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把好书化作自己的“灵魂”——我的阅读经历和体会
以下文章选自《镇西茶馆》
北风吹
来自镇西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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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阅读是件非常个性化的事。读什么书，怎么读，这都和阅读者的兴趣、性格、气质、环境、经历、职业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是因人而异，没有什么“公式”可套的。但不同的人之间，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互相启发，彼此参考，还是不无意义的。
还是要先说说那个老话题：“读书有什么用？”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本来，如果仅仅从生物学意义上看，我们如果不阅读，一点都不妨碍甚至危害自然生命的成长——千百年来，那么多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活了一辈子，有的还很长寿呢！但是，我们又绝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人之为人在于“精神”，而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尽可能完整而完美地建构无愧于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精神世界。
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读散文使人宁静，读小说使人认识社会和人生，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茫茫宇宙，匆匆人生，“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我要到哪儿去？”——真正的人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追问，于是，就需要我们徜徉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长廊，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憧憬未来，在叩问心灵的同时感悟世界。
我特别赞成朱小蔓教授对阅读意义的看法。她认为，读书是“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的积极的情感。我常常想，人若没有这五彩缤纷、波澜起伏的情感体验，生命是那样干枯、生活是那样暗淡，而有着这些情感充盈的生命和生活是那样让人感到满足、享受和向往。”她进而呼唤：“让读书支撑我们的生命！”
二
所谓“支撑我们的生命”，就是阅读的意义。但是具体到一本书，我们又很难说“有用”还是“没用”。有些看起来“没用的书”其实对人生有“大用”，比如说《论语》《孟子》；而某些似乎很“实用”的书其实时过境迁之后“一点用都没有了”，比如说《2000年高考复习指导》。
说到阅读的“功用”，又涉及到所读书籍的分类。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分类法；我呢，根据自己的经历将我所阅读的书大体上分为三类：人生的，教育的，教学的。这三类书对我的价值分别是——宏观层面的认识人生、历史和我们的世界；中观层面的认识我所从事的职业；微观层面的认识并指导我每一堂课的教学。
我这个分类，刚好和网上的一个教师阅读分类有些吻合——教师应该读百分之二十的人文科学类的书，读百分之三十的教育学心理学及职业知识类的书，读百分之五十的本体性知识的书（即与所教学科本身相关的书）。这个分法也是三类，大体相当于我说的“人生的”“教育的”“教学的”三类书。但我认为，不同的人，三者的比例完全可以不一样。比如对我来说，人生类的书倒占了百分之五十，教育类的书占了百分之三十，而教学类的书只占了百分之二十。我这样分配阅读比例，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站在人生的高度看教育，要站在教育的角度看教学。
在我看来，阅读究竟有没有用，取决于阅读者是否把好书化作了自己的灵魂？这里所说的“化作自己的灵魂”，不是用别人取代自己的思想，所谓“让自己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不是的；而是经过吸收消化后有机地融入并内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好书怎么才能“化作自己的灵魂”？我的体会是，关键是要“读出自己”，或“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书中读出相似的思想、情感，熟悉的生活、时代等等，这是共鸣、欣赏、审美，就是“把自己摆进去”；所谓“读出问题”，就是要读出不明白的地方、不同意的观点等等，这是质疑、研究、批判，就是“与作者对话”。
回忆我自己的阅读，每当我感到心潮起伏的时候，往往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是从作品中读出了“自己”，要么是从作品中读出了“问题”——前者如我曾经读过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由苏霍姆林斯基所描述的充满诗意的教育故事以及他所揭示的教育那纯真、纯正、纯净的人性之美，想到自己每一天平凡而同样美丽的教育实践，进而心潮起伏，难以自已；后者如我正在拜读的《“教育学视界”辨析》，作者陈桂生教授对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常识”、“公理”提出的质疑，敲打着我的心房，使我对作者的质疑以及其他一些教育“常识”也投去质疑的目光，以至放下该书后，我那被作者点燃的思想火把还在继续燃烧。——这种伴随着感情流淌或思想飞扬的阅读，才是真正深入心灵的阅读。
有的阅读，也许只能“读出自己”，或“读出问题”，而有的阅读，则二者兼有。下面我以自己的阅读经历为例来谈谈。
三
