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
以下文章选自《听者心理》
作者：不是三叔
整理、注解：三叔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一位我反复阅读的思想家。中国读者认识她，大多因为她提出的“平庸之恶”【1】。这本针对纽伦堡审判而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使很多犹太人认为她在为纳粹开脱罪名，为此她遭受同胞的敌意甚至不被自己的朋友理解。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的学生, 年轻时的阿伦特醉心哲学，对历史、政治并无兴趣，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把她抛入了动荡的世界。在纳粹兴起时，德国的知识圈几乎全部沉沦，这一痛楚的、来自曾经的朋友的打击使她毅然告别了哲学，并开始政治理论的研究。
【1】“平庸之恶”绝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平庸所导致的罪恶”（如浑浑噩噩的浪费生命），更不是说恶分为平庸的恶和不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直译过来应当是“恶的平庸性”：与一般人认为的那种极端邪恶——如汉尼拔或路西法那种具有高度自觉的恶恰恰相反，真实的恶平庸到让人难以接受——它根本没有任何自觉，也拒斥了任何一种形式的意义。阿甘本在《穆斯林》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恶：“在奥斯维辛，没有人死去；而尸体却被生产了出来。”也就是说，这座集中营里根本就不存在种族矛盾、仇恨或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杀害，没有人杀害任何人，只不过“尸体被生产了出来”，仅此而已。也正因为如此，阿伦特才把这种恶描述为“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东西”。
阿伦特认为只有真实的政治事件才会导向真正的政治思考，同时她坚信存在着“没有结果却富有意义的思考”，因此她的研究并不试图为政治提供一个具体行动方案。阿伦特同时又是一个反体系的思想者 ——“ 体系建构会把实际上是动态和无止境的过程僵化为一个静态的结构，并由此假装解决了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或许因为此，政治理论圈也视她为异类。对读者而言，她的发散迂回的思想链条也为理解和阅读增加了难度，但是对思考力来说则是最好的锻炼，因为“思考本身，如她在《心灵生活》中所论证的，就像帕涅罗珀的编织，是不断地拆解它自己的织物”。
阿伦特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在他到达和谈论的地方，那里则会变得明亮。阿伦特用她的理解回应了老师。她说：“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理解当下所发生的一切。” 因为理解的危机也直接导致了当代人判断力的危机，理解是正确行动的第一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言里，她进一步的解释说：“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于1950年，阿伦特并无意撰写一部极权主义的历史，她想做的是通过追溯历史断片来辨析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以及当代人面临的危险。在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中，她得出如下结论：帝国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的衰落、资本与暴民（这里指被社会和资本抛弃的人）的联合、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结合，最后导致了纳粹的彻底统治。需要强调的是，上面列举的各种因素本身并不是纳粹主义，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纳粹才会产生。反过来说，二战结束虽然消灭了纳粹党，但是并没有摧毁其合成的各项因素，纳粹及极权主义也不仅仅是一种德国现象，而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但是现代性不一定导致极权主义，历史决定论也是阿伦特所反对的）——这才是人类世界面临的长期危险。阿伦特的洞见无疑是预言性的，因为这些因素在当今仍旧是引起世界动荡的原因之一。
此书的第三部《极权主义》原来并不是阿伦特研究的重点，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苏联大清洗真相逐渐传到西方，阿伦特意识到：“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背景、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政体，能够导致疯狂的犯罪，这一定不仅是巧合。事实上希特勒在20年代初就认为纳粹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点：“在我们的运动中，两个极端会合在一起，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和右派的军官和学生，这两者向来是最活跃的成员……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事业献身，这使我们同他们联合。” 希特勒为什么会这么想？很显然，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反犹主义，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也不是狂徒和暴民，但是为什么原本代表着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却在苏联发展了斯大林极权主义？
