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多家权威媒体转载，这位全国劳模的读书体会荡涤人心！
以下文章选自《老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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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读书体会对我们来说不陌生。那么，如何才能去掉枯燥无味的八股气，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鲜活生动？今天老笔头跟大家分享一篇土得掉渣的读书体会，我们一起看看什么才是接地气的好文风。这篇文章是全国劳动模范，时任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合作社社长的吕玉兰，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样对待人生的体会，曾发表在《河北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多家权威报刊杂志随后纷纷予以转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4年，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忆吕玉兰同志》为题，亲笔撰文表达对吕玉兰同志的追思之情。虽然时过境迁，但这篇读书体会历久弥新，至今读来仍然很有意义，尤其是那种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清新文风，非常值得我们在写作中学习。
十个为什么？
——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
吕玉兰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和“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说我是“傻玉兰”，认为我头脑简单，不懂得“幸福”，不会“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是费脑子的，一个心眼拼着干，要说这是傻，我不答应！
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账！
“你这个人没头脑。”我说得看是什么样的头脑。
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
毛主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这是条总根儿，总根不一样，开不出一样的花。
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时代不同，“精”与“傻”的标准不同。
社会制度变了，时代变了，“精”与“傻”的标准也变了。
有的人，思想没归集体，身子坐在社会主义大车上，脑子里还是“我”当家。你说“为人民服务”，他不信；你真为人民服务，他说你傻。
“公”字当头，“私”字退位，“小精人”越来越少，“大傻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不为公，天诛地灭”了，变得“私”字和“偷”字一样臭。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损公肥私的人讽刺为傻子。
“你说我‘傻’，我就‘傻’！”
前后两个“傻”字，意义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就是后面那个“傻”字。
“宁当一辈子的大傻子，不当一天小精人。”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高小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了农业社长，入了党，受到党的教育，这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个什么关系。
没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
我是想，今天我们每个人能有幸福，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的联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从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1960年冬“整风”，有的同志问我：有的人受了批评躺倒不干，你为什么能顶住风、压住浪，越斗干的越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风”不是整的我，整的是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整风”开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点，爹娘埋怨我当干部费力不讨好，不让我干啦！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
错误、缺点就像身上的疮，不治就要化脓，越烂越大。治的时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错误，知错认错，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小洗脸，整风运动就是大洗澡，澡洗过了，浑身轻快。
我们有成绩、有优点，党都看见了。党来“整风”，不是对我们为难，是爱护，是培养，是怕我们变坏了。党来“整风”，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护短。
要在“整风”中挺得住，先要对“整风”有个正确认识，把正确态度，把成绩和缺点分开来，一分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绩，就不愿让人说“不是”。
“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对，听不得群众的批评。
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当回事了。“矿石越炼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没有斗争，我哪来的斗争经验呢？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当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职务看成是特权，“一个人当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讲赔本赚钱的，革命需要的时候，连生命也可以贡献。要不，白求恩到中国来牺牲了生命这笔帐怎么算？
当干部究竟为谁？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人民服务还有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觉的，不能有雇佣观点。革命不是做买卖。有人说当基层干部不如脱产干部拿工资，我是这样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领不领工资，不革命的人领多少工资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资也一样干得好。过去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可谁为了工资干的？
当干部是否吃亏？
有人说当干部吃亏，是否真吃亏？
当干部不觉得赔本是最明白的帐，喊“赔本”、找“落头”是最糊涂的账。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开会，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矛盾是没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树叶来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多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多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犯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严了，不给有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咱，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早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我还想，就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成，就想，他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说话，为什么他不听？是我的责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还没做到家，是我没把道理说透，是我的方法不对头。像搞试验一样，把团结人当成一项严肃的工作来做，失败一次就找一次教训，吃一次“碰”就检讨一次。
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对方脑子不“崩簧”的时候，再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他就听得进去了，团结的愿望就实现了。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当干部要宣传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说很多话，人家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人就是这样，说的不诚，听的就不信。那年东风渠开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没人下水，我带头跳下水去，大家也随着下去了。
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说：“咱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来。”我和党支部副书记下井了，挖成了。接着就干起来了，一连挖出好几眼井，抗旱当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当领导，自己不实际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领导。别看发号施令不少，实际是个传声筒。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我15岁当上干部，哪里来的经验，就靠一个“闯”字。“小卒子过河，永远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几个指头的毛病，不干是十个指头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回生，两回熟，事不过三。”不学不懂，不干不会。你会我不会，距离就在“学”上，差距就在干上。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这才算大公无私。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
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注：文章来源于网络，编辑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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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
——忆吕玉兰同志
(1994年)
习近平
