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分享丨芋圆丸子读《全球通史》之中国文明
以下文章选自《历史悦读教研分享》
让我们一起读经典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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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圆丸子（网名）第 1 次读书笔记分享
读《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 7 章
一、主要内容
本章节主要讲述中国两汉及之前的历史。
二、读书摘抄及与作者探究之处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 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一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1、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一公元前256年）……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2 、哲学家和经典
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
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 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所以过去2000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 因帝国政府的建立而变得不可或缺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礼仪和社会责任。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或官方信仰，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极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新全球史》：道家的中心概念是“道”，意思是“方式”，特别指“自然的方式”和“宇宙的方式”。道是一个变化多样的概念，道家学者自己对此也没有直接和肯定的概括。例如，在《道德经》里，“道”是宇宙最初的力量，一种统治世界万物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但是，《道德经》里也把“道”想象成极为消极的力量，以最消极的言词提到它；“道”就是无为，以无为成就所有的事情。“道”像水，柔软而容易屈服，但同时又是最有力量的，可以滴穿挡在它前面的最坚硬的石头。道就像陶罐的内腹和车轮的轴：就因为它们是中空的，才使陶罐和车轮成为有用的工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道家的道不是“路”的意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提到，道作为万物本原，无从命名，所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但我们又想要表达它，便不得不用语言来加以形容。《老子》第1章里开头便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是不可名状的，是“非有”，正由于“非有”的存在，才能出现“有”和“万有”。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说的“一”就是“有”，说“道生一”也就是说“有”生于“无”）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应该“使其人民无知识，无欲求……填饱他们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诸侯们所无法依靠的无用的人，该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应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做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被秦统治者成功地用来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
03 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 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讲一下秦国统一的原因：《论秦国铁器普及化与关中地区战国时期铁器流通模式》“肃灵台景家庄以及陕西宝鸡益门村与秦人相关的墓葬中发现早期人工铁制品，说明秦国在较早阶段已接触并初步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此外，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和马家庄宫殿祭祀坑填土中出土的铁锸、铲一类工具，可能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生铁制品，表明生铁铸造技术出现在秦国的时间可能也较早。由于秦国接触铁器技术的时间相对较长，所处区域又是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必经路线之一，自然是分析中国铁器工业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据文献和现代铁矿调查资料记载，关中地区周边的汉中和商洛地区有较丰富铁矿，原料供应相对充足。”林永昌 (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陈建立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东周时期铁器技术与工业的地域性差异》一文中，作者综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与三晋地区的资料相比，与秦国墓地相关的报告或简报发表较多，已系统公布的资料大多集中于咸阳附近，年代都在战国中晚期，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作坊资料，目前仅有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和咸阳长陵车站的制陶和制铜作坊。在这批作坊资料中，并未提及在废弃堆积中发现大量铁器。在秦统一前后，秦地铁器生产的整体规模可能较小，导致铁器在生活居址中不如三晋地区的普及。”“在以往的一篇论文，我们曾讲战国到秦统一时期的资料收集，分析春秋到秦统一时期1000余座墓葬资料中所见的铁器组合和数量额变化与背后的社会原因。秦墓中铁器的组合情况和三晋地区的铁器组合相差不大，平民墓葬中铁器也不算常见。铁带钩是秦墓中最流行的铁制品，其次则为铁刀。但铁兵器数量和品种较少，且主要以装身具为主。铁工具也主要是锸一类的起土工具，大多数在回填土中发现，应该是墓葬修建过程中遗弃的工具，并非随葬品。”“从目前已有数据判断，秦地的规模远不及三晋地区的生产组织，自然难以判断是否在技术层面上为秦国带来任何优势。”）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黏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秦王朝的这些改革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筑长城“道路死者以沟量”。《水经注》说“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由孟姜女哭长城看民间传说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盛刚）《史记·秦始皇本纪》里, 虽然记载了秦始皇的为人“少恩而虎狼心”, 也有零星的关于秦筑长城的记载, 但并没有秦人残酷役使工匠筑长城的具体细节。但是, 根据其它一些旁证材料, 还是能推见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秦始皇本纪》的《集解》 中有这样一条关于秦筑长城的材料:“论决为髡钳, 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 夜暮筑长城。”可以看出, 筑城工匠中是有大量的刑徒的, 还可以依稀看出秦朝残酷役使这些工匠筑长城的情形。（《哭倒长城骂倒秦——从孟姜女故事看中国老百姓眼里的秦始皇》李乔）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对秦始皇长城的记载就有不同，从而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带 来比较大的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一部书上记载秦始皇时兴筑的长城，也有一 些不同之处。比如，蒙恬率领大军筑长城的人数有 10 万和 30 万、50 万三个不同记载（《秦始皇长城研究综述》徐卫民）《史记·蒙恬列传》载: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 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 )而来,那是恰当的。
4、汉帝国
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战国可拆装便携式弩小考》刘松山：从古文献记载可知弩的发明应不晚于商周，到战国时期弩有很大的发展）。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桔，一扳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所具的规模。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査（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 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一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公元前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1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是很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察举制），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新全球史》到西汉末期，太学已经招收了3000多名学生，到东汉时期，学生的人数已经上升到3万多人。（确切的数字感觉不严谨））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乡试、会试、殿试）举行；通过一种级别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一种相应的学位。