人生类的书很广很杂，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学的，美学的……这些书对于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形成三观有着潜移默化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文革”期间读中小学，那个年代除了《老三篇》等毛著，基本上（我说的“基本上”）无书可读，但我生长在教师之家，不但我的父母，而且我隔壁的叔叔阿姨都是老师，所以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禁书”：《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书；到了“文革”中期的“批林批孔”，我又接触到关于“孔孟之道”的书，后来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倡“读点鲁迅”，于是，从马恩原著及其辅导材料《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到国际共运的读物，还有鲁迅的书，都成了我高中和下乡的期间的精神食粮。
这些书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领域。虽然今天看来我读的书依然有限，但在当时毕竟让我的精神世界不那么苍白。少年的我读《红岩》，自然会把自己想成是江姐和许云峰，情不自禁问自己：如果我也在那个环境中，能受得了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我因此对红岩先烈敬佩不已。这是很肤浅地“把自己摆进去”，确实是一种“读出自己”。后来随着“革命形势”跟风读孔孟，读马列，读鲁迅，很多时候“读不懂”，但经过思考推敲，特别是和周围人的探讨，让我有了跨越历史和国度的思考与联想：如果我生活在孔子时代会怎么样？如果我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会不会也是“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成员，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战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书所浸透的阶级意识、政治信仰、思想观点等等，可能会渐渐在我心中蒸发，但通过文学形象所传递并最终过滤结晶的精神内核——正义、理想、气节、忠诚、刚毅、激情……则溶入了我的血液，化作了我一生坚贞的信念。这种信念，使我将我的教育视为实现我社会理想的途径。这就是对人生“有用”。
后来参加工作了，几十年来，我读了更多的人文历史方面的书，《史记》《通往奴役之路》《近距离看美国》《哈维尔文集》《顾准文集》等，我同样通过“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纵横交错地审视历史和今天。这样我的精神世界逐渐饱满起来，关键是，看待人，看待历史，看待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就多了一些哲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经济的眼光。这种“眼光”，就是我的“灵魂”。我就不容易被人蒙，不容易上当受骗。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人生类的读物，不一定都是鸿篇巨制，也可以是一些篇幅短小的经典。比如，最近几十年我经常给学生全文朗诵的短篇小说《一碗清汤荞麦面》，如果真的引导学生“读出自己”，文章所蕴含的善良与坚强，自然会融入孩子们的心灵，化作他们的血肉。
如此斑驳的阅读，对自己的教育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或者对我的课堂设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也许都谈不上；但这些阅读让我的思想一下子丰富起来，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或者说看这个世界，看周围的人，多了一双眼睛。正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四
教育类的书相对比较专业，这是一种带有职业色彩的阅读，因为我从事的是教育。但我这里指的决不只是教育学、心理学的教科书（当然也包括），更指教育史专著和教育大师的名著。
这同样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哲学史》《西方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的《论语》《大学》《中庸》《学记》等等，还有国外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爱尔维修的《论人的智理能力和教育》，康德的《论教育》，卢梭的《爱弥尔》，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福禄倍尔的《人的教育》，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斯宾塞的《教育论》，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布鲁纳的《教育过程》，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阿莫纳什维利的《学校无分数教育三部曲》……说实话，读这些书并不那么轻松，但我几乎在读每本书的时候，都能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摆进去”，或共鸣，或质疑，以这种方式与作者对话。
比如爱伦·凯提倡使儿童接触导真正的生活，在各种方面遇到人生之真经验；儿童不仅需要了解蔷薇，还需要了解蔷薇上的刺。这个观点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中国长期以来学校与社会脱节的“纯而有纯”的“玫瑰色教育”。又如，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与训练不同，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教育也不同于控制，控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而人与人通过教育而平等交往就是驱逐愚昧和塑造人格的最有利形式。人与人的交往应是“我”与“你”的关系，而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他还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我由此想到我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话：“教育，只有从学科转向了心灵，才是真正的教育。”似乎是一个意思，但我不如雅思贝尔斯说得好，他的论述丰满了我的认识，成了我的“血肉”。这种和作者的隔空对话，真的美妙极了。
