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阅读感想
以下文章选自《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艾柯谈“历史小说”，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说：“大部分所谓的历史小说，根本就不是历史小说，在那里，历史只是纯粹的场景，和人物行为不发生关系。或者像大仲马那种侠客小说，虚构人物的情感放在任何时代都行。而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其行为只能发生在那时代。”
写一部小说，要能找到一个最最合适的调子，杰作也就基本诞生了。但这很难，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总觉得换个方式写也许更好。
每次想到要写一部爱情小说，满肚子蝇营狗苟就会沉渣泛起，惭愧得不敢下笔。我注定是无法像大多数人纯洁的人儿（这里加个儿化很重要）那样，写出我的爱情小说了。
鲁妈喜欢张恨水，不喜欢看鲁迅的小说，说：“这都是我们那常见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这算什么小说。”突然想到，评判小说好坏的标准，鲁妈就真的没发言权吗？
我觉得用传统小说的笔法，把一个小说写好最难。除了极少数，我对现代派小说有一点看法，总感觉那可以掩饰自己才能不足。曲里拐弯讲故事，就为了一点文本的陌生感，以冀求认可。其实如果他们真的直截了当讲故事，就会很快暴露功力的短缺。
王尔德的童话能对“无产阶级”悲悯和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也能对“无产阶级”悲悯和同情，但是我看过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却没有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同情和悲悯的，是不是我看得太少了？
能写出天衣无缝的侦探小说当然很难很难，但我迄今还未之一见。奎因那种小说我是极不欣赏的，头绪太烦，巧合太多，就像一栋本来就不算精密的房子，如果其中一块砖坏了，整个楼就散架了。
有人问我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怎么样，我只看过一本《诸葛孔明》，说实话，平庸无奇，而且我甚至不认为那是历史小说，因为几乎没有创造，等同于翻译古文。有人把小说看得很广泛，比如《明朝那些事》也认为是小说，我则认为是讲史。小说比讲史，那是难写得太多了。前者我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写，后者则需拔掉网线全神贯注。
盗墓小说我基本看不下去，有本非常畅销的盗墓小说，我买来翻开，起首就是长沙子弹库帛书的拓本，搞得我兴趣盎然。帛书是抄在缣帛上的字，怎么可能有拓本？这也罢了，继续看，以为作者要籍着严肃的考古学虚构，编织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翻了几十页，却发现作者对考古一窍不通，完全胡编乱造，于是扔掉了。我真恨自己，趣味太高，丧失了很多娱乐机会。
写小说就是写下第一段字后，接下来就开始为这段字圆谎。铺的摊子越大，要圆的谎越多。有人说，撒了第一个谎，就得用千万个谎去圆它，写小说就是这样。
据说高阳写小说，首先要画个提纲图，不但大情节预先设置好，连最精微的细节都在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待真正动笔时有条不紊，一丝不改，所以写作速度极快。这真让人惊讶，托尔斯泰说，他写小说经常偏离方向，一个新写的细节，可能就会导致以前的设计全部作废，写作在他真是无法做计划的事。我认为，完全计划好的东西，写出来总免不了有些呆板。高阳的历史小说，正有此病。
有人跟我说：“你的小说情节挺跌宕的，也很有古风，为啥卖不好？而那些垃圾书，却那么畅销？”我想了想，恬不知耻地说：“可能是我水平不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比较低级的精神需要吧。”
我挺喜欢看变态小说的，人啊，心灵越丰富，就会越和正常人有距离，那么，就会被称为变态。
变态才会去写作，但只有不同凡俗的变态才能写出好作品。
有人看了我的小说《赌徒陈汤》，说：“陈汤这个人很有趣，也是很好的炮友人选，严肃关系免谈。”
写作，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是件很减肥的工作。狄更斯每写一部小说，都把自己关在屋内，饭要人送。等出关时，面色惨白，精神萎靡，好像躲在屋里夜御九女，毫无间歇。
《天文学家》这本书，从故事来说，谈不上非常出色，但是很有思想深度，小说主题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手稿在巴黎掀起的血雨腥风，人类的进步之果，总是要用无数人的鲜血浇灌。但是，不管专制者多么顽固，也无法永远阻挡思想之花的绽放。