……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 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水利磨就是水硙（wei），《关于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文献记载考辨——从晋书·褚陶传的一则辨误谈起》提到关于早期水力器械的记载非常有限，但均为水碓（dui），兹将汉末魏晋时期记载列举如下：［东汉］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载“又复设机关，用驴臝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孔融《肉刑论》称“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汉末魏晋时期关于目前尚无充分考古资料印证的前提下，它体现了于水力加工工具的史料记载，均为水碓。王利华先生认为“我们基于文字资料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亦通过比勘史料指出：‘魏晋时期的水力加工机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史学者试图从具仍是水碓，水碾和水磨尚未见于记载。至北朝技术分析的角度将中国水磨的起源时间推至魏时期，水磨和水碾开始被发明和使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觐、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 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西汉侍从俑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他（太史公）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新全球史》：他遍查了宫廷档案和前人的历史记载，在写作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历史时，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并从当时的重要人物那里，收集了一些资料和信息）。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成一家之言。《德性、天命与历史书写——司马迁《伯夷列传》释义》李长春。列传中的其他各篇大多是以叙事为主，再加上一段太史公的评论，唯独这篇《伯夷列传》是以议论为主，叙事夹杂在议论之中。）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 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汪高鑫：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形成的标志，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的提出。《史记》重视以五德相胜来解说王权更替，阐发天命王权思想。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既肯定人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从天的角度去认识和评述历史，关注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其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史记》对于个人的奋发有为也给予充分肯定。如《齐太公世家》肯定齐桓公的霸业是通过“修善政”取得的；《越王勾践世家》认为越国之所以最终灭掉强吴、称霸中原，是勾践“苦身焦思”、励精图治的结果; 《孔子世家》称赞孔子说: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陈涉世家》将布衣陈涉发迹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过程中的首创精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将人事的成败归之于天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认为项羽的败亡乃是咎由自取，却至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蒙恬列传》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他的败亡在于“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也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5、帝国的衰落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 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 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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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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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 7 章
一、主要内容
本章节主要讲述中国两汉及之前的历史。
二、读书摘抄及与作者探究之处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流。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 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一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1、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一公元前256年）……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明确地、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2 、哲学家和经典
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
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 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所以过去2000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一个词即“儒教”来概括。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 因帝国政府的建立而变得不可或缺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礼仪和社会责任。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或官方信仰，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极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新全球史》：道家的中心概念是“道”，意思是“方式”，特别指“自然的方式”和“宇宙的方式”。道是一个变化多样的概念，道家学者自己对此也没有直接和肯定的概括。例如，在《道德经》里，“道”是宇宙最初的力量，一种统治世界万物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但是，《道德经》里也把“道”想象成极为消极的力量，以最消极的言词提到它；“道”就是无为，以无为成就所有的事情。“道”像水，柔软而容易屈服，但同时又是最有力量的，可以滴穿挡在它前面的最坚硬的石头。道就像陶罐的内腹和车轮的轴：就因为它们是中空的，才使陶罐和车轮成为有用的工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道家的道不是“路”的意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提到，道作为万物本原，无从命名，所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但我们又想要表达它，便不得不用语言来加以形容。《老子》第1章里开头便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是不可名状的，是“非有”，正由于“非有”的存在，才能出现“有”和“万有”。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说的“一”就是“有”，说“道生一”也就是说“有”生于“无”）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应该“使其人民无知识，无欲求……填饱他们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诸侯们所无法依靠的无用的人，该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应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做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被秦统治者成功地用来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
