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Ⅱ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4）
以下文章选自《枯鱼喷沫》
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丨（4）
第三部分所提到的主体的分裂使得认识的二律背反超出了纯认识论的范畴。纯认识论范畴仅仅寻求主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可能性条件”，而现在的倾向是克服主体的分裂和客体的僵硬，目光和注意力应该转向分裂的但必须统一起来的人。分裂的主体正在走一条统一的重建和超越分裂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认识创造者的创造，直觉知性对于理性主义认识原则方法论的克服都交给了辩证法。
辩证法的历史与理性主义思想的历史一样长远，但是它与以往的一切形式都大有不同。以往企图借助辩证法超越理性主义的尝试都不如现在一样清楚明白。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第一次重估所有逻辑问题，把它们的基础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之上。总体的逻辑学第一次诞生了。卢卡奇在脚注中专门夸赞了认识到这一重要转变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拉斯克，并引用了他的评价“连批评者也要承认黑格尔在如下一点上是对的：如果辩证地变化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非理性”。这么讲的依据是，主体在这里既不是“概念的客观辩证法的旁观者”，也不是“纯思想的可能性的主宰者”，主体是“作为辩证的过程发生了”，主客僵硬的对立融化了，主体和客体关系本身的相对化——流动变化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才成为可能。
这样的分析与斯宾诺莎的“观念的秩序和联系”同“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统一的立场相当接近，但是在斯那里，每一个特别的内容，特殊性都在几何学构造的创造原则下消失殆尽了。而这种实体的客观性却与斯宾诺莎的主张近乎相反，如果事物联系与观念联系的统一应该有助于说明具体的运动，那么恰恰是“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意义必须发生彻底变化。
古典哲学在认识到这一意义变化的主体之后，突出了新的，第一次出现的实体——历史——作为哲学基础的事物的秩序和联系。在历史中且只在历史中才存在起源的具体基础，每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后面都隐藏着通往历史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也就是解决历史的道路。起源与历史之间联系的逻辑必然性在理性主义体系者那里是无法被认识到的——在那里历史作为理性的永远不能消除的障碍存在。卢卡奇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认识到了历史的变化是认识的障碍。如霍尔巴赫提出的鸡与蛋的关系问题。但是形式的内容如果要能够被形式的估计，就必须把这种来源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内容定义为不可改变的。历史的存在——实际内容的生成就被这种方法本身所闭塞了。而古典哲学如果想达到他本身意义上的起源问题，就必须创造一种包含了内容变化的逻辑学作为它的逻辑基础，并在历史的生成中发现事物的典型秩序和联系。
但是这种新逻辑学的问题是把这种“变化的生成”作为方法的界限，而不是同时作为方法的目标、结果和基础——概念本身依然保持了自我封闭性，封闭性只会在表面上被概念的并列所消除。而只有历史的生成才会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的概念的独立性所造成的僵硬性（独立性是真实的，而僵硬性却是割裂的）。它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在内容之上，把它们放在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
这种立场把全部现实看作历史，现实就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以往的困境都得到了解答——困境来自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来自于形式知性的独断主义。在这种理性的独断下，我们的活动仅仅被看作我们有意识的行为。而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环境——历史过程的产物看作是依靠与异在于我们的规律而影响着我们的现实。
现在“真理”被重新认识到了，在《精神现象学》里，它成为了“所有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场豪饮”。但是当发现真理的谜底就是我们自身时，思维的决定性问题——起源的主体问题就重新而完全的出现了。要通过“行动”来证明和指出的主客体的统一以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已然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而要真正理解这种统一，一方面必须指出历史是在方法论上解决所有问题的场所，另一方面要具体地（具体地三个字是卢卡奇本人在文本中加重的）指出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但是古典哲学却在这一点上倒退了，他们没有找到这个起源的具体的主体。这导致了古典哲学的局限性。黑格尔将“我们”视为世界精神，它的具体形态就是个别的国民精神。而黑格尔的国民精神只是世界精神的自然地规定——按黑格尔的说法“只有在高级环节中，即在关于这种规定的本质的意识中抽取了局限性的规定，是一种在这种认识中，而不是直接地在其存在中，才具有绝对真理的规定”，卢卡奇认为国民精神只是表面上的历史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世界精神，“它利用符合实际要求，符合世界精神的观念的国民的自然规定，用通过它，超越它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行动。”，这样的预设使得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来说变成先验的。黑格尔把他的历史结构以“理性的狡黠”来解释。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没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真正的理性，没能在历史之中指出现实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被迫超越历史，使历史服从于体系。历史被理解为阶段，出路被理解为“理性的狡黠”。历史失去了它的地位。它进入了彼岸世界之中，成为了纯粹的概念神话，辩证法突围的尝试化为乌有。（这里卢卡奇有三点论证）
三点论证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如何被无情地驱赶到神话怀抱中去的
古典哲学最终没有解决它的二律背反。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而结果却仅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的思想的再现和先验的重演”。但是它的辩证法却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辩证法以发现并表述各种二律背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试图在方法论中率先破局，但是最终没能解决之。但是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不完全，在卢卡奇这里，辩证方法真正作为历史的方法必须通过现实的阶级来完成——而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
