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_《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以下文章选自《為何斎》，原标题为：读书笔记|| 闫伟康：读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清华社会学讲义) 赵鼎新 著
作者：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作者：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作者：赵鼎新 著，夏江旗 译，一頁 出品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
作者：金观涛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赵鼎新。1953年生，1996年至2011年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
国内出版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民主的限制》《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
限于个人梳理，说的比我好的用的原文，喜欢的朋友可以购买阅读。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
费正清提出过“朝代循环”的思路；金观涛、刘青峰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其做了相应的回答，首先作者修改了问题的提法“为何中国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后，这种社会结构能保持两千年之久？”这种社会结构则是大一统的帝国和官僚制度、地主经济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化的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架。
作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以此来总结封建社会结构停滞性与周期性的原因：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互适应的稳定系统，而超稳定结构比稳态结构多一重调节机制：以周期性大振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方式消除对原有状态的不适应因素，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态。
在起义颠覆旧王朝后，仍然需要将儒学奉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继续依靠儒士实现新王朝的重建与修复，开启新一轮的循环。
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赵鼎新先生采用了“儒法国家”这一概念并以战争为切入点展开讨论：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
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 - 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一、借用韦伯的理性化模型
效率导向型行为主要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社会的常规。
作者抓住战争这个点来探讨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战争在当时是如何促进效率导向型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在经济、军事、国家结构与政治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又是如何最终被国家所控制的。）：
“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下，本书在研究战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将一直追溯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机制一—战争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
至于这种理性化进程将会以何种方式固定下来，则取决于该社会中其他各种结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战争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单向的和静态的。”战争催生效率导向型行为，并积累为宏观水平上的社会演变。
二、东周进程的三阶段划分
作者提出关于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霸主期（公元前770一前546年）：以西周王朝的崩溃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为开局。
此阶段下虽然势力较强的诸侯国在这一时期大量侵夺邻国的领土甚至灭了不少实力薄弱的小国，但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而在于成为一个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霸主。出现以推进更有效的战争个维持国君权力为目标的改革。列国中贵族势力崛起（二级封建化）
2、转型期（公元前546一前419年）：晋楚弭兵大会后封建危机加重，“楚、晋两国在弭兵大会之后不再充当霸主，一些二等诸侯国家便开始乘机谋求霸主地位，但它们无不以失败告终。
此外，没有了霸主的控制，那些诸侯小国也企图在新的战局中分一杯羹，于是，邻国之间的战争便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了霸主国家的遏制，那些小国的贵族便得以公然扩充自己的势力以挤压国君的权威。”新生国家中对封建危机有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体和推进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将发初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更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
3、全民战争期（公元前419一前221年）：起源于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法家改革的目标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嬴家通吃的战争局面中立足）。这段时期扩充版图与削弱敌国成为首要目标。
战争调动全国大部分人力资源，同时一旦输掉战争，很难恢复元气。同时，也出现了将领与官僚的分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战争，商业发展等特点。
三、儒法国家的形成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
结果，秦帝国在建立十几年之后就迅速崩溃和覆亡了，而汉帝国存续的时间却长久得多。并且，汉武帝统治时期形成的这套政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寿终正寝。”
“汉武帝在位期间定型的国家形态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
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7世纪之后，科举考试成了中华帝国培育社会精英的基本机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甚至是从政入仕的机会。
汉初形成的这一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持续两T余年之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才基本解体。为了同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其他国家形态相区别，在本书中，我将这种国家形态称为“儒法国家”。”
四、对魏特夫观点的驳斥
魏特夫（Wittfogel，1957）在其经典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在中国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必须靠灌溉和排洪等水利工程方能维系；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强势国家才能有效地担负起建设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的责任。
在本书看来，魏特夫的观点显然颠倒了历史的因果关系。
简单地说，在逻辑上，原因在时间上应该先于结果，但春秋一战国时期许多大型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时间晚于，而不是早于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出现的时间；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吴国修筑的干沟和荷水，虽然从时间上看发生于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在中国大规模形成之前，但建设它们的初衷是战争运输而不是农业水利。
因此，水利工程的经济功能不可能是导致中国强势政府传统的原因。
五、对于“人民支持秦国的统一事业，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论点的讨论
认为秦统一是法家改革后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全民型战争推动历史变迁。
“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个体农民和商人如何能够生发出同样的所谓“统一”的愿望来，而且，即使这种统一的愿望确实存在，它又如何能够在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表达的情况下转变为国家行为。
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各国的农民或商人为何不去支持列国和平共处的理念，却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去支持列国间残酷的全民性战争。
最后，对笔者来说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中国的统一就一定会对商人有利，因为正如我们后面马上就要看到的，统一之后的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摧毁商人群体的利益。
其实，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当时的政治家，甚至法家改革者，直到很晚才有了明确的兼灭列国、一统海内的想法。
譬如，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发起改革时，他的抱负只不过是重建昔时秦穆公的霸业，而不是缔造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林剑鸣，1981：第176页）。”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清华社会学讲义) 赵鼎新 著
