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想象异域》（1）
以下文章选自《卓然庐》
葛兆光先生《想象异域》，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一版，副标题：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从“朝天””到“燕行”的转变：
朝鲜人对中华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朝鲜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朝天”两个字，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P32-33）但是，在整个大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P42）
近年来，受到后殖民、后现代等历史学新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描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质疑和批评，这引起了一系列新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是否可以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以“以中国解释中国”？是否必须超越“国家”而进行“区域”研究？（P6）
这里有太多中国早已不存，或者隐而不彰的历史。随意举一个例子，像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声讨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衣冠”的《檄文》，不管他是不是真心，这一檄文都不被清朝官方文献所保留，却收录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中，在东亚（包括中国沿海）曾经广泛流传。（P7）这里的点，除了对史料“隐而不彰”的痛惜，虽然以自己的视觉和褒贬选取材料所见多是，依然对因此左右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全面和准确的不忿。
吴三桂旧部郭朝瑞对打探消息的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旧部报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葛兆光先生作如下分析：从通风报信的架势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从心底对钱财的贪恋看，此人心地并不单纯。（P98）这段对人性鞭策入里的分析，直教人分不清究竟是历史学家借史料阐述观点，还是文学家以上帝视觉窥视人物内心。作者这段话真好：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学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妆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P113）
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P14）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P31）因此，朝鲜人对大清充满鄙夷和偏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他们眼里，就连清帝国的学术，也不那么正宗了。比如孔子塑像，嘉靖年间还“甚得其正”，但清军入关后，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学童读书以《三字经》为先，禁教朱熹的《小学》。（P48）朝鲜文人比汉族中国文人“认死理”的固执更加厉害，两班士人的稳定性和传统性，使他们始终觉得捍卫朱子之学，就是捍卫正宗的华夏文明。因此，朝鲜的士人常常以朱子之学为正宗自居，也常常对不尊朱学的做法表示鄙夷。其实，即便更早的万历年间，朝鲜人就对“像王阳明这样得罪圣贤的人”还得到官方从祀的待遇表示异议：“阳明敢肆己意，谤辱朱子，实斯文之罪人也，孰倡斯议以乱好学”。（P50）
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专题论文集凡五种，《孔庙从祀与乡约》中收录《<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三篇，对此问题研究可谓详尽。
在《燕行录》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黍离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
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了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明朝后无中国。十七世纪后东亚还有认同吗？（P58）
这个问题，葛兆光先生在他的《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中，有更详尽、生动的阐述。
今日重翻此书，倒是关注到绪说中引用美籍日裔学者罗友枝《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清朝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P21）
这个观点也许不能苟同，倒不如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导言来得直接痛快：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5亿之多。在清帝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P002）
葛兆光先生《想象异域》，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一版，副标题：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从“朝天””到“燕行”的转变：
朝鲜人对中华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朝鲜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朝天”两个字，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P32-33）但是，在整个大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P42）
近年来，受到后殖民、后现代等历史学新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描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质疑和批评，这引起了一系列新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是否可以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以“以中国解释中国”？是否必须超越“国家”而进行“区域”研究？（P6）
这里有太多中国早已不存，或者隐而不彰的历史。随意举一个例子，像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声讨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衣冠”的《檄文》，不管他是不是真心，这一檄文都不被清朝官方文献所保留，却收录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中，在东亚（包括中国沿海）曾经广泛流传。（P7）这里的点，除了对史料“隐而不彰”的痛惜，虽然以自己的视觉和褒贬选取材料所见多是，依然对因此左右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全面和准确的不忿。
吴三桂旧部郭朝瑞对打探消息的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旧部报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葛兆光先生作如下分析：从通风报信的架势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从心底对钱财的贪恋看，此人心地并不单纯。（P98）这段对人性鞭策入里的分析，直教人分不清究竟是历史学家借史料阐述观点，还是文学家以上帝视觉窥视人物内心。作者这段话真好：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学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妆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P113）
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P14）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P31）因此，朝鲜人对大清充满鄙夷和偏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他们眼里，就连清帝国的学术，也不那么正宗了。比如孔子塑像，嘉靖年间还“甚得其正”，但清军入关后，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学童读书以《三字经》为先，禁教朱熹的《小学》。（P48）朝鲜文人比汉族中国文人“认死理”的固执更加厉害，两班士人的稳定性和传统性，使他们始终觉得捍卫朱子之学，就是捍卫正宗的华夏文明。因此，朝鲜的士人常常以朱子之学为正宗自居，也常常对不尊朱学的做法表示鄙夷。其实，即便更早的万历年间，朝鲜人就对“像王阳明这样得罪圣贤的人”还得到官方从祀的待遇表示异议：“阳明敢肆己意，谤辱朱子，实斯文之罪人也，孰倡斯议以乱好学”。（P50）
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专题论文集凡五种，《孔庙从祀与乡约》中收录《<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三篇，对此问题研究可谓详尽。
在《燕行录》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黍离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
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了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明朝后无中国。十七世纪后东亚还有认同吗？（P58）
这个问题，葛兆光先生在他的《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2月出版）中，有更详尽、生动的阐述。
今日重翻此书，倒是关注到绪说中引用美籍日裔学者罗友枝《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清朝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P21）
这个观点也许不能苟同，倒不如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哈佛中国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导言来得直接痛快：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5亿之多。在清帝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P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