阿伦特认为，如果不去了解西方长期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便无法充分理解马克思。为此她把目光投向古希腊及之后的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变迁，对此的分析贯穿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这样的回溯也使阿伦特的研究扩展到对于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反思。不过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仅总结书中对劳动（labour)和制作(work) 两类人类基本行为的分析，因为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把这两种经验混为一体（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它们的确难以区分）——而这两种经验的混淆，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向极权主义转向的关键因素。
何为劳动？制作又是什么？为了厘清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先把目光投向前现代社会。
劳动：
马克思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这句话道出了劳动的本质。史前人类的劳动是采摘狩猎，人类由此获得其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劳动的主要特质是它和人的生理需求直接相连，因此古希腊人眼中它是私人行为和家务事，其目的是为了使人延续繁衍。在劳动中人也会体验到某种纯粹身体性的愉悦感，如大汗淋漓后的休息，但这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阿伦特提醒我们要注意劳动和消费的循环性：人类种植粮食，收获的粮食被消化后人又需要去继续劳动以获得新的粮食，这种循环使马克思也把劳动称为“生产性消费”，这一概念突出了劳动与消费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劳动和消费看作是“周而复始的生物生命循环的两个阶段”。
劳动行为的另一个特征是始终必须服从人的生存必需性——我们为了劳动则必须吃饭，为了吃饭则需要劳动，故古希腊人又认为劳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奴性的。这种“自然暴力”因为其不可中断性超过了所有的外在暴力（古希腊语中“折磨”一词根就出自于必然性）。所以在古希腊的人类活动排序中，劳动因其奴性排在最底层。希腊语中劳动者（拉丁文laborare)和工匠（craftsman)的意思不同，前者是指奴隶或驯畜一样供应生活必须品的人，在阿伦特的语境里，不能把古希腊人对于劳动的蔑视简单理解为对奴隶的蔑视或为其残暴做辩解，阿伦特想要指出的核心是：这种蔑视实质上更多源自于古希腊人对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走向自由的渴望。
根据劳动理解政治的危险 ：
劳动地位的提高是从近代开始的。当劳动从原来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耕耘变成了社会生产时，亚当.斯密认为它是财富的源泉，不过对劳动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而他最具革命性的发现是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劳动进入生产体系后，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只是它服从生存必需性的本质并没有因此改变。现代社会劳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并不代表劳动者已获得了自由。因此阿伦特强调：在奴隶社会，每一天的折磨让奴隶们知道自己在奴役之中，而到了现代，劳动成了自由阶级的职业，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现实。被劳动禁锢的另一个危险是：人们会因此“丧失对于世界的经验”——在劳动中尽管人也活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他自己活着这件事，其它都什么都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在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2】” 这种禁锢非常有伪装性，如果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必然性所囚禁，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去反抗以追求他的自由。
【2】需要说明的是，阿伦特在这里并非呼吁我们“不要劳动”，而是需要警惕被必然性的劳动所囚禁的危险。这里隐含的背景是，尽管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人类依然没能摆脱那种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劳动——这无非意味着，现代劳动者跟古代奴隶一样，依然没能真正享有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这些价值以一种不但“合理”而且“合法”的形式被攫取了（剩余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已然完成了政治解放和多次生产力革新的现代国家，虽然看上去劳动者已经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反而愈发把每个人都禁锢在一种实际上并不自由的劳动之中。