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兰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过要职。1981年9月，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调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玉兰同志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并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当时，县委分工玉兰同志抓多种经营工作。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单产最早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多种经营，经济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粮食征购71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致使种植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不能平衡发展，增产不增收。玉兰同志了解到征购过重的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5100万斤，减去了20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玉兰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全县经济的飞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 时，县委“一班人”中认识不尽一致，玉兰同志根据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农业“大包干”很快使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的事例，大力宣传“大包干”的好处，并提出可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由于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从而为正定县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础。
玉兰同志有句口头禅，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和工作实际，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分头解决、落实，这是玉兰同志的经验之谈。玉兰同志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她还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举措，她总是强调一定要先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开。当时正定县在推行农业 “大包干”，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等方面，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兰同志留下的足迹。
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
玉兰同志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她爱惜人才。她看到在发展多种经营、大上工副业，实现正定经济新飞跃的过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提出可以借鉴当时江苏的经验，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从外地广纳人才。1983年4月，正定县制定出“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年内，我们就引进各类技术人员46人。这些人才到正定后，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找资金、上项目、建工厂，使全县经济建设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当年就新上项目58个，工业产值增加9000万元。这些都和玉兰同志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
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凤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般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个叫李志安的县文化馆干部，毕业于天津美术专科学校，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书法家，但多年以来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由库房改造的居室里。玉兰同志知道后，亲自找有关部门协调，为其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离休老干部王世恭同志，当时已70 多岁，体弱多病，玉兰同志就常去王老家里看望，并帮助调理饭菜。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小事，玉兰同志总是体贴入微、情到意到。
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呼呼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们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我们设法把它拉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后来，我们又考虑不如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逢玉兰同志从保定回来，我便和县长程宝怀同志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玉兰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做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建立，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近几年来，全县旅游点的门票总收人每年都达1000多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正定县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
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来源于“学习小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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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为什么？
——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
吕玉兰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么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和“傻”的看法不同。
人有说我是“傻玉兰”，认为我头脑简单，不懂得“幸福”，不会“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是费脑子的，一个心眼拼着干，要说这是傻，我不答应！
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账！
“你这个人没头脑。”我说得看是什么样的头脑。
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
毛主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这是条总根儿，总根不一样，开不出一样的花。
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时代不同，“精”与“傻”的标准不同。
社会制度变了，时代变了，“精”与“傻”的标准也变了。
有的人，思想没归集体，身子坐在社会主义大车上，脑子里还是“我”当家。你说“为人民服务”，他不信；你真为人民服务，他说你傻。
“公”字当头，“私”字退位，“小精人”越来越少，“大傻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不为公，天诛地灭”了，变得“私”字和“偷”字一样臭。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损公肥私的人讽刺为傻子。
“你说我‘傻’，我就‘傻’！”
前后两个“傻”字，意义完全不同。
“我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就是后面那个“傻”字。
“宁当一辈子的大傻子，不当一天小精人。”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高小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当了农业社长，入了党，受到党的教育，这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个什么关系。
没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
我是想，今天我们每个人能有幸福，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的联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小局要服从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1960年冬“整风”，有的同志问我：有的人受了批评躺倒不干，你为什么能顶住风、压住浪，越斗干的越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整风”不是整的我，整的是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整风”开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点，爹娘埋怨我当干部费力不讨好，不让我干啦！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
错误、缺点就像身上的疮，不治就要化脓，越烂越大。治的时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错误，知错认错，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小洗脸，整风运动就是大洗澡，澡洗过了，浑身轻快。
我们有成绩、有优点，党都看见了。党来“整风”，不是对我们为难，是爱护，是培养，是怕我们变坏了。党来“整风”，就像大人教育小孩，不护短。
要在“整风”中挺得住，先要对“整风”有个正确认识，把正确态度，把成绩和缺点分开来，一分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绩，就不愿让人说“不是”。
“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对，听不得群众的批评。
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当回事了。“矿石越炼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没有斗争，我哪来的斗争经验呢？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当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职务看成是特权，“一个人当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讲赔本赚钱的，革命需要的时候，连生命也可以贡献。要不，白求恩到中国来牺牲了生命这笔帐怎么算？
当干部究竟为谁？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人民服务还有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觉的，不能有雇佣观点。革命不是做买卖。有人说当基层干部不如脱产干部拿工资，我是这样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领不领工资，不革命的人领多少工资也干不好，革命都不拿工资也一样干得好。过去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可谁为了工资干的？
