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 读书笔记

以下文章选自《我偏要读书》
 
这周读的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如书名所言,它主要讲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我再次选择读这本书,一是大学时看得云里雾里,不明白它讲什么;二是也想为黄姚古镇的论文有目的性地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因为老师说过,研究黄姚古镇,还要研究当地的人,所以想从本书中了解一些关于乡村的知识。
 
这本书主要从十四个方面展开对“乡土中国”的叙述,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私人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欲望和需要。
 
费孝通先生首先将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一是“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二是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三是聚村而居,终老是乡。
 
结合黄姚古镇来讲,是因为黄姚古镇也是坐落在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东北部一个发祥于宋朝年间,有着一千多年历史,并且保存完好的古村落。为什么过了一千多年还能完好保存?
 
我想,肯定有当地居民世代在那里安居乐业的因素。因为是世居地,是故乡,所以更加爱护。
 
黄姚古镇到今天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当地的居民生活还是不太富裕,所以当地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在家。要改变这种现状,恐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第二个讲到的是文字。他说道,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人际往来皆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文字呢?”
 
他将中国乡村为何不太需要文字的根本原由论述得相当精彩,并提出要想让“文字下乡”,必须先让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结构发生改变。
 
黄姚古镇作为一个古村落,其周边的村民也是讲各种语言的,有客家话、壮话、、桂柳话、土白话等,不同的语言不仅不妨碍周边居民的交流,而且随着交往的深入,大家见面基本都说普通话了。
 
费孝通先生还首创了“家族”的概念,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来阐述中西社会基本社群——“家”的区别。在西方,“家”是团体性的社群,夫妇是主轴,经营的事务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
 
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家”在结构上俨然是个氏族,根据单系(父亲)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且构成的分子并不仅限于亲子关系,因而具有生育与事业的双重功能。
 
在中国像黄姚这样的大部分乡镇,恐怕也是遵照父系氏族社会生活一般,仍然摆脱不了重男轻女的传统。在农村,还是要生了儿子才能挺胸抬头做人,这样家庭在整个家族的地位才会高。
 
但在事业方面,男性和女性都要从事相应的工作,不再是从前的男耕女织,甚至在今天,女性的负担要更重一些,既要照顾孩子上学、老人起居,白天还要从事农耕劳作,闲时还要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围绕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展开论述,共指出了四种概念:一是横暴权力(在社会冲突中发生);二是同意权力(从社会合作中发生);三是长老统治(从社会继替中发生);四是时势权力(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发生)。
 
他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为根据,指出“无为”不是先天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有为”,但农业经济的薄弱导致乡土中国尤其是县级以下存在着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独裁”,实则是“无为政治”。
 
而最重要的权力是在社会继替中发生的教化权力(长老统治),它是“礼”得以发挥功能的基础。但绝对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的,在长老权力之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可利用旧有的躯壳,注入新的内容,因而出现了第四种权力结构(时势权力)。
 
在黄姚这样一个古老的村镇,按照费先生的四种权力结构理论,黄姚应该属于后两种,即由古镇内较有威望的人来主持日常大小事务。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时,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阶层将获得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新生的力量。
 
今天恰逢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
 
今天也很幸运,在微信群里看到张老师发的一段话,深受感动。如今在一个被称作“乡下”的社会,很多人会因为自己不是城里人而自卑,觉得低人一等,不敢大声宣扬,但本书作者也说了,这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很多人表面上看不起乡下人,但最终还是要魂归故里,葬回乡下。
 
这,矛盾吗?
 
附上张老师的话语:
 
——by 琼琼于相思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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