03 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 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讲一下秦国统一的原因：《论秦国铁器普及化与关中地区战国时期铁器流通模式》“肃灵台景家庄以及陕西宝鸡益门村与秦人相关的墓葬中发现早期人工铁制品，说明秦国在较早阶段已接触并初步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此外，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和马家庄宫殿祭祀坑填土中出土的铁锸、铲一类工具，可能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生铁制品，表明生铁铸造技术出现在秦国的时间可能也较早。由于秦国接触铁器技术的时间相对较长，所处区域又是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必经路线之一，自然是分析中国铁器工业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据文献和现代铁矿调查资料记载，关中地区周边的汉中和商洛地区有较丰富铁矿，原料供应相对充足。”林永昌 (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陈建立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东周时期铁器技术与工业的地域性差异》一文中，作者综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与三晋地区的资料相比，与秦国墓地相关的报告或简报发表较多，已系统公布的资料大多集中于咸阳附近，年代都在战国中晚期，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作坊资料，目前仅有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和咸阳长陵车站的制陶和制铜作坊。在这批作坊资料中，并未提及在废弃堆积中发现大量铁器。在秦统一前后，秦地铁器生产的整体规模可能较小，导致铁器在生活居址中不如三晋地区的普及。”“在以往的一篇论文，我们曾讲战国到秦统一时期的资料收集，分析春秋到秦统一时期1000余座墓葬资料中所见的铁器组合和数量额变化与背后的社会原因。秦墓中铁器的组合情况和三晋地区的铁器组合相差不大，平民墓葬中铁器也不算常见。铁带钩是秦墓中最流行的铁制品，其次则为铁刀。但铁兵器数量和品种较少，且主要以装身具为主。铁工具也主要是锸一类的起土工具，大多数在回填土中发现，应该是墓葬修建过程中遗弃的工具，并非随葬品。”“从目前已有数据判断，秦地的规模远不及三晋地区的生产组织，自然难以判断是否在技术层面上为秦国带来任何优势。”）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黏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秦王朝的这些改革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有100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筑长城“道路死者以沟量”。《水经注》说“始皇二十四年，使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由孟姜女哭长城看民间传说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盛刚）《史记·秦始皇本纪》里, 虽然记载了秦始皇的为人“少恩而虎狼心”, 也有零星的关于秦筑长城的记载, 但并没有秦人残酷役使工匠筑长城的具体细节。但是, 根据其它一些旁证材料, 还是能推见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秦始皇本纪》的《集解》 中有这样一条关于秦筑长城的材料:“论决为髡钳, 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 夜暮筑长城。”可以看出, 筑城工匠中是有大量的刑徒的, 还可以依稀看出秦朝残酷役使这些工匠筑长城的情形。（《哭倒长城骂倒秦——从孟姜女故事看中国老百姓眼里的秦始皇》李乔）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对秦始皇长城的记载就有不同，从而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带 来比较大的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一部书上记载秦始皇时兴筑的长城，也有一 些不同之处。比如，蒙恬率领大军筑长城的人数有 10 万和 30 万、50 万三个不同记载（《秦始皇长城研究综述》徐卫民）《史记·蒙恬列传》载: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 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 )而来,那是恰当的。
4、汉帝国
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战国可拆装便携式弩小考》刘松山：从古文献记载可知弩的发明应不晚于商周，到战国时期弩有很大的发展）。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桔，一扳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所具的规模。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査（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 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一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公元前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1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是很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察举制），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新全球史》到西汉末期，太学已经招收了3000多名学生，到东汉时期，学生的人数已经上升到3万多人。（确切的数字感觉不严谨））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乡试、会试、殿试）举行；通过一种级别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一种相应的学位。……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 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科举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当西方商人和炮船出现时中国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水利磨就是水硙（wei），《关于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文献记载考辨——从晋书·褚陶传的一则辨误谈起》提到关于早期水力器械的记载非常有限，但均为水碓（dui），兹将汉末魏晋时期记载列举如下：［东汉］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载“又复设机关，用驴臝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载“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孔融《肉刑论》称“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汉末魏晋时期关于目前尚无充分考古资料印证的前提下，它体现了于水力加工工具的史料记载，均为水碓。王利华先生认为“我们基于文字资料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亦通过比勘史料指出：‘魏晋时期的水力加工机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史学者试图从具仍是水碓，水碾和水磨尚未见于记载。至北朝技术分析的角度将中国水磨的起源时间推至魏时期，水磨和水碾开始被发明和使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觐、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 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西汉侍从俑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他（太史公）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新全球史》：他遍查了宫廷档案和前人的历史记载，在写作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历史时，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并从当时的重要人物那里，收集了一些资料和信息）。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成一家之言。《德性、天命与历史书写——司马迁《伯夷列传》释义》李长春。列传中的其他各篇大多是以叙事为主，再加上一段太史公的评论，唯独这篇《伯夷列传》是以议论为主，叙事夹杂在议论之中。）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 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汪高鑫：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形成的标志，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的提出。《史记》重视以五德相胜来解说王权更替，阐发天命王权思想。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既肯定人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从天的角度去认识和评述历史，关注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其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史记》对于个人的奋发有为也给予充分肯定。如《齐太公世家》肯定齐桓公的霸业是通过“修善政”取得的；《越王勾践世家》认为越国之所以最终灭掉强吴、称霸中原，是勾践“苦身焦思”、励精图治的结果; 《孔子世家》称赞孔子说: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陈涉世家》将布衣陈涉发迹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过程中的首创精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将人事的成败归之于天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如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认为项羽的败亡乃是咎由自取，却至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蒙恬列传》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批评，认为他的败亡在于“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也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5、帝国的衰落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 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割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 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也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而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从而又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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