在古希腊时代，政治对于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严格区分，所有服务于谋生或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只有摆脱了生存必需性的自由人才可以进入城邦（即公共领域）商讨政治议题。很显然现代政治偏离了古希腊原本对此的定义，由“家务”（oikia)发展成的社会经济活动成为当代政治的首要议题，经济增长、就业率就成为政治最关心的，而和平、正义、公平等与人类共同福祉相关的话题则日益丧失其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决定论如此深入人心，受制于生存必需性的劳动者也很难做出成熟的政治判断。当经济恶化、劳动者感觉生存危机逼近时，自保的心理使他们极易与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结盟。中国的状况更加可以证明，只要劳动者仍旧被生存必需性控制，物品的丰裕和其劳动待遇的提高都无法自动导向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建立。当中低层劳动者被工作盘剥至精疲力尽时，他们逐渐退回到自己生理需求及自我空间中彼此隔绝而无力考虑其权益，而这种原子化生存状态则是极权主义最易取得完全统治权的土壤。当然也有少数社会化的人从劳动解放出来（比如那些拥有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则把“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中，即业余爱好中。” （阿伦特所说的具有世界性的活动可理解为人在共同的公共领域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确是劳动动物，只是这样的劳动动物并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阿伦特对于马克思预言的劳动者社会持悲观态度 - 这个社会由“一群无世界的人类物种成员组成，无论他们是受他人暴力胁迫的家奴，还是心甘情愿服从身体机能的自由人。” 马克思其实看到了这个危险，因此他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劳动消失，“自由王国”才会代替“必然王国”。这是马克思的乌托邦。而在当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人陷入劳动—消费的循环中很难逃脱（劳动是为了买买买，买完继续投身劳动。【3】）当自动化或未来的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劳动，劳动者并不会自动地用多出来的闲暇培养出”更高级的活动”，而是把时间耗费在消费上，故消费和娱乐是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极力鼓励的活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会逐渐消失，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社会化人类的生命进程”；更危险的是：它使人类的自由也必须屈服于这样的自然进程。
【3】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在抓捕我们欲望的同时还绞尽脑汁的帮我们满足欲望。如果我们没有欲望，它就帮我们制造欲望，向我们灌输如何去欲望。
制造及其在政治概念中的危险：
如果说劳动活动对应的自然，那么制作则是人类世界的活动了。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在这里他混淆了劳动与制作（work）的区别。“制作与劳动最为明显的对比是，劳动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的奴役中的本质上不自由的活动，而制作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技巧经验。” 不同于劳动带给人的纯身体性的愉悦，给技艺人带来巨大满足感的是他的智慧和经验。劳动产出的是消费品，而人制作（造物）其实是在从事上帝的工作，技艺人依据脑海中已有的模型来物化材料，模型并不随着制作过程的完成而消失，它可以被保存下来并不断被复制（柏拉图的idea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于制作过程，模型的永恒性质对于柏拉图的永恒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用制作领域的实例来证明其理念的合理性）。如果说劳动产品是注定在人类的新陈代谢中被消耗掉的东西，技艺人创造的物则有稳定、持久的特征，如工具、房屋等。正是这些造物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使人类从自然步入世界，并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家园
工匠们砍伐木材制作家具，采矿熔炼金属制作工具，人类只有部分地侵入自然后才能建立一个人为的世界，因此制作过程也是一个暴力处理材料的过程。此外，“制作过程完全是由手段和目的的范畴来决定的，制造物是目的的产品”。技艺人根据其目的来判断材料的适用性和有用性，在过程中每一个目的都为下一阶段的目的服务，如同盖房子需要先打地基。在技艺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目的都注定是暂时的，它是实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制作的过程又是一个可以控制开端和结束的过程，如果生产之物偏离技艺人的预期，他也能随时终止和毁坏他的产品。
尽管技艺人（如工匠、技术工作者、设计师等）对于人类世界的建立至关重要，但是古希腊人认为，在一个事物有什么用和一个事物为了什么而存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如果技艺人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他们的行为远远谈不上高尚，因此他们把不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创造的技艺人（包括艺术）称之为banausic,也即市侩的意思。这是技艺人的困境，因为他作为制造者仅仅从手段和目的来考虑问题。技艺人崇尚“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在柏拉图看来非常危险，因为那样”人就成了使用者和使事物工具化者，而不再是与世界相关的言谈者、行动者和思想者”。康德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把手段—目的的范畴仅限定在一定范围，而反对把它用于政治行动目的——“没有人应当成为一个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
