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宣传及其时代局限
以下文章选自《仁波切的奇幻漂流》
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当然有诸如晚清政府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等多方面主客观的原因。不过，革命党人社会动员的成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武昌起义
社会动员的本质，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排满”，则是早期革命党人宣传的主旋律。
多年以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总结出了两条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 ；“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
胡汉民（1879-1936）
在“排满”的舆论宣传上，革命党人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塑造黄帝形象
为了加强广大汉族内部凝聚力，革命党人们不仅将处于统治阶层的满族异化为“外族”，还将古老传说中的黄帝，描绘成为中国（汉）人唯一的“始祖公公”。
1903年夏，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明确宣告：
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他建议，我国应学习日本“神武天皇纪年”方式，用“黄帝纪年”，用以唤醒汉族的民族意识。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汉族，江苏仪征人，经学家
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
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的歌颂黄帝“始祖公公”，并刊登了轩昂庄重的黄帝像。
陈天华著《猛回头》
1905年，宋教仁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中国》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
总而言之，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关于黄帝纪元的讨论越来越多，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2）寻求汉族族源
要想“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两族的族源界限。邹容在《革命军》“革命必剖清人种”一章中写道：“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后外有所排”。
他将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当然，这是一种极为粗略且缺乏科学依据的区分。
邹容与《革命军》
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学派的学说。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自西亚，甚至还有人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今译迦勒底，即新巴比伦王国）称为“宗国”。
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就依据泛巴比伦学派的观点，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论证。他认为：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
“神农”被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贡一世；
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Nakhunte（尼科黄特）。
尼科黄特（黄帝）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章太炎（1869-1936）
关于始祖与族源的讨论宣传，尽管牵强附会居多，但彼时的普通民众却颇有买账。许多革命诗文撰写者，都以“黄帝子孙”自居，并在开篇或结尾一定要“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缅怀先民，展望未来，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
3）集中力量，向“清人”开火
晚清的中国人民，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是腐朽落后的清王朝，一是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坦诚说，帝国主义列强更为凶恶和危险。
不过，不少革命党人对此应是洞若观火。他们认为，只要先“安内”才能做到“攘外”。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打击“更近”的敌人—— 清王朝。
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
为了集中打击“清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舆论工作。首当其冲的，是宣传中国已亡于“清人”。
他们摒弃了强调文化认同的“大一统”观点，着重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在轻率地得出“汉族源于西方”的观点的同时，他们极力否认“满族是中国人”。
如“满洲未建国前是中国的羁縻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等等，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因此，“非中国”的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便署明“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
实际上，持“亡国论”者实为革命党人的主流。宣传“亡国”的本质，是为了给带有“亡清”色彩的武装革命做背书，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的“合众政府”。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除了“剖明族源”，必然要详尽揭露“清人”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出了效果极为显著的工作。其中以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火力最为集中，影响也极大。
《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洲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
《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封面
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
《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江苏革命书》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因而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并结合沪宁铁路实例呼吁：“其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
《河南讨满洲檄》则痛心于本省路矿权利丧失殆尽，悲怆宣言：“呜乎! 河南者， 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 如是等等， 不必缕叙。
孙中山
客观地说，发动革命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动员方法，无疑是激发民族情感和煽动民族仇恨。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情绪煽动的手段，在短期效果上远远胜过理性诉求。
因此，很多人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那怕是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
所以，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国后，胡汉民把“排满”宣传的功效， 认定为“根本之成功”。
4）“排满”宣传的局限
伴随着清朝的灭亡，这一“偏激”的宣传口号，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中山还指出：“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共同负荷之大责任也”。
“五族共和”宣传资料
实际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晚清的“立宪派”，都提出过“满汉融合”的“大民族”理念，但其指导思想和运作主体依旧有很大不同：
立宪派倡导的，是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以满族为主导，融合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
革命派主张的，则是在推翻清朝并建立共和国的前提下，以汉族为主导，融合满族与其他兄弟民族。
过度的“排满”宣传，更扩大了其观点的严重缺陷，即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同盟会纲领标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与“驱除鞑虏”联结起来，就产生了诸多问题。
宁调元的《仇满横议》上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有之中国，亦非异族所能代理之中国也”。这里的“异族”，无疑是“非中国人”的满族。
宁调元（1883—1913）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于武昌英勇就义
另一革命宣传家雷铁厓，说得更为露骨：
“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土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据吾之主权也。”
“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
《雷铁厓集》封面，雷铁厓(1873-1920)，因病情恶化于病逝于自贡
按照“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观念：（汉族）处于统治地位时，少数民族即蛮夷；（汉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时，把少数民族统治者斥之为“外人”。
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和历届政府尽管都在宣传“五族共和”，但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譬如对“大汉族主义”和“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未能给以应有的清理。
即使开明如孙中山，其主张的“国族论”，即家族→宗族→国族整合模式，不仅带有浓厚宗法色彩，并有意无意地回避理应相互平等对待的民族关系问题。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民国政府所倡导的“一个中华民族”，其本质就是想把其他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依然能依稀看到“华夷之辨”的传统阴影。“排满” 宣传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迹于神州大地。
“民族主义”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有可能反噬到自己。
