利用藏传佛教驯化蒙古人。当清廷已经不需要蒙古人的力量进行军事行动，便鼓励蒙古人投入宗教中代替传统的争斗。一座座佛教寺庙在蒙古高原上拔地而起，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成为僧侣，一种寺庙秩序在草原建立。由于清朝对拉萨的有效控制，藏传佛教下的寺庙秩序无疑是中央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此外，清廷首次将蒙古草原开放给汉人进行开发。山西农民走西口，来到了土默川定居，将这些草场改造为了耕地；山西的商人更是远赴漠北，促进了中原与草原商品和货物的交换。在这种贸易之中，蒙古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注入中原，当地蒙古人负债累累，草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中。
清俄联手瓜分内亚，使游牧政权再无立锥之地
随着准噶尔汗国和哈萨克汗国的覆灭，传统的草原游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广阔的地区沦为了中国与俄国斗争的角力场。纵使清王朝和沙皇俄国在20世纪初先后崩溃，草原世界也再没有能力去形成影响世界的力量，草原真正的衰落了。
贸易与交往，战争与政治的传统结构以及马上民族的宏图伟业，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后记：草原与中国
草原游牧世界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与中原的不断较量塑造了中央之国的形成与发展。经过数千年的磨合和探索之后，两个世界终于在清朝真正整合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共同体。然而，清王朝的这种整合的代价却是停滞，虽然帝国的稳定得到了保证，但是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不进反退。
或许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所言，只有现代化才是将草原世界与中原内地有机联系起来，实现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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