然而现代社会是技艺人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他们的思维逐渐被社会普遍接受，森林只是木材，土地只是矿产，人只是人力资源。技艺人有骄傲的理由，正是他们发明的工具引起一次次社会生产的革命；技艺人相信文明世界并深深陶醉在自己建筑的世界里，自然成为技艺人实现目的的手段。所有的事物（包括他自身）都可以被看作是工具，自然和事物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当树被砍伐变成木材，木材又经切割打磨变成家具，暴力毁灭原材料始终伴随在制作的过程中，所以技艺人难免对世界抱有一种潜在的暴力态度，这种态度也进入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历史由人创造（制造）进入政治领域后极其危险，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包含了技艺人的思想。墨索里尼曾经这样赞美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是一位艺术家，他对人的创作就像艺术家对大理石或金属的创作”。人类的解放如哲学家脑海里的一个理想政治模型，在把模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即创造过程）就无可避免地将把人裹挟进工具化的过程。因此把造物的思想带入政治，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造物过程中必需对材料进行暴力处理，直接支持了在暴力在政治中的合理性并极易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历史可以被人创造，那么这个历史是单一的还是复多的？历史(Geschichte)在德语中也有“故事”之意，这非常贴近古希腊人的观点。在他们眼里，历史是由各种各样值得流传的尘世间故事构成，人们通过流传下来的故事保存记忆，使伟大的行迹能够免于被遗忘，记忆可以对抗人的”必死性“。而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只关心个人生存的个体，而是作为某类成员来行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生命进程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两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学中的达尔文”（恩格斯），他相信社会一定是单向地由低往高发展。如果历史变成了一个这样发展过程，或者像马克思所说是一个劳动过程，那么每一个个体生命只能是这个伟大过程中的一部分；正如技艺人可以在实验室里再造自然，并且深信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极权主义者也同样相信历史进程是可以在创造的过程中被认识和控制，并得出一切皆有可能的结论。极权主义者代表了技艺人万能的渴望，只是”人们若是万能的，他们必定会丧失他们独特的人的复多性，而成为一个人。如果人是万能的，作为个体的人就只好消失了。” 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甚至统治者自己也是历史的仆人，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消灭人的复多性，制造一个将可靠地行动的人，就好像他自己是历史或者自然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条恐怖铁链上建立一个设置，它不仅会解放了历史的或自然的力量，而且会加快他们通过自己永远不能达到的速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极权主义者总是宣称他们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真理的人，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复多的人们塑造成“一个人”。而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生命过程中，屈从于生存必然性的劳动者被裹挟，成为极权主义者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材料【4】。
【4】不妨来看看《1984》里的某段对白：
“……这不是唯我论，这是集体唯我论。……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一个世界，温斯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永不休止实施着压迫的权力神经。我可以看出，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到最后，你会不止明白而已。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你们不能这样！”
“为什么？”
“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会自我毁灭。”
“……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假定我们就是要使自己衰亡得更快。假定我们就是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使得人满三十就衰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我”个人的死亡不是死亡，而“我们”是永生的？”
显然，这一切都背离了最关心人性、反对异化的马克思的初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某些误解、混乱和乌托邦的构想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其理论正当性的来源。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并不意味着就必定导向极权主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历史也由各种各样的偶然构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阿伦特非常谨慎，因为在她生活的冷战时代，这些批判完全可能被右派利用来攻击革命，为此她特别引用了本杰明.贡斯攻击卢梭时的申明：“的确，我要避免和那些伟人的恶意诽谤者为伍。” 同时也因为对于马克思的批评，她也遭受了来自左派的敌意和不满。而她自己终身没有站在任何一边，她只选择忠于自己思考与判断。