刚看到的：降低预期写作目标会让你写得更好一些。允许自己将事情做得糟糕，正是引领你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途径。海明威说：“第一稿永远是一堆臭狗屎。”看到这里，我们喜欢写作的人，都应该轻松些了。
刚才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看不上《白鹿原》这本小说：就是它土得不够彻底，土包子装士大夫。
读完了哈金的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不得不说，写得很一般。在美国受欢迎，估计是因为内容，都是文革前后中国人蝇营狗苟的故事。不过他的《等待》，的确是杰作。
写剧本和写小说有点不同，前者也要像写论文一样，眉目清晰。
前几天翻王鼎钧文集，有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温柔敦厚的人，怎么写小说。”写小说的，心境就应该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崇山峻岭。温柔敦厚的，只好去做儒生。不过儒生也未必都温柔敦厚。他穷的时候或许温柔敦厚，达的时候就要扬起屠刀兼济天下了。因为他有一套政治和道德准则，不遵从他的准则，屠刀就要下落了。
写历史小说的，有些细节只怕很少人会想到。比如现在有fur粪，又蠢又贱，你看它说话那贱样，就恨不能暴打他一顿。在历史的相应时期，肯定也有秦始皇粉，汉武帝粉，隋炀帝粉，铁木真粉，乾隆粉，也蠢且贱，让你想暴打它们，这些都是制造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发展的好细节。
景色描写有助于营造故事气氛，没有气氛烘托的小说，哪怕是色情小说都不好看，至少不耐看。
我最喜欢看的传奇小说是凡尔纳的《神秘岛》，粗犷、神秘、可控制、不胡编、令人向往，可惜汉语还没有这种小说。
以前朋友说我不擅长写流氓，写小知识分子很好。前几年写剧本，流氓是避不过去的一道坎，于是我突然顿悟了。每次写到流氓，我再也不自己代他说话，而是极力想象我一个远房流氓亲戚这时会怎么说，果然影视公司说好：“你写的流氓语言真生动，活灵活现。”看来我还得多认识几个流氓才行。
《春江花月夜》号称孤篇压全唐，但在我看来，绝对是一首到喉不到肺的诗，每句都很空灵，每句都有意境，每句都像是高潮，但因此却没有高潮。可惜！
不知咋回事，我很喜欢《湖畔杀人案》《山中奇案》《悬崖山庄谜案》这样名字的小说，很悠闲，有一种度假，以及怀旧和环保的感觉。
昨天做梦修改小说，把章节全部打乱，像错简一样。有读者告诉我，头绪纷繁，读起来很过瘾。其实，《佩德罗`巴拉莫》就是靠这个成功的，但这种伎俩，一生中最好只耍一次。
每当看到一本好小说，我就会若有所思，不想把它看完，因为这已不重要。我只是想，够了，这种写法对我很有启发，没必要看下去了。在某种意义上，不好的小说你才会决定看完，想知道它写了个什么故事。当然，最烂的小说我也会停下，但不会若有所思，只是直接扔进垃圾堆。
写悬疑小说，叙述方式比故事本身还重要，甚至要重要得多。
现在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或影视，还是以和现代社会相似的矛盾推进。有的历史或穿越小说已经注意到描写当时的官制和衣着，但其实还是穿古装的现代小说。日本电影《武士的一日》就不一样，主人公是个低级武士，每天的工作是给领导尝饭，某日中毒致盲，为了保住三十石的微薄俸禄，矛盾产生了……中国很少这样的历史小说。
我感觉八十年代某些先锋作家的小说，就是模仿国外的装逼行为，只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比如有一篇叫《寻找梦境》的小说，属于特级装逼。那天看见某记者问格非为何不再写先锋小说，格非只能尴尬岔开。这个记者也是那种豆瓣文艺青年范的二逼，人家坐着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最近回首自己生活，发现尽是小说题材，目不暇接。而之前，我一度觉得没啥可写，这大概说明我越来越会写作了。
短篇小说总的来说还是比长篇小说好写多了，短篇很多只要抖个机灵就行了。想个理念，抖个机灵，人物性格什么的，都不需要考虑。长篇，要考虑的就太多了。短篇是一天，不管是欢爽还是悲伤，都容易过去。长篇则是半生，艰难苦痛难以一时说尽。
我最近才看《东方列车杀人案》，不大喜欢。为了杀一个人，七大姑八大姨都不上班，齐聚集到一辆列车上，不累啊？为了每个人能捅一刀，以贯彻陪审团精神？可陪审团并不亲自行刑啊。设计密室杀人又有啥意思？是单纯为了考侦探？还是仅仅为了脱罪？总之太刻意，为推理而推理。相比之下，有些社会推理小说要好得多。
小说能展示一般史书不能展示的社会细节，比如读完契科夫所有的小说，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了解，估计是看几本俄国史不能至的。刨去一些西方的影响，医学、艺术、文化……，其它方面俄国和某个国家太相似了，奴性十足的官吏和百姓，贫富相悬的社会，苦想救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宜乎革命能在两国都取得成功。