更不用说读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了，那更是一种愉悦至极的精神之旅。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中写道：“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欢乐，而孩子们的欢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读到这里，工作才两年的年轻的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我想到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就是我啊！
《陶行知教育文选》有这样的话：“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我一下想到今天中国的许多“贵族学校”了，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至今还是一些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先生还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天所应当养成的学生。”先生简直就是对着今天的中国教育说的。捧读两位大师的著作，读着读着就感觉自己走进了书中，或者作者走出了著作，就在我身边对我亲切的叮咛。当我感到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就是中国，而陶行知说的就是当代时，我真正是读出了“自己”，也读出了今天的中国。
五
教学类的书指的是和我所教学科相关的书，比如有关学科知识、学科教法和学科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直接指向我的课堂，因而也是我的必读书，尤其是刚参加工作那几年。
这些书包括教参、教辅、教学法以及有关听、说、读、写、语、修、逻、文方面的资料性读物，甚至诸如《红楼梦鉴赏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对我来说，读的更多的是著名语文专家的著作和著名特级教师教育思想、教学案例的书。
我感受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两册，我是读了又读，几乎翻烂。读他的书，我首先读到的是他那高尚的人格和挚爱孩子的心。他的语言朴实而寓意深远，没有一点“教育家”的面孔和“理论家”的学究气，读着先生的文章就像是在听一位慈爱长者的谈话。正是这位慈爱的长者告诉我，应从“人”（人的心灵、情感、道德、个性及其发展）的高度对待每一堂课，而教育者本身就应该是“大写的人”；应该从社会空间以及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把握教育的脉搏，因而教育者还须是博识多才的学者和胸襟开阔的思想者。
《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语文卷》和《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名家评介》也曾是我的案头必备，一有空便翻开品读。于是，于漪、钱梦龙、宁鸿彬、欧阳代娜、洪镇涛、陈日亮、蔡澄清等先生便来到我身边。读他们的书，我更是以“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的心态，让心灵燃烧，让思想飞翔：如果我也上这堂课，我会怎样上？为什么这里会这样处理？如果不这样上，会怎样？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上法？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大师的思想化作自己“灵魂”的过程。
比如，于漪老师的书中曾有这样一个课堂教学细节。她讲《木兰辞》时，有学生问她：“木兰每天行军打仗，为什么她的战友没有发现她是小脚呢？”于漪老师回答：“木兰那个时代的女人还没有裹足缠脚。”学生追问：“那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女性裹足缠脚的呢？”这把于漪老师问住了，但她坦然回答：“我不知道，但我下课后一定会去查询。”后来于老师果真就去研究，最后给了学生以满意的答复。这个细节对我影响很大，所谓“影响”不是说我遇到类似的提问也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查”，而是作为一个教师，如何面对学生超出我们知识储备的提问？这种真诚坦然的态度，这种承认自己不足但愿意虚心学习的精神，正是对学生的教育与感染。以后在我课堂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都以这种态度对待。这就是把于漪老师的思想化作了自己的血肉。
我不反对读具体课文教法的参考书，特别是年轻老师，但读这些参考资料最忌讳依赖。特别是和教材配套的“教师用书”里，连每一道作业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了。如果长期依赖它，教师会养成不动脑子研究的习惯，这样专业素养必然退化。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既要参考，又不能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我的做法是，备同一篇课文时看不同的资料，了解不同的观点，然后自己做比较和判断。这最能锻炼教师的思考研究能力。我长期订阅《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和《语文学习》，每期杂志到了，我都要做资料索引。这样，无论我备哪篇课文，所有有关这篇课文的资料便汇聚于我的眼前，供我研判，最后通过比较研究这些参考资料所得到的观点，便是自己的“灵魂”。
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引导学生阅读时，这样写道：“引导学生在课文中读出‘自己’读出‘问题’，就是让学生与作品在精神上融为一体。”那么作为教师，我们的阅读同样应该是让自己“作品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唯有这样，我们的阅读才真正走进了作者的心灵，也让作者的思想情感化作了我们的灵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罗曼·罗兰）