参考书目：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状况》
玛格丽特.卡洛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
作者：不是三叔
整理、注解：三叔
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一位我反复阅读的思想家。中国读者认识她，大多因为她提出的“平庸之恶”【1】。这本针对纽伦堡审判而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使很多犹太人认为她在为纳粹开脱罪名，为此她遭受同胞的敌意甚至不被自己的朋友理解。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的学生, 年轻时的阿伦特醉心哲学，对历史、政治并无兴趣，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把她抛入了动荡的世界。在纳粹兴起时，德国的知识圈几乎全部沉沦，这一痛楚的、来自曾经的朋友的打击使她毅然告别了哲学，并开始政治理论的研究。
【1】“平庸之恶”绝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平庸所导致的罪恶”（如浑浑噩噩的浪费生命），更不是说恶分为平庸的恶和不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直译过来应当是“恶的平庸性”：与一般人认为的那种极端邪恶——如汉尼拔或路西法那种具有高度自觉的恶恰恰相反，真实的恶平庸到让人难以接受——它根本没有任何自觉，也拒斥了任何一种形式的意义。阿甘本在《穆斯林》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恶：“在奥斯维辛，没有人死去；而尸体却被生产了出来。”也就是说，这座集中营里根本就不存在种族矛盾、仇恨或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杀害，没有人杀害任何人，只不过“尸体被生产了出来”，仅此而已。也正因为如此，阿伦特才把这种恶描述为“无法形容的恐怖的东西”。
阿伦特认为只有真实的政治事件才会导向真正的政治思考，同时她坚信存在着“没有结果却富有意义的思考”，因此她的研究并不试图为政治提供一个具体行动方案。阿伦特同时又是一个反体系的思想者 ——“ 体系建构会把实际上是动态和无止境的过程僵化为一个静态的结构，并由此假装解决了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或许因为此，政治理论圈也视她为异类。对读者而言，她的发散迂回的思想链条也为理解和阅读增加了难度，但是对思考力来说则是最好的锻炼，因为“思考本身，如她在《心灵生活》中所论证的，就像帕涅罗珀的编织，是不断地拆解它自己的织物”。
阿伦特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在他到达和谈论的地方，那里则会变得明亮。阿伦特用她的理解回应了老师。她说：“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理解当下所发生的一切。” 因为理解的危机也直接导致了当代人判断力的危机，理解是正确行动的第一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言里，她进一步的解释说：“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味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于1950年，阿伦特并无意撰写一部极权主义的历史，她想做的是通过追溯历史断片来辨析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以及当代人面临的危险。在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中，她得出如下结论：帝国主义的扩张、民族国家的衰落、资本与暴民（这里指被社会和资本抛弃的人）的联合、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结合，最后导致了纳粹的彻底统治。需要强调的是，上面列举的各种因素本身并不是纳粹主义，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纳粹才会产生。反过来说，二战结束虽然消灭了纳粹党，但是并没有摧毁其合成的各项因素，纳粹及极权主义也不仅仅是一种德国现象，而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但是现代性不一定导致极权主义，历史决定论也是阿伦特所反对的）——这才是人类世界面临的长期危险。阿伦特的洞见无疑是预言性的，因为这些因素在当今仍旧是引起世界动荡的原因之一。
此书的第三部《极权主义》原来并不是阿伦特研究的重点，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苏联大清洗真相逐渐传到西方，阿伦特意识到：“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背景、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政体，能够导致疯狂的犯罪，这一定不仅是巧合。事实上希特勒在20年代初就认为纳粹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点：“在我们的运动中，两个极端会合在一起，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和右派的军官和学生，这两者向来是最活跃的成员……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事业献身，这使我们同他们联合。” 希特勒为什么会这么想？很显然，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反犹主义，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也不是狂徒和暴民，但是为什么原本代表着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却在苏联发展了斯大林极权主义？
