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_读余华的《活着》
以下文章选自《佩索阿先生》
读书笔记
读余华的《活着》｜作者：南马
说来惭愧，早就听说过余华的大名，可是一直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最近在淘宝网上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时，看到了和余华的《活着》在一起捆绑销售，便买了。
余华的身上有先锋的标签，《活着》应该是余华最有名的一本书，写于九十年代，但看过后，有点失望，说实话，我认为写得并不出彩，也不先锋。先锋小说在时间的概念上，大致上应该是1985年或再稍前一点时间到1989年。很多人谈90年代的先锋小说，其实不对的。90年代没什么先锋小说;如果说还用先锋小说的概念的话，一定跟80年代所指的是不一样的概念。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写先锋小说的这些人在90年代还在写，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活着》这篇小说中，我并未看到不一样的概念。当然，这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并能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下面我客观的去分析一下。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在九十年代，这样的小说展现了中国的另一面。在那样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外国人对中国还了解不多。这样现实风格的小说刷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所以有外媒的好评也就自然。对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往往会加上批判两字，但批判现实主义会有一个限定，这篇小说虽然也有批判现实的意思在里面，但又不仅仅是批判。在时代的洪流中，命运被裹挟，往往身不由己，有一种命运的无奈在里面。那么，“命运”到底是什么，活着是为什么，就值得每个人去思考。
这篇小说有新的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于作者的一些写作手法有所不同。
首先，这篇小说有点像口语诗一样的写法，语言朴素自然，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尽量还原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缺少语言的文学性，这也许是作者的有意选择。作者的情感隐藏很深，看似是一个很客观的立场，其实深层依旧有着作者的温情和慈悲。
其次，面对突然的事件，作家往往会说明清楚，需要前因后果。但在余华的笔下，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它突然降临。余华继承了卡夫卡所发现的这种神秘的快感。余华在随笔集中曾提到了博尔赫斯、卡夫卡和海明威，这些作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不同的小说叙事的可能。卡夫卡是余华的第二个老师，让他明白了，写作是自由的，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从此他的写作开始无所畏惧。如：《活着》中福贵上街给母亲抓药，突然被抓壮丁，文中之前并没有交代，就突然出现了一队国民党的大兵。但是这种突然出现，在那个时代又是合理的，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文中还有凤霞突然变哑巴，二喜突然死去等都是突然降临。
其三，在《活着》中，作者淡化心理描写，采用其它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一种“冰山原则”，读者可通过语言、动作、景物描写等去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视野。
虽然有着上面的相关分析，但依旧掩盖不了《活着》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物形象不饱满，比较单一化，没有写出立体的、成长的、多维度的人。如福贵这个人物，只有破产前和破产后的两种对立的形象，有点脸谱化，没有写出不同时期的复杂性和成长性。其他人物也基本如此，从开始出现到最后，基本只有一个面目。我看过后，这些人物像一个纸片人一样，像是二维空间的。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应该更多体现在对人的剖析上。不管哪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有复杂性，而通过现代的眼光去看，更应该用多元的思维去还原“人”的真实面貌。是鲜明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这就有一点像看中国早期的电影一样，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二元的观点并不是现代性。这种写法妨碍了我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与现实相去甚远。现代性不仅是技巧上的，更应该是思维上的。其实中国许多文学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脸谱化的写作是一种标签写作，缺乏温度和人的气息。人其实是最复杂的，人性也是令人质疑的，如何写出有烟火气，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我想是现代性作品首先要思考的。
第二，把人物放在大的背景下来展现命运，这是许多好小说的一个写作技巧。《命运》中的主角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这种安排把人物的命运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这样，人物的命运就会在时代的切换中中波荡起伏，一波三折，形成强烈的冲突。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时代的背景，没有描写得很透彻，也因此，没有在人物的命运中形成深层的烙印。小说在抓壮丁和大炼钢铁的相关背景上描写稍多一点，但依旧有限，只在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上，而对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并未展开，很遗憾。这就感觉一条船行驶在河道上，而本来应该行驶在大海上。只有行驶在大海般的时代背景下，船上的人物和大海之间才会有更多的命运关联，也才会让读者对船上之人的命运有更深层的理解。一篇好的小说应该是能跨越时代，让后来的读者也能找到最深的共鸣点，而小说的背景就是一片大海。