2017年1月11日
北风吹
来自镇西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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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阅读是件非常个性化的事。读什么书，怎么读，这都和阅读者的兴趣、性格、气质、环境、经历、职业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是因人而异，没有什么“公式”可套的。但不同的人之间，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互相启发，彼此参考，还是不无意义的。
还是要先说说那个老话题：“读书有什么用？”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本来，如果仅仅从生物学意义上看，我们如果不阅读，一点都不妨碍甚至危害自然生命的成长——千百年来，那么多目不识丁的文盲也活了一辈子，有的还很长寿呢！但是，我们又绝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人之为人在于“精神”，而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尽可能完整而完美地建构无愧于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精神世界。
正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读散文使人宁静，读小说使人认识社会和人生，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茫茫宇宙，匆匆人生，“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我要到哪儿去？”——真正的人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追问，于是，就需要我们徜徉于人类精神文明的长廊，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憧憬未来，在叩问心灵的同时感悟世界。
我特别赞成朱小蔓教授对阅读意义的看法。她认为，读书是“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的积极的情感。我常常想，人若没有这五彩缤纷、波澜起伏的情感体验，生命是那样干枯、生活是那样暗淡，而有着这些情感充盈的生命和生活是那样让人感到满足、享受和向往。”她进而呼唤：“让读书支撑我们的生命！”
二
所谓“支撑我们的生命”，就是阅读的意义。但是具体到一本书，我们又很难说“有用”还是“没用”。有些看起来“没用的书”其实对人生有“大用”，比如说《论语》《孟子》；而某些似乎很“实用”的书其实时过境迁之后“一点用都没有了”，比如说《2000年高考复习指导》。
说到阅读的“功用”，又涉及到所读书籍的分类。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分类法；我呢，根据自己的经历将我所阅读的书大体上分为三类：人生的，教育的，教学的。这三类书对我的价值分别是——宏观层面的认识人生、历史和我们的世界；中观层面的认识我所从事的职业；微观层面的认识并指导我每一堂课的教学。
我这个分类，刚好和网上的一个教师阅读分类有些吻合——教师应该读百分之二十的人文科学类的书，读百分之三十的教育学心理学及职业知识类的书，读百分之五十的本体性知识的书（即与所教学科本身相关的书）。这个分法也是三类，大体相当于我说的“人生的”“教育的”“教学的”三类书。但我认为，不同的人，三者的比例完全可以不一样。比如对我来说，人生类的书倒占了百分之五十，教育类的书占了百分之三十，而教学类的书只占了百分之二十。我这样分配阅读比例，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站在人生的高度看教育，要站在教育的角度看教学。
在我看来，阅读究竟有没有用，取决于阅读者是否把好书化作了自己的灵魂？这里所说的“化作自己的灵魂”，不是用别人取代自己的思想，所谓“让自己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不是的；而是经过吸收消化后有机地融入并内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好书怎么才能“化作自己的灵魂”？我的体会是，关键是要“读出自己”，或“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书中读出相似的思想、情感，熟悉的生活、时代等等，这是共鸣、欣赏、审美，就是“把自己摆进去”；所谓“读出问题”，就是要读出不明白的地方、不同意的观点等等，这是质疑、研究、批判，就是“与作者对话”。
回忆我自己的阅读，每当我感到心潮起伏的时候，往往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是从作品中读出了“自己”，要么是从作品中读出了“问题”——前者如我曾经读过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由苏霍姆林斯基所描述的充满诗意的教育故事以及他所揭示的教育那纯真、纯正、纯净的人性之美，想到自己每一天平凡而同样美丽的教育实践，进而心潮起伏，难以自已；后者如我正在拜读的《“教育学视界”辨析》，作者陈桂生教授对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常识”、“公理”提出的质疑，敲打着我的心房，使我对作者的质疑以及其他一些教育“常识”也投去质疑的目光，以至放下该书后，我那被作者点燃的思想火把还在继续燃烧。——这种伴随着感情流淌或思想飞扬的阅读，才是真正深入心灵的阅读。
有的阅读，也许只能“读出自己”，或“读出问题”，而有的阅读，则二者兼有。下面我以自己的阅读经历为例来谈谈。
三