阿伦特认为，如果不去了解西方长期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便无法充分理解马克思。为此她把目光投向古希腊及之后的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变迁，对此的分析贯穿在《人的境况》一书中，这样的回溯也使阿伦特的研究扩展到对于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反思。不过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仅总结书中对劳动（labour)和制作(work) 两类人类基本行为的分析，因为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把这两种经验混为一体（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它们的确难以区分）——而这两种经验的混淆，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向极权主义转向的关键因素。
何为劳动？制作又是什么？为了厘清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先把目光投向前现代社会。
劳动：
马克思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这句话道出了劳动的本质。史前人类的劳动是采摘狩猎，人类由此获得其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劳动的主要特质是它和人的生理需求直接相连，因此古希腊人眼中它是私人行为和家务事，其目的是为了使人延续繁衍。在劳动中人也会体验到某种纯粹身体性的愉悦感，如大汗淋漓后的休息，但这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阿伦特提醒我们要注意劳动和消费的循环性：人类种植粮食，收获的粮食被消化后人又需要去继续劳动以获得新的粮食，这种循环使马克思也把劳动称为“生产性消费”，这一概念突出了劳动与消费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劳动和消费看作是“周而复始的生物生命循环的两个阶段”。
劳动行为的另一个特征是始终必须服从人的生存必需性——我们为了劳动则必须吃饭，为了吃饭则需要劳动，故古希腊人又认为劳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奴性的。这种“自然暴力”因为其不可中断性超过了所有的外在暴力（古希腊语中“折磨”一词根就出自于必然性）。所以在古希腊的人类活动排序中，劳动因其奴性排在最底层。希腊语中劳动者（拉丁文laborare)和工匠（craftsman)的意思不同，前者是指奴隶或驯畜一样供应生活必须品的人，在阿伦特的语境里，不能把古希腊人对于劳动的蔑视简单理解为对奴隶的蔑视或为其残暴做辩解，阿伦特想要指出的核心是：这种蔑视实质上更多源自于古希腊人对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走向自由的渴望。
根据劳动理解政治的危险 ：
劳动地位的提高是从近代开始的。当劳动从原来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耕耘变成了社会生产时，亚当.斯密认为它是财富的源泉，不过对劳动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而他最具革命性的发现是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劳动进入生产体系后，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只是它服从生存必需性的本质并没有因此改变。现代社会劳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并不代表劳动者已获得了自由。因此阿伦特强调：在奴隶社会，每一天的折磨让奴隶们知道自己在奴役之中，而到了现代，劳动成了自由阶级的职业，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现实。被劳动禁锢的另一个危险是：人们会因此“丧失对于世界的经验”——在劳动中尽管人也活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他自己活着这件事，其它都什么都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在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2】” 这种禁锢非常有伪装性，如果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必然性所囚禁，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去反抗以追求他的自由。
【2】需要说明的是，阿伦特在这里并非呼吁我们“不要劳动”，而是需要警惕被必然性的劳动所囚禁的危险。这里隐含的背景是，尽管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人类依然没能摆脱那种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劳动——这无非意味着，现代劳动者跟古代奴隶一样，依然没能真正享有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这些价值以一种不但“合理”而且“合法”的形式被攫取了（剩余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已然完成了政治解放和多次生产力革新的现代国家，虽然看上去劳动者已经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反而愈发把每个人都禁锢在一种实际上并不自由的劳动之中。