第三，对人物命运的设计有点简单粗暴。这篇小说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悲剧就是“把美毁给别人看”，作者深谙这一点，所以在安排上就遵从了这个原则。在故事中，除了主角福贵，他的家人全死了，而且全都是善良之人，这就有点简单粗暴了。这是对好人不长寿的粗暴解释吗？我发现作者对“死亡”情有独钟，不死不罢休！不知道为何这样选择，难道就是为了突出福贵独自“活着”的这个主题？要知道，艰难地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把美毁给别人看”有很多方式，为什么只选择死亡这种方式？这种极端的安排方式并不能增强小说的主旨，反而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意图太明显，简直就是直奔主题。如果能够在人物悲剧的命运安排上多样化，不仅是拓展了一棵树不同方向的枝叶，带来时空的丰富性，而且也更能吻合社会的现状。
第四，缺少个性化的语言。语言的个性就是作者的个性，这篇小说完全就是一种中庸式写作，我没感受到作者特有的气息。我也挺喜欢朴素自然的语言，但不等于没有个性。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个性也是一种个性。也许这和前面的分析相关，是作者有意去淡化处理。但我觉得，难道淡化处理就不需要个性吗？
第五，有些情节的设计是非人性的，缺乏合理性。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福贵的儿子在献血救救人的过程中，因医生失误，过度抽血而导致死亡。福贵知晓内情后便去和医生理论，打医生后又去打被救者丈夫（是一位县长），这是一位父亲悲痛中的真实写照，但后来发现县长是曾经的战友，便马上和解，抱着他儿子的尸体回去了。我想问一声，这样处理符合人性吗？要知道，死的是一个人，而并不是一只狗。前面已经充分交代了福贵爱子至深，为了儿子读书差点把女儿送给别人，而到了后面因人祸死了就那样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并且在新社会，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样处理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草菅人命。
余华认为，小说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要丰富的多，宽广的多，每天都是新的，使他发现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我认为，在《活着》这篇小说中并未做到，这篇小说并没有先锋性。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的一种小说。写作技术上的一点变化并不能说明现代性，真正的现代性，真正的先锋，应该是一种思想。就像一个人穿上了很新潮很前卫的衣服，并不能说明他很现代，只能说看上去很现代，也许是一位很传统的人。而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人，不在乎穿什么衣服，而在于思想，有新的价值取向。从《活着》的结构来看，是最简单的线性结构，按照时间的先后依次展开；从人物来看，设置也比较简单脸谱化；从记叙方式来看，也还是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从表达的主旨来看，也并未呈现出现代性的思考倾向。总体而言，还是偏传统的方式，我并没有看到先锋性，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而已。“先锋的目的不是对读者的颠覆，而是为了在和读者的默契中完成对自由与怀疑精神的表达”（朱向前）
先锋性首先要有现代性，而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还原，把人还原成人，矛盾还原成矛盾，把高尚还原成高尚，卑鄙还原成卑鄙，把时代还原成时代。从根本上来说，探索小说的先锋性，是要去谎言的，这点似乎还没人能够达到，也是先锋探索的任重道远之处。
平台特邀顾问：于坚 沈天鸿 余怒 李云 方文竹 孤城 沙马 张建新 张远伦 杨碧薇
纸刊顾问：黄挺松
主编：参玄
读书笔记
读余华的《活着》｜作者：南马
说来惭愧，早就听说过余华的大名，可是一直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最近在淘宝网上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时，看到了和余华的《活着》在一起捆绑销售，便买了。
余华的身上有先锋的标签，《活着》应该是余华最有名的一本书，写于九十年代，但看过后，有点失望，说实话，我认为写得并不出彩，也不先锋。先锋小说在时间的概念上，大致上应该是1985年或再稍前一点时间到1989年。很多人谈90年代的先锋小说，其实不对的。90年代没什么先锋小说;如果说还用先锋小说的概念的话，一定跟80年代所指的是不一样的概念。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写先锋小说的这些人在90年代还在写，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活着》这篇小说中，我并未看到不一样的概念。当然，这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并能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下面我客观的去分析一下。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在九十年代，这样的小说展现了中国的另一面。在那样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外国人对中国还了解不多。这样现实风格的小说刷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所以有外媒的好评也就自然。对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往往会加上批判两字，但批判现实主义会有一个限定，这篇小说虽然也有批判现实的意思在里面，但又不仅仅是批判。在时代的洪流中，命运被裹挟，往往身不由己，有一种命运的无奈在里面。那么，“命运”到底是什么，活着是为什么，就值得每个人去思考。
这篇小说有新的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于作者的一些写作手法有所不同。
首先，这篇小说有点像口语诗一样的写法，语言朴素自然，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尽量还原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缺少语言的文学性，这也许是作者的有意选择。作者的情感隐藏很深，看似是一个很客观的立场，其实深层依旧有着作者的温情和慈悲。
其次，面对突然的事件，作家往往会说明清楚，需要前因后果。但在余华的笔下，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它突然降临。余华继承了卡夫卡所发现的这种神秘的快感。余华在随笔集中曾提到了博尔赫斯、卡夫卡和海明威，这些作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不同的小说叙事的可能。卡夫卡是余华的第二个老师，让他明白了，写作是自由的，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从此他的写作开始无所畏惧。如：《活着》中福贵上街给母亲抓药，突然被抓壮丁，文中之前并没有交代，就突然出现了一队国民党的大兵。但是这种突然出现，在那个时代又是合理的，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文中还有凤霞突然变哑巴，二喜突然死去等都是突然降临。
