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想象异域》（2）
以下文章选自《卓然庐》
先生自序中有段文字很有意思。大意是一开始漫读朝鲜史料，是为了借助阅读自我放松。“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兴趣是唯一的指标，愉快是最后的收获。”这样的读书是最愉快最放松的。那时记下各种燕行文献中的奇闻异事，完全是为了“讲故事”，中国还真是缺少史景迁那样既讲故事又说历史，并且全不是那些所谓“戏说”的著述。可是，“因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专业习惯”，“思绪又开始惯性地滑入学术轨道”。
本书第四章吴三桂非姜伯约：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以及第五章想象异域悲情：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的两百年遐思，事涉两位人物，一男一女，一也算历史名人，一约略靠想象塑造，不妨作些摘录。
吴三桂
吴三桂（1612.6.8—1678.10.2），字长伯，一字月所，辽东广宁人，祖籍江苏（南直隶）高邮，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末为崇祯时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山海关。1644年，山海关打败李自成，降清，封平西王；1659年，入缅甸，掳南明永历帝，三年后杀永历于昆明，晋封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1673年，康熙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发檄文声讨，史称三藩之乱；1678年，于衡阳登基，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同年秋十月病逝。
这是我搜寻到的吴三桂生平简历。姜伯约，就是三国名将姜维。后主刘禅投降后，姜维志存光复，假意投降，密谋钟会反叛，事败被杀。
赋予吴三桂的“忠”“孝”“爱”：
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列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所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痛苦六军皆镐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那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P85）
这段汉人为吴三桂辩护的说辞，足可见任何看似明白之事，只要观照不同，也可由不同的结论。
但这些，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他既是“中华叛贼”，又是“清虏叛臣”。（P85）
吴三桂是夏臣靡、程婴、李陵一流人物吗？
《李朝实录》曾把前文说到的吴三桂的《反清檄文》当作吴三桂的真心话全文照录，说吴三桂“内怀恢复之志”，而且连用三个典故，称赞吴三桂志勇深沉：
“其于明亡三十余年，奉朱氏复兴，则与夏臣靡相似；其与宫人大监匿一块保全，则与程婴相似；其屈膝穹庐而终奋大辱之积志，即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
这三个典故，第一个可能有点生僻。传说中，夏寒浞杀害后羿篡夺王位，夏臣靡苦心孤诣，收罗遗民，多年经营，终辅佐少康中兴夏王朝。夏臣靡、程婴、李陵都是坚韧之人，其不死更难于死。朝鲜人未必真的相信吴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如此夸张地想象这是反清义举，只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明希望罢了。（P88）
耻辱柱上的吴三桂：
康熙十六年（1677），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如此评价吴三桂：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血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P91）
康熙帝
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P91）
虽然，吴三桂旧部林本裕面对“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的询问，以“事成则忠，事败则逆”作答，理由是吴三桂的失策只是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向儿子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而已。其实，与其说吴三桂旧部眷念大明，倒不如说他们始终反清。（P94）
吴三桂不是“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尽管他起兵时发布《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P91-92）
至于季文兰的事，朝鲜士人的一厢情愿想象居多，就不摘录了。还是先生说得好：
历史褒贬常常变现的是“后见之明”或者“从众之说”。当时人对当时事，总不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当局者迷，事后书写的历史书，剩下手术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图式的准确，却筛掉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
先生自序中有段文字很有意思。大意是一开始漫读朝鲜史料，是为了借助阅读自我放松。“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兴趣是唯一的指标，愉快是最后的收获。”这样的读书是最愉快最放松的。那时记下各种燕行文献中的奇闻异事，完全是为了“讲故事”，中国还真是缺少史景迁那样既讲故事又说历史，并且全不是那些所谓“戏说”的著述。可是，“因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专业习惯”，“思绪又开始惯性地滑入学术轨道”。
本书第四章吴三桂非姜伯约：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以及第五章想象异域悲情：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的两百年遐思，事涉两位人物，一男一女，一也算历史名人，一约略靠想象塑造，不妨作些摘录。
吴三桂
吴三桂（1612.6.8—1678.10.2），字长伯，一字月所，辽东广宁人，祖籍江苏（南直隶）高邮，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末为崇祯时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山海关。1644年，山海关打败李自成，降清，封平西王；1659年，入缅甸，掳南明永历帝，三年后杀永历于昆明，晋封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1673年，康熙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发檄文声讨，史称三藩之乱；1678年，于衡阳登基，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同年秋十月病逝。
这是我搜寻到的吴三桂生平简历。姜伯约，就是三国名将姜维。后主刘禅投降后，姜维志存光复，假意投降，密谋钟会反叛，事败被杀。
赋予吴三桂的“忠”“孝”“爱”：
在明清易代之初，身处迷局中的中国人对吴三桂的反复行为，可能还有更多的揣测、解释和评价。比如《列皇小识》就推测说，他降清是因父亲被李自成所逼，“所诈甚酷”，所以才在遇见清摄政王的时候“剃发诣营，叩首诉冤，愿假大兵报仇，献血立誓”，这不算“忠”，但还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则说，他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欲倡义复仇，以众寡不敌，遂亲往大清国请兵十万，为朝廷雪耻”，这不算“孝”，但还算是“忠”。还有的如《甲申传信录》说，他是为了陈圆圆，觉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这和后来吴梅村《圆圆曲》一样，所谓“痛苦六军皆镐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这虽然不“忠”不“孝”，但还算是为“爱”。孝也好，忠也好，爱也好，无论那一种理由，退到底线来说，吴三桂都还不失为一个英雄，至少也是一个奸雄。（P85）
这段汉人为吴三桂辩护的说辞，足可见任何看似明白之事，只要观照不同，也可由不同的结论。
但这些，在始终认同大明朝廷的朝鲜士人看来，作为明朝大将的吴三桂，无论为什么缘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献给“胡皇清虏”都算不得好汉，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他既是“中华叛贼”，又是“清虏叛臣”。（P85）
吴三桂是夏臣靡、程婴、李陵一流人物吗？
《李朝实录》曾把前文说到的吴三桂的《反清檄文》当作吴三桂的真心话全文照录，说吴三桂“内怀恢复之志”，而且连用三个典故，称赞吴三桂志勇深沉：
“其于明亡三十余年，奉朱氏复兴，则与夏臣靡相似；其与宫人大监匿一块保全，则与程婴相似；其屈膝穹庐而终奋大辱之积志，即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
这三个典故，第一个可能有点生僻。传说中，夏寒浞杀害后羿篡夺王位，夏臣靡苦心孤诣，收罗遗民，多年经营，终辅佐少康中兴夏王朝。夏臣靡、程婴、李陵都是坚韧之人，其不死更难于死。朝鲜人未必真的相信吴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如此夸张地想象这是反清义举，只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明希望罢了。（P88）
耻辱柱上的吴三桂：
康熙十六年（1677），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如此评价吴三桂：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血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P91）
康熙帝
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P91）
虽然，吴三桂旧部林本裕面对“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的询问，以“事成则忠，事败则逆”作答，理由是吴三桂的失策只是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向儿子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而已。其实，与其说吴三桂旧部眷念大明，倒不如说他们始终反清。（P94）
吴三桂不是“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尽管他起兵时发布《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P91-92）
至于季文兰的事，朝鲜士人的一厢情愿想象居多，就不摘录了。还是先生说得好：
历史褒贬常常变现的是“后见之明”或者“从众之说”。当时人对当时事，总不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当局者迷，事后书写的历史书，剩下手术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图式的准确，却筛掉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