作者：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作者：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作者：赵鼎新 著，夏江旗 译，一頁 出品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
作者：金观涛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赵鼎新。1953年生，1996年至2011年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
国内出版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民主的限制》《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
限于个人梳理，说的比我好的用的原文，喜欢的朋友可以购买阅读。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
费正清提出过“朝代循环”的思路；金观涛、刘青峰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其做了相应的回答，首先作者修改了问题的提法“为何中国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后，这种社会结构能保持两千年之久？”这种社会结构则是大一统的帝国和官僚制度、地主经济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化的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架。
作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以此来总结封建社会结构停滞性与周期性的原因：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任何社会组织都具有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互适应的稳定系统，而超稳定结构比稳态结构多一重调节机制：以周期性大振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方式消除对原有状态的不适应因素，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态。
在起义颠覆旧王朝后，仍然需要将儒学奉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继续依靠儒士实现新王朝的重建与修复，开启新一轮的循环。
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赵鼎新先生采用了“儒法国家”这一概念并以战争为切入点展开讨论：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
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 - 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一、借用韦伯的理性化模型
效率导向型行为主要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社会的常规。
作者抓住战争这个点来探讨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战争在当时是如何促进效率导向型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在经济、军事、国家结构与政治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发展又是如何最终被国家所控制的。）：
“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下，本书在研究战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将一直追溯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机制一—战争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
至于这种理性化进程将会以何种方式固定下来，则取决于该社会中其他各种结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战争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单向的和静态的。”战争催生效率导向型行为，并积累为宏观水平上的社会演变。
二、东周进程的三阶段划分
作者提出关于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霸主期（公元前770一前546年）：以西周王朝的崩溃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为开局。
此阶段下虽然势力较强的诸侯国在这一时期大量侵夺邻国的领土甚至灭了不少实力薄弱的小国，但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而在于成为一个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霸主。出现以推进更有效的战争个维持国君权力为目标的改革。列国中贵族势力崛起（二级封建化）
2、转型期（公元前546一前419年）：晋楚弭兵大会后封建危机加重，“楚、晋两国在弭兵大会之后不再充当霸主，一些二等诸侯国家便开始乘机谋求霸主地位，但它们无不以失败告终。
此外，没有了霸主的控制，那些诸侯小国也企图在新的战局中分一杯羹，于是，邻国之间的战争便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了霸主国家的遏制，那些小国的贵族便得以公然扩充自己的势力以挤压国君的权威。”新生国家中对封建危机有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体和推进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将发初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更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
3、全民战争期（公元前419一前221年）：起源于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法家改革的目标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嬴家通吃的战争局面中立足）。这段时期扩充版图与削弱敌国成为首要目标。
战争调动全国大部分人力资源，同时一旦输掉战争，很难恢复元气。同时，也出现了将领与官僚的分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战争，商业发展等特点。
三、儒法国家的形成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
结果，秦帝国在建立十几年之后就迅速崩溃和覆亡了，而汉帝国存续的时间却长久得多。并且，汉武帝统治时期形成的这套政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寿终正寝。”
“汉武帝在位期间定型的国家形态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
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7世纪之后，科举考试成了中华帝国培育社会精英的基本机制），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甚至是从政入仕的机会。
汉初形成的这一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持续两T余年之久，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时才基本解体。为了同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其他国家形态相区别，在本书中，我将这种国家形态称为“儒法国家”。”
四、对魏特夫观点的驳斥
魏特夫（Wittfogel，1957）在其经典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在中国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必须靠灌溉和排洪等水利工程方能维系；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强势国家才能有效地担负起建设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的责任。
在本书看来，魏特夫的观点显然颠倒了历史的因果关系。
简单地说，在逻辑上，原因在时间上应该先于结果，但春秋一战国时期许多大型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时间晚于，而不是早于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出现的时间；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吴国修筑的干沟和荷水，虽然从时间上看发生于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在中国大规模形成之前，但建设它们的初衷是战争运输而不是农业水利。
因此，水利工程的经济功能不可能是导致中国强势政府传统的原因。
五、对于“人民支持秦国的统一事业，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论点的讨论
认为秦统一是法家改革后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全民型战争推动历史变迁。
“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个体农民和商人如何能够生发出同样的所谓“统一”的愿望来，而且，即使这种统一的愿望确实存在，它又如何能够在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表达的情况下转变为国家行为。
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各国的农民或商人为何不去支持列国和平共处的理念，却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去支持列国间残酷的全民性战争。
最后，对笔者来说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中国的统一就一定会对商人有利，因为正如我们后面马上就要看到的，统一之后的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摧毁商人群体的利益。
其实，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当时的政治家，甚至法家改革者，直到很晚才有了明确的兼灭列国、一统海内的想法。
譬如，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发起改革时，他的抱负只不过是重建昔时秦穆公的霸业，而不是缔造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林剑鸣，1981：第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