人生类的书很广很杂，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学的，美学的……这些书对于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形成三观有着潜移默化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文革”期间读中小学，那个年代除了《老三篇》等毛著，基本上（我说的“基本上”）无书可读，但我生长在教师之家，不但我的父母，而且我隔壁的叔叔阿姨都是老师，所以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禁书”：《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书；到了“文革”中期的“批林批孔”，我又接触到关于“孔孟之道”的书，后来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倡“读点鲁迅”，于是，从马恩原著及其辅导材料《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到国际共运的读物，还有鲁迅的书，都成了我高中和下乡的期间的精神食粮。
这些书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领域。虽然今天看来我读的书依然有限，但在当时毕竟让我的精神世界不那么苍白。少年的我读《红岩》，自然会把自己想成是江姐和许云峰，情不自禁问自己：如果我也在那个环境中，能受得了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我因此对红岩先烈敬佩不已。这是很肤浅地“把自己摆进去”，确实是一种“读出自己”。后来随着“革命形势”跟风读孔孟，读马列，读鲁迅，很多时候“读不懂”，但经过思考推敲，特别是和周围人的探讨，让我有了跨越历史和国度的思考与联想：如果我生活在孔子时代会怎么样？如果我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会不会也是“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的成员，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战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书所浸透的阶级意识、政治信仰、思想观点等等，可能会渐渐在我心中蒸发，但通过文学形象所传递并最终过滤结晶的精神内核——正义、理想、气节、忠诚、刚毅、激情……则溶入了我的血液，化作了我一生坚贞的信念。这种信念，使我将我的教育视为实现我社会理想的途径。这就是对人生“有用”。
后来参加工作了，几十年来，我读了更多的人文历史方面的书，《史记》《通往奴役之路》《近距离看美国》《哈维尔文集》《顾准文集》等，我同样通过“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纵横交错地审视历史和今天。这样我的精神世界逐渐饱满起来，关键是，看待人，看待历史，看待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就多了一些哲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经济的眼光。这种“眼光”，就是我的“灵魂”。我就不容易被人蒙，不容易上当受骗。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人生类的读物，不一定都是鸿篇巨制，也可以是一些篇幅短小的经典。比如，最近几十年我经常给学生全文朗诵的短篇小说《一碗清汤荞麦面》，如果真的引导学生“读出自己”，文章所蕴含的善良与坚强，自然会融入孩子们的心灵，化作他们的血肉。
如此斑驳的阅读，对自己的教育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或者对我的课堂设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也许都谈不上；但这些阅读让我的思想一下子丰富起来，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或者说看这个世界，看周围的人，多了一双眼睛。正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四
教育类的书相对比较专业，这是一种带有职业色彩的阅读，因为我从事的是教育。但我这里指的决不只是教育学、心理学的教科书（当然也包括），更指教育史专著和教育大师的名著。
这同样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哲学史》《西方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的《论语》《大学》《中庸》《学记》等等，还有国外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爱尔维修的《论人的智理能力和教育》，康德的《论教育》，卢梭的《爱弥尔》，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福禄倍尔的《人的教育》，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斯宾塞的《教育论》，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布鲁纳的《教育过程》，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阿莫纳什维利的《学校无分数教育三部曲》……说实话，读这些书并不那么轻松，但我几乎在读每本书的时候，都能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摆进去”，或共鸣，或质疑，以这种方式与作者对话。
比如爱伦·凯提倡使儿童接触导真正的生活，在各种方面遇到人生之真经验；儿童不仅需要了解蔷薇，还需要了解蔷薇上的刺。这个观点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中国长期以来学校与社会脱节的“纯而有纯”的“玫瑰色教育”。又如，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与训练不同，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教育也不同于控制，控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而人与人通过教育而平等交往就是驱逐愚昧和塑造人格的最有利形式。人与人的交往应是“我”与“你”的关系，而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他还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我由此想到我多年前写过的一句话：“教育，只有从学科转向了心灵，才是真正的教育。”似乎是一个意思，但我不如雅思贝尔斯说得好，他的论述丰满了我的认识，成了我的“血肉”。这种和作者的隔空对话，真的美妙极了。