大概我总是不够无耻，写小说还畏首畏尾，放不开。我真想扇自己一耳光：“不够无耻你还写小说，你吃西北风吧。”
汉学家葛浩文顺便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这些陈词滥调，“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这有点偏颇，成语用得好可以灿然生色，有时能赋予完全不同的意境。
葛浩文说：“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印度，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这可能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中国小说的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中国的爱国教育有关。”
小说《繁华》逢榜必上，胜在哪呢？我以为还是胜在文体的陌生感，带着浓郁的上海方言特征。除去这点，内容我不是很感兴趣。北方作家早就以此取胜，那些西北风味、河南风味的小说，总会让人眼睛一亮，土得有味道，仿佛人吃多了精粮就盼望粗粮。若用普通话写，往往乏善可陈。
如何把历史小说写得像当代小说，充满生活气息，是我的追求。我感觉，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小说要么写得像言情小说，要么写得像戏曲。
看到南都报今年好小说的榜单，买了几本。看完《桃花井》，还不错，胜在题材，讲内战带给普通人的痛苦，有亮点。技巧语言差些，可能因为作者许久不写作了。打开《南方有令秧》，一股民国电视剧的味道扑面而来，可故事是明朝的。语言很差，描写很空洞，看不下去，浪费钱了。
总是到半夜脑子里才诗意盎然，想写，但不敢爬起来写，怕失眠，但早上起来一点感觉都没了。不是故事记不起来了，故事还记得，情绪没了。写小说没情绪笼罩，就会写成故事会。
越来越觉得写小说，写一个片段意思不大，都这么写，不缺你一篇。还是应该写长的，而且要尽量避免被别人的风格影响。特别要诚实。越来越觉得，没有思想深度，是写不出很好的小说的。
我感觉，要恰当在小说中把每个人的口吻写得真实，只怕还得随时随地做笔记。一旦隔久，你凭着记忆描摹某类人口吻，实际上已经带有你自己的口吻，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屡屡有人提起艾科的《玫瑰之名》，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不算上佳，太炫学问，故事核太简单，导致厚而不重。但他很容易把人吓住，却忘了其故事本身的简单贫乏。前天听学生说，某位好写长篇论文的号称大神的学者曾称，文章写长，可以把读者绕进去，看不出其弊病。可谓夫子自道，亦可以用来评价长篇小说。当然，艾科的小说谈神学内容较多，我对神学不了解，也许他自有深意。
谁要干写作这行，别人说他写得差，他就不该惊讶和动气。因为一则确实你写得很差，一则小说不是普通商品，要允许读者的审美层次不够。
每次用纯洁的语调写小说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不诚实，因为感觉那不是我想说的话。如果开始的基调是纯洁的，我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坦露自己的灵魂。
当水平进步了时，一些碎片也可以写成好看的小说。在技巧未到时，我觉得都是些没用的素材。
我他娘的好像从未年轻过，青春期时也没喜欢过青春小说，第一次看琼瑶就觉得很肉麻。我妹妹借了很多岑凯伦，我翻了一本无法想像，这他妈什么玩意，还敢印成书。对人类简直要绝望的感觉。
小说有时不好说，比如“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住在一个叫山毛榉的小村，周围群山连绵，第聂伯河从旁缓缓流过。他祖父老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世的时候……”，就比“大柱家在一个叫黑驴蹄的小村，四面都是山包子，亮马河从旁缓缓流过，他爷爷驴打滚在世的时候……”显高大上，是吧。
读了一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发现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推理小说提不起兴趣来。大概主要还是谈不上文学性，情节设计太刻意的缘故吧。像我这种不喜欢推理小说的人恐怕不多。
侦探小说为什么没意思，除了太多设计之外，整个文本不丰润，太瘦，像块烤焦了的排骨。文学作品，应该像五花肉。
残雪说要超过卡夫卡，让人好笑。卡夫卡基本上每天失眠，是一个纯正的神经病，他的小说是真正血泪之作。残雪都活到快六十了，每天生活规律，这么正常的人怎么成为卡夫卡。其小说我看过几篇，很模仿很装很假哲学，老外有一小撮人喜欢很正常，也说明她很有沟通渠道。