就拿“排满”口号来说，它固然加速了辛亥革命成功的进程。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极有可能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用来破坏我国今日和平统一、繁荣发展的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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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的本质，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排满”，则是早期革命党人宣传的主旋律。
多年以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总结出了两条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 ；“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
胡汉民（1879-1936）
在“排满”的舆论宣传上，革命党人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塑造黄帝形象
为了加强广大汉族内部凝聚力，革命党人们不仅将处于统治阶层的满族异化为“外族”，还将古老传说中的黄帝，描绘成为中国（汉）人唯一的“始祖公公”。
1903年夏，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明确宣告：
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他建议，我国应学习日本“神武天皇纪年”方式，用“黄帝纪年”，用以唤醒汉族的民族意识。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汉族，江苏仪征人，经学家
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
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的歌颂黄帝“始祖公公”，并刊登了轩昂庄重的黄帝像。
陈天华著《猛回头》
1905年，宋教仁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中国》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
总而言之，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关于黄帝纪元的讨论越来越多，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2）寻求汉族族源
要想“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两族的族源界限。邹容在《革命军》“革命必剖清人种”一章中写道：“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后外有所排”。
他将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当然，这是一种极为粗略且缺乏科学依据的区分。
邹容与《革命军》
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学派的学说。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自西亚，甚至还有人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今译迦勒底，即新巴比伦王国）称为“宗国”。
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就依据泛巴比伦学派的观点，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论证。他认为：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
“神农”被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贡一世；
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Nakhunte（尼科黄特）。
尼科黄特（黄帝）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章太炎（1869-1936）
关于始祖与族源的讨论宣传，尽管牵强附会居多，但彼时的普通民众却颇有买账。许多革命诗文撰写者，都以“黄帝子孙”自居，并在开篇或结尾一定要“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缅怀先民，展望未来，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
3）集中力量，向“清人”开火
晚清的中国人民，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是腐朽落后的清王朝，一是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坦诚说，帝国主义列强更为凶恶和危险。
不过，不少革命党人对此应是洞若观火。他们认为，只要先“安内”才能做到“攘外”。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打击“更近”的敌人—— 清王朝。
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
为了集中打击“清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舆论工作。首当其冲的，是宣传中国已亡于“清人”。
他们摒弃了强调文化认同的“大一统”观点，着重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在轻率地得出“汉族源于西方”的观点的同时，他们极力否认“满族是中国人”。
如“满洲未建国前是中国的羁縻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等等，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因此，“非中国”的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便署明“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
实际上，持“亡国论”者实为革命党人的主流。宣传“亡国”的本质，是为了给带有“亡清”色彩的武装革命做背书，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的“合众政府”。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除了“剖明族源”，必然要详尽揭露“清人”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出了效果极为显著的工作。其中以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火力最为集中，影响也极大。
《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洲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
《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封面
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
《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江苏革命书》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因而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并结合沪宁铁路实例呼吁：“其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
《河南讨满洲檄》则痛心于本省路矿权利丧失殆尽，悲怆宣言：“呜乎! 河南者， 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 如是等等， 不必缕叙。
孙中山
客观地说，发动革命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动员方法，无疑是激发民族情感和煽动民族仇恨。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情绪煽动的手段，在短期效果上远远胜过理性诉求。
因此，很多人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那怕是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
所以，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国后，胡汉民把“排满”宣传的功效， 认定为“根本之成功”。
4）“排满”宣传的局限
伴随着清朝的灭亡，这一“偏激”的宣传口号，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中山还指出：“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共同负荷之大责任也”。
“五族共和”宣传资料
实际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晚清的“立宪派”，都提出过“满汉融合”的“大民族”理念，但其指导思想和运作主体依旧有很大不同：
立宪派倡导的，是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以满族为主导，融合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
革命派主张的，则是在推翻清朝并建立共和国的前提下，以汉族为主导，融合满族与其他兄弟民族。
过度的“排满”宣传，更扩大了其观点的严重缺陷，即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同盟会纲领标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与“驱除鞑虏”联结起来，就产生了诸多问题。
宁调元的《仇满横议》上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有之中国，亦非异族所能代理之中国也”。这里的“异族”，无疑是“非中国人”的满族。
宁调元（1883—1913）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于武昌英勇就义
另一革命宣传家雷铁厓，说得更为露骨：
“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土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据吾之主权也。”
“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
《雷铁厓集》封面，雷铁厓(1873-1920)，因病情恶化于病逝于自贡
按照“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观念：（汉族）处于统治地位时，少数民族即蛮夷；（汉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时，把少数民族统治者斥之为“外人”。
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和历届政府尽管都在宣传“五族共和”，但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譬如对“大汉族主义”和“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未能给以应有的清理。
即使开明如孙中山，其主张的“国族论”，即家族→宗族→国族整合模式，不仅带有浓厚宗法色彩，并有意无意地回避理应相互平等对待的民族关系问题。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民国政府所倡导的“一个中华民族”，其本质就是想把其他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依然能依稀看到“华夷之辨”的传统阴影。“排满” 宣传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迹于神州大地。
“民族主义”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有可能反噬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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