在古希腊时代，政治对于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严格区分，所有服务于谋生或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只有摆脱了生存必需性的自由人才可以进入城邦（即公共领域）商讨政治议题。很显然现代政治偏离了古希腊原本对此的定义，由“家务”（oikia)发展成的社会经济活动成为当代政治的首要议题，经济增长、就业率就成为政治最关心的，而和平、正义、公平等与人类共同福祉相关的话题则日益丧失其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决定论如此深入人心，受制于生存必需性的劳动者也很难做出成熟的政治判断。当经济恶化、劳动者感觉生存危机逼近时，自保的心理使他们极易与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结盟。中国的状况更加可以证明，只要劳动者仍旧被生存必需性控制，物品的丰裕和其劳动待遇的提高都无法自动导向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建立。当中低层劳动者被工作盘剥至精疲力尽时，他们逐渐退回到自己生理需求及自我空间中彼此隔绝而无力考虑其权益，而这种原子化生存状态则是极权主义最易取得完全统治权的土壤。当然也有少数社会化的人从劳动解放出来（比如那些拥有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则把“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中，即业余爱好中。” （阿伦特所说的具有世界性的活动可理解为人在共同的公共领域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确是劳动动物，只是这样的劳动动物并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阿伦特对于马克思预言的劳动者社会持悲观态度 - 这个社会由“一群无世界的人类物种成员组成，无论他们是受他人暴力胁迫的家奴，还是心甘情愿服从身体机能的自由人。” 马克思其实看到了这个危险，因此他说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劳动消失，“自由王国”才会代替“必然王国”。这是马克思的乌托邦。而在当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人陷入劳动—消费的循环中很难逃脱（劳动是为了买买买，买完继续投身劳动。【3】）当自动化或未来的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劳动，劳动者并不会自动地用多出来的闲暇培养出”更高级的活动”，而是把时间耗费在消费上，故消费和娱乐是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极力鼓励的活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会逐渐消失，唯一目的就是维持社会化人类的生命进程”；更危险的是：它使人类的自由也必须屈服于这样的自然进程。
【3】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在抓捕我们欲望的同时还绞尽脑汁的帮我们满足欲望。如果我们没有欲望，它就帮我们制造欲望，向我们灌输如何去欲望。
制造及其在政治概念中的危险：
如果说劳动活动对应的自然，那么制作则是人类世界的活动了。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在这里他混淆了劳动与制作（work）的区别。“制作与劳动最为明显的对比是，劳动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的奴役中的本质上不自由的活动，而制作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技巧经验。” 不同于劳动带给人的纯身体性的愉悦，给技艺人带来巨大满足感的是他的智慧和经验。劳动产出的是消费品，而人制作（造物）其实是在从事上帝的工作，技艺人依据脑海中已有的模型来物化材料，模型并不随着制作过程的完成而消失，它可以被保存下来并不断被复制（柏拉图的idea第一次出现就是来自于制作过程，模型的永恒性质对于柏拉图的永恒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用制作领域的实例来证明其理念的合理性）。如果说劳动产品是注定在人类的新陈代谢中被消耗掉的东西，技艺人创造的物则有稳定、持久的特征，如工具、房屋等。正是这些造物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使人类从自然步入世界，并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家园
工匠们砍伐木材制作家具，采矿熔炼金属制作工具，人类只有部分地侵入自然后才能建立一个人为的世界，因此制作过程也是一个暴力处理材料的过程。此外，“制作过程完全是由手段和目的的范畴来决定的，制造物是目的的产品”。技艺人根据其目的来判断材料的适用性和有用性，在过程中每一个目的都为下一阶段的目的服务，如同盖房子需要先打地基。在技艺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目的都注定是暂时的，它是实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制作的过程又是一个可以控制开端和结束的过程，如果生产之物偏离技艺人的预期，他也能随时终止和毁坏他的产品。
尽管技艺人（如工匠、技术工作者、设计师等）对于人类世界的建立至关重要，但是古希腊人认为，在一个事物有什么用和一个事物为了什么而存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如果技艺人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他们的行为远远谈不上高尚，因此他们把不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创造的技艺人（包括艺术）称之为banausic,也即市侩的意思。这是技艺人的困境，因为他作为制造者仅仅从手段和目的来考虑问题。技艺人崇尚“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在柏拉图看来非常危险，因为那样”人就成了使用者和使事物工具化者，而不再是与世界相关的言谈者、行动者和思想者”。康德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把手段—目的的范畴仅限定在一定范围，而反对把它用于政治行动目的——“没有人应当成为一个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