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丨（4）
第三部分所提到的主体的分裂使得认识的二律背反超出了纯认识论的范畴。纯认识论范畴仅仅寻求主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可能性条件”，而现在的倾向是克服主体的分裂和客体的僵硬，目光和注意力应该转向分裂的但必须统一起来的人。分裂的主体正在走一条统一的重建和超越分裂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认识创造者的创造，直觉知性对于理性主义认识原则方法论的克服都交给了辩证法。
辩证法的历史与理性主义思想的历史一样长远，但是它与以往的一切形式都大有不同。以往企图借助辩证法超越理性主义的尝试都不如现在一样清楚明白。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第一次重估所有逻辑问题，把它们的基础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之上。总体的逻辑学第一次诞生了。卢卡奇在脚注中专门夸赞了认识到这一重要转变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拉斯克，并引用了他的评价“连批评者也要承认黑格尔在如下一点上是对的：如果辩证地变化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非理性”。这么讲的依据是，主体在这里既不是“概念的客观辩证法的旁观者”，也不是“纯思想的可能性的主宰者”，主体是“作为辩证的过程发生了”，主客僵硬的对立融化了，主体和客体关系本身的相对化——流动变化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才成为可能。
这样的分析与斯宾诺莎的“观念的秩序和联系”同“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统一的立场相当接近，但是在斯那里，每一个特别的内容，特殊性都在几何学构造的创造原则下消失殆尽了。而这种实体的客观性却与斯宾诺莎的主张近乎相反，如果事物联系与观念联系的统一应该有助于说明具体的运动，那么恰恰是“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意义必须发生彻底变化。
古典哲学在认识到这一意义变化的主体之后，突出了新的，第一次出现的实体——历史——作为哲学基础的事物的秩序和联系。在历史中且只在历史中才存在起源的具体基础，每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后面都隐藏着通往历史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也就是解决历史的道路。起源与历史之间联系的逻辑必然性在理性主义体系者那里是无法被认识到的——在那里历史作为理性的永远不能消除的障碍存在。卢卡奇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认识到了历史的变化是认识的障碍。如霍尔巴赫提出的鸡与蛋的关系问题。但是形式的内容如果要能够被形式的估计，就必须把这种来源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内容定义为不可改变的。历史的存在——实际内容的生成就被这种方法本身所闭塞了。而古典哲学如果想达到他本身意义上的起源问题，就必须创造一种包含了内容变化的逻辑学作为它的逻辑基础，并在历史的生成中发现事物的典型秩序和联系。
但是这种新逻辑学的问题是把这种“变化的生成”作为方法的界限，而不是同时作为方法的目标、结果和基础——概念本身依然保持了自我封闭性，封闭性只会在表面上被概念的并列所消除。而只有历史的生成才会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的概念的独立性所造成的僵硬性（独立性是真实的，而僵硬性却是割裂的）。它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在内容之上，把它们放在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
这种立场把全部现实看作历史，现实就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以往的困境都得到了解答——困境来自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来自于形式知性的独断主义。在这种理性的独断下，我们的活动仅仅被看作我们有意识的行为。而我们自己创造的历史环境——历史过程的产物看作是依靠与异在于我们的规律而影响着我们的现实。
现在“真理”被重新认识到了，在《精神现象学》里，它成为了“所有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场豪饮”。但是当发现真理的谜底就是我们自身时，思维的决定性问题——起源的主体问题就重新而完全的出现了。要通过“行动”来证明和指出的主客体的统一以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已然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而要真正理解这种统一，一方面必须指出历史是在方法论上解决所有问题的场所，另一方面要具体地（具体地三个字是卢卡奇本人在文本中加重的）指出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但是古典哲学却在这一点上倒退了，他们没有找到这个起源的具体的主体。这导致了古典哲学的局限性。黑格尔将“我们”视为世界精神，它的具体形态就是个别的国民精神。而黑格尔的国民精神只是世界精神的自然地规定——按黑格尔的说法“只有在高级环节中，即在关于这种规定的本质的意识中抽取了局限性的规定，是一种在这种认识中，而不是直接地在其存在中，才具有绝对真理的规定”，卢卡奇认为国民精神只是表面上的历史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世界精神，“它利用符合实际要求，符合世界精神的观念的国民的自然规定，用通过它，超越它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行动。”，这样的预设使得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来说变成先验的。黑格尔把他的历史结构以“理性的狡黠”来解释。但是由于黑格尔哲学没能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真正的理性，没能在历史之中指出现实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被迫超越历史，使历史服从于体系。历史被理解为阶段，出路被理解为“理性的狡黠”。历史失去了它的地位。它进入了彼岸世界之中，成为了纯粹的概念神话，辩证法突围的尝试化为乌有。（这里卢卡奇有三点论证）
三点论证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如何被无情地驱赶到神话怀抱中去的
古典哲学最终没有解决它的二律背反。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而结果却仅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的思想的再现和先验的重演”。但是它的辩证法却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辩证法以发现并表述各种二律背反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试图在方法论中率先破局，但是最终没能解决之。但是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不完全，在卢卡奇这里，辩证方法真正作为历史的方法必须通过现实的阶级来完成——而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