其三，在《活着》中，作者淡化心理描写，采用其它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一种“冰山原则”，读者可通过语言、动作、景物描写等去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视野。
虽然有着上面的相关分析，但依旧掩盖不了《活着》中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物形象不饱满，比较单一化，没有写出立体的、成长的、多维度的人。如福贵这个人物，只有破产前和破产后的两种对立的形象，有点脸谱化，没有写出不同时期的复杂性和成长性。其他人物也基本如此，从开始出现到最后，基本只有一个面目。我看过后，这些人物像一个纸片人一样，像是二维空间的。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应该更多体现在对人的剖析上。不管哪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有复杂性，而通过现代的眼光去看，更应该用多元的思维去还原“人”的真实面貌。是鲜明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这就有一点像看中国早期的电影一样，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二元的观点并不是现代性。这种写法妨碍了我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与现实相去甚远。现代性不仅是技巧上的，更应该是思维上的。其实中国许多文学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脸谱化的写作是一种标签写作，缺乏温度和人的气息。人其实是最复杂的，人性也是令人质疑的，如何写出有烟火气，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我想是现代性作品首先要思考的。
第二，把人物放在大的背景下来展现命运，这是许多好小说的一个写作技巧。《命运》中的主角从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这种安排把人物的命运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这样，人物的命运就会在时代的切换中中波荡起伏，一波三折，形成强烈的冲突。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时代的背景，没有描写得很透彻，也因此，没有在人物的命运中形成深层的烙印。小说在抓壮丁和大炼钢铁的相关背景上描写稍多一点，但依旧有限，只在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上，而对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并未展开，很遗憾。这就感觉一条船行驶在河道上，而本来应该行驶在大海上。只有行驶在大海般的时代背景下，船上的人物和大海之间才会有更多的命运关联，也才会让读者对船上之人的命运有更深层的理解。一篇好的小说应该是能跨越时代，让后来的读者也能找到最深的共鸣点，而小说的背景就是一片大海。
第三，对人物命运的设计有点简单粗暴。这篇小说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悲剧就是“把美毁给别人看”，作者深谙这一点，所以在安排上就遵从了这个原则。在故事中，除了主角福贵，他的家人全死了，而且全都是善良之人，这就有点简单粗暴了。这是对好人不长寿的粗暴解释吗？我发现作者对“死亡”情有独钟，不死不罢休！不知道为何这样选择，难道就是为了突出福贵独自“活着”的这个主题？要知道，艰难地活着比死去更痛苦。“把美毁给别人看”有很多方式，为什么只选择死亡这种方式？这种极端的安排方式并不能增强小说的主旨，反而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意图太明显，简直就是直奔主题。如果能够在人物悲剧的命运安排上多样化，不仅是拓展了一棵树不同方向的枝叶，带来时空的丰富性，而且也更能吻合社会的现状。
第四，缺少个性化的语言。语言的个性就是作者的个性，这篇小说完全就是一种中庸式写作，我没感受到作者特有的气息。我也挺喜欢朴素自然的语言，但不等于没有个性。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个性也是一种个性。也许这和前面的分析相关，是作者有意去淡化处理。但我觉得，难道淡化处理就不需要个性吗？
第五，有些情节的设计是非人性的，缺乏合理性。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福贵的儿子在献血救救人的过程中，因医生失误，过度抽血而导致死亡。福贵知晓内情后便去和医生理论，打医生后又去打被救者丈夫（是一位县长），这是一位父亲悲痛中的真实写照，但后来发现县长是曾经的战友，便马上和解，抱着他儿子的尸体回去了。我想问一声，这样处理符合人性吗？要知道，死的是一个人，而并不是一只狗。前面已经充分交代了福贵爱子至深，为了儿子读书差点把女儿送给别人，而到了后面因人祸死了就那样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并且在新社会，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样处理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草菅人命。
余华认为，小说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要丰富的多，宽广的多，每天都是新的，使他发现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我认为，在《活着》这篇小说中并未做到，这篇小说并没有先锋性。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的一种小说。写作技术上的一点变化并不能说明现代性，真正的现代性，真正的先锋，应该是一种思想。就像一个人穿上了很新潮很前卫的衣服，并不能说明他很现代，只能说看上去很现代，也许是一位很传统的人。而真正具有现代精神的人，不在乎穿什么衣服，而在于思想，有新的价值取向。从《活着》的结构来看，是最简单的线性结构，按照时间的先后依次展开；从人物来看，设置也比较简单脸谱化；从记叙方式来看，也还是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从表达的主旨来看，也并未呈现出现代性的思考倾向。总体而言，还是偏传统的方式，我并没有看到先锋性，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而已。“先锋的目的不是对读者的颠覆，而是为了在和读者的默契中完成对自由与怀疑精神的表达”（朱向前）
先锋性首先要有现代性，而现代性首先是一种还原，把人还原成人，矛盾还原成矛盾，把高尚还原成高尚，卑鄙还原成卑鄙，把时代还原成时代。从根本上来说，探索小说的先锋性，是要去谎言的，这点似乎还没人能够达到，也是先锋探索的任重道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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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参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