然而现代社会是技艺人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他们的思维逐渐被社会普遍接受，森林只是木材，土地只是矿产，人只是人力资源。技艺人有骄傲的理由，正是他们发明的工具引起一次次社会生产的革命；技艺人相信文明世界并深深陶醉在自己建筑的世界里，自然成为技艺人实现目的的手段。所有的事物（包括他自身）都可以被看作是工具，自然和事物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当树被砍伐变成木材，木材又经切割打磨变成家具，暴力毁灭原材料始终伴随在制作的过程中，所以技艺人难免对世界抱有一种潜在的暴力态度，这种态度也进入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历史由人创造（制造）进入政治领域后极其危险，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包含了技艺人的思想。墨索里尼曾经这样赞美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是一位艺术家，他对人的创作就像艺术家对大理石或金属的创作”。人类的解放如哲学家脑海里的一个理想政治模型，在把模型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即创造过程）就无可避免地将把人裹挟进工具化的过程。因此把造物的思想带入政治，这是一个危险的类比——造物过程中必需对材料进行暴力处理，直接支持了在暴力在政治中的合理性并极易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历史可以被人创造，那么这个历史是单一的还是复多的？历史(Geschichte)在德语中也有“故事”之意，这非常贴近古希腊人的观点。在他们眼里，历史是由各种各样值得流传的尘世间故事构成，人们通过流传下来的故事保存记忆，使伟大的行迹能够免于被遗忘，记忆可以对抗人的”必死性“。而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只关心个人生存的个体，而是作为某类成员来行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生命进程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两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学中的达尔文”（恩格斯），他相信社会一定是单向地由低往高发展。如果历史变成了一个这样发展过程，或者像马克思所说是一个劳动过程，那么每一个个体生命只能是这个伟大过程中的一部分；正如技艺人可以在实验室里再造自然，并且深信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认识自然，极权主义者也同样相信历史进程是可以在创造的过程中被认识和控制，并得出一切皆有可能的结论。极权主义者代表了技艺人万能的渴望，只是”人们若是万能的，他们必定会丧失他们独特的人的复多性，而成为一个人。如果人是万能的，作为个体的人就只好消失了。” 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甚至统治者自己也是历史的仆人，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消灭人的复多性，制造一个将可靠地行动的人，就好像他自己是历史或者自然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条恐怖铁链上建立一个设置，它不仅会解放了历史的或自然的力量，而且会加快他们通过自己永远不能达到的速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极权主义者总是宣称他们是掌握了历史发展真理的人，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复多的人们塑造成“一个人”。而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生命过程中，屈从于生存必然性的劳动者被裹挟，成为极权主义者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材料【4】。
【4】不妨来看看《1984》里的某段对白：
“……这不是唯我论，这是集体唯我论。……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一个世界，温斯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永不休止实施着压迫的权力神经。我可以看出，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到最后，你会不止明白而已。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你们不能这样！”
“为什么？”
“它不会有生命力。它会分崩离析。它会自我毁灭。”
“……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假定我们就是要使自己衰亡得更快。假定我们就是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使得人满三十就衰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我”个人的死亡不是死亡，而“我们”是永生的？”
显然，这一切都背离了最关心人性、反对异化的马克思的初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某些误解、混乱和乌托邦的构想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其理论正当性的来源。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并不意味着就必定导向极权主义（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历史也由各种各样的偶然构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阿伦特非常谨慎，因为在她生活的冷战时代，这些批判完全可能被右派利用来攻击革命，为此她特别引用了本杰明.贡斯攻击卢梭时的申明：“的确，我要避免和那些伟人的恶意诽谤者为伍。” 同时也因为对于马克思的批评，她也遭受了来自左派的敌意和不满。而她自己终身没有站在任何一边，她只选择忠于自己思考与判断。
参考书目：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状况》
玛格丽特.卡洛凡《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