当干部是否吃亏？
有人说当干部吃亏，是否真吃亏？
当干部不觉得赔本是最明白的帐，喊“赔本”、找“落头”是最糊涂的账。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开会，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矛盾是没完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树叶来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么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多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多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犯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管严了，不给有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咱，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早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我还想，就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成，就想，他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说话，为什么他不听？是我的责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还没做到家，是我没把道理说透，是我的方法不对头。像搞试验一样，把团结人当成一项严肃的工作来做，失败一次就找一次教训，吃一次“碰”就检讨一次。
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对方脑子不“崩簧”的时候，再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他就听得进去了，团结的愿望就实现了。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当干部要宣传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说很多话，人家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人就是这样，说的不诚，听的就不信。那年东风渠开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没人下水，我带头跳下水去，大家也随着下去了。
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说：“咱这地皮不行，打不出井来。”我和党支部副书记下井了，挖成了。接着就干起来了，一连挖出好几眼井，抗旱当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当领导，自己不实际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领导。别看发号施令不少，实际是个传声筒。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我15岁当上干部，哪里来的经验，就靠一个“闯”字。“小卒子过河，永远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几个指头的毛病，不干是十个指头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回生，两回熟，事不过三。”不学不懂，不干不会。你会我不会，距离就在“学”上，差距就在干上。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这才算大公无私。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
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注：文章来源于网络，编辑时略有删节
延伸阅读
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
——忆吕玉兰同志
(1994年)
习近平
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玉兰同志曾在中央和省委任过要职。1981年9月，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安排，调任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玉兰同志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并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当时，县委分工玉兰同志抓多种经营工作。正定县是我国北方粮食单产最早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只看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多种经营，经济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粮食征购71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致使种植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不能平衡发展，增产不增收。玉兰同志了解到征购过重的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5100万斤，减去了20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玉兰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为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全县经济的飞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 时，县委“一班人”中认识不尽一致，玉兰同志根据四川、安徽等地全面推行农业“大包干”很快使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的事例，大力宣传“大包干”的好处，并提出可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由于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从而为正定县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础。
玉兰同志有句口头禅，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意思是说领导干部不要只浮在上面，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和工作实际，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加以分析研究，分头解决、落实，这是玉兰同志的经验之谈。玉兰同志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她还非常注意抓典型，凡是涉及全局的重要举措，她总是强调一定要先搞好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开。当时正定县在推行农业 “大包干”，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等方面，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所在的地方，都有玉兰同志留下的足迹。
玉兰同志15岁参加革命工作，既任过基层农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也当过省委书记，阅历和经验都很丰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学去深造。当时考虑到她的身体不太好，年龄又偏大，我和一些同志都劝她不要去了，但她决心已定，说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我们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以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
玉兰同志深知知识的重要，所以她爱惜人才。她看到在发展多种经营、大上工副业，实现正定经济新飞跃的过程中存在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提出可以借鉴当时江苏的经验，即充分利用本地的能人，又从外地广纳人才。1983年4月，正定县制定出“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年内，我们就引进各类技术人员46人。这些人才到正定后，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找资金、上项目、建工厂，使全县经济建设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当年就新上项目58个，工业产值增加9000万元。这些都和玉兰同志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
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凤范，时时记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般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有一个叫李志安的县文化馆干部，毕业于天津美术专科学校，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书法家，但多年以来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两间由库房改造的居室里。玉兰同志知道后，亲自找有关部门协调，为其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离休老干部王世恭同志，当时已70 多岁，体弱多病，玉兰同志就常去王老家里看望，并帮助调理饭菜。对于群众生活中的小事，玉兰同志总是体贴入微、情到意到。
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呼呼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我们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我们设法把它拉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后来，我们又考虑不如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逢玉兰同志从保定回来，我便和县长程宝怀同志征求她的意见。她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玉兰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做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建立，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近几年来，全县旅游点的门票总收人每年都达1000多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正定县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
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来源于“学习小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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