更不用说读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了，那更是一种愉悦至极的精神之旅。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中写道：“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欢乐，而孩子们的欢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读到这里，工作才两年的年轻的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我想到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就是我啊！
《陶行知教育文选》有这样的话：“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我一下想到今天中国的许多“贵族学校”了，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至今还是一些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先生还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天所应当养成的学生。”先生简直就是对着今天的中国教育说的。捧读两位大师的著作，读着读着就感觉自己走进了书中，或者作者走出了著作，就在我身边对我亲切的叮咛。当我感到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就是中国，而陶行知说的就是当代时，我真正是读出了“自己”，也读出了今天的中国。
五
教学类的书指的是和我所教学科相关的书，比如有关学科知识、学科教法和学科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直接指向我的课堂，因而也是我的必读书，尤其是刚参加工作那几年。
这些书包括教参、教辅、教学法以及有关听、说、读、写、语、修、逻、文方面的资料性读物，甚至诸如《红楼梦鉴赏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对我来说，读的更多的是著名语文专家的著作和著名特级教师教育思想、教学案例的书。
我感受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两册，我是读了又读，几乎翻烂。读他的书，我首先读到的是他那高尚的人格和挚爱孩子的心。他的语言朴实而寓意深远，没有一点“教育家”的面孔和“理论家”的学究气，读着先生的文章就像是在听一位慈爱长者的谈话。正是这位慈爱的长者告诉我，应从“人”（人的心灵、情感、道德、个性及其发展）的高度对待每一堂课，而教育者本身就应该是“大写的人”；应该从社会空间以及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把握教育的脉搏，因而教育者还须是博识多才的学者和胸襟开阔的思想者。
《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语文卷》和《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名家评介》也曾是我的案头必备，一有空便翻开品读。于是，于漪、钱梦龙、宁鸿彬、欧阳代娜、洪镇涛、陈日亮、蔡澄清等先生便来到我身边。读他们的书，我更是以“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的心态，让心灵燃烧，让思想飞翔：如果我也上这堂课，我会怎样上？为什么这里会这样处理？如果不这样上，会怎样？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上法？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大师的思想化作自己“灵魂”的过程。
比如，于漪老师的书中曾有这样一个课堂教学细节。她讲《木兰辞》时，有学生问她：“木兰每天行军打仗，为什么她的战友没有发现她是小脚呢？”于漪老师回答：“木兰那个时代的女人还没有裹足缠脚。”学生追问：“那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女性裹足缠脚的呢？”这把于漪老师问住了，但她坦然回答：“我不知道，但我下课后一定会去查询。”后来于老师果真就去研究，最后给了学生以满意的答复。这个细节对我影响很大，所谓“影响”不是说我遇到类似的提问也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查”，而是作为一个教师，如何面对学生超出我们知识储备的提问？这种真诚坦然的态度，这种承认自己不足但愿意虚心学习的精神，正是对学生的教育与感染。以后在我课堂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都以这种态度对待。这就是把于漪老师的思想化作了自己的血肉。
我不反对读具体课文教法的参考书，特别是年轻老师，但读这些参考资料最忌讳依赖。特别是和教材配套的“教师用书”里，连每一道作业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了。如果长期依赖它，教师会养成不动脑子研究的习惯，这样专业素养必然退化。所以正确的态度是，既要参考，又不能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我的做法是，备同一篇课文时看不同的资料，了解不同的观点，然后自己做比较和判断。这最能锻炼教师的思考研究能力。我长期订阅《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和《语文学习》，每期杂志到了，我都要做资料索引。这样，无论我备哪篇课文，所有有关这篇课文的资料便汇聚于我的眼前，供我研判，最后通过比较研究这些参考资料所得到的观点，便是自己的“灵魂”。
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引导学生阅读时，这样写道：“引导学生在课文中读出‘自己’读出‘问题’，就是让学生与作品在精神上融为一体。”那么作为教师，我们的阅读同样应该是让自己“作品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唯有这样，我们的阅读才真正走进了作者的心灵，也让作者的思想情感化作了我们的灵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罗曼·罗兰）
2017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