有个看法我一直没说过，加缪写过一本《局外人》，无数人为之击节，但我看了两遍，也没觉得有多好。因为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和孔融如出一辙，最后法庭判他死罪，理由也和曹操一样，真是毫不稀奇。孔融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是我见怪不怪，还是小说家们不大熟悉古书？
通俗小说为什么写到人表情说话时词语容易雷同呢，因为那些本来不是他熟悉的人，本来就是木偶。
情节或者情感性的小说（所谓通俗小说），短篇肯定没有长篇好看，因为故事不够复杂。但情绪性的小说（所谓文学性的小说），就无所谓了。这大概就是金庸的小说短篇远不如长篇的原因。
翻开一本或者一篇小说，看到作者的思维总是那么普通，就没法看下去。遣词造句可以普通，但思维不能普通，看问题的角度不能普通。要是作者所写，都是读者能想到的，那真的没意思。我说的还不是故事情节之类的东西，而是指小说的叙述过程。小说总会有大量的描述，代表作者对事物的看法。很普通的事，小说作者应该描写得和常人的感觉不同，给人一种尖新感，才觉得有意思。
不管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结构都很重要。找到一个好的结构，会让笔下如有神助；找不到好的结构，纵有满腔才华，也觉得写不下去。
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好，写什么东西真是无所谓的。有些很无聊的故事，语言好的人写，你会被他牵扯着一路走，带到沟里去都不知道。爬起来拍拍泥水，继续赶路。
伊阪幸太郎的书不好看，啰啰唆唆，无味。中国人读书多少有点崇洋媚外心理，拿历史小说来说吧，司马辽太郎的《刘邦与项羽》多差啊，很多人好觉得好，陈舜臣也狗屁不通。那《德川家康》的作者懂小说写法吗？被捧上了天。
中国的作家不大重视学问。曾看一茅盾奖获得者张炜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一语言学家，通篇都在谈他的语言学，但依我看，他根本连语言学皮毛都不懂，滑稽透顶，但他自己不知道。我想各专业的学者，如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编织故事，一定很有看头。结晶大师沃特·怀特的故事，没准就是某个学化学的编剧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语言的选择有时对一个作家的写作事业至关重要，老舍在英国时，想以写作为生，但怎么写，自己都不满意。询问赵元任，赵给他建议：“你不如采用最地道的北京话写作，这样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老舍醍醐灌顶，终成大家。如果他也和鲁迅等人比拼，搞什么现代白话，大概就是炮灰的命。
关于小说语言风格，我以前曾以四大名著为例，为什么就《三国演义》采用浅近文言，其他都是口头俗语？因为《三国》写的是汉代的事，连作者也感觉用宋元口语不合适。我想，历史小说，有些能渲染历史时代的词汇，虽然可能造成阅读困难，但最好还是硬着头皮用一点，只要读者略过也不影响阅读就可。
武侠小说少时爱读，现在想想挺可笑。印象中，古龙没文化，梁羽生没才气，金庸则兼而有之。我不喜欢看没文化的小说，而没才气还可忍耐，所以少年时梁羽生勉强能看得下，古龙是咬着牙看完的。其实古龙才气也不大，主要是语言不好，形容谁都是“标枪似的笔直”，每次关键打斗都抖小机灵混过。语言不好，又只会抖小机灵，怎么读得进？
过去三年，我所见最好的小说作者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当之无愧的变态（褒义词），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另，美国南方作家我喜欢的很多，北方的大多不喜欢。
为什么中国作家都喜欢模仿马尔克斯等呢？我以为是比较容易出彩，在视角和语言上下工夫就行了。模仿《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难，都是硬碰硬，一点问题也不能回避，没文化不行。
文言文有风雅之处，但风雅中往往蕴涵暴酷残忍的成分，写的人和读的人都不觉察。比如白话文说：＂攻下敌人的国家，将其吞并。＂文言文则会说：＂杀其父老，夷其城郭，奸其妻女，略其财货。垂髫襁褓，一无遗育。＂音调铿锵，于是做万恶的事，也觉得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似的。
我看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有味道。其次是思想有深度。再次是结构。结构就是切入点吧，好的结构有时能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但太过了的话，就会变得故弄玄虚。
看西方电影，在议会辩论中，文学化的语言比比皆是，让人心旷神怡，真正证明古语所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此，每当听到一些人号称讲道理要质朴，甚至提高到文人误国的高度，我就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人顶多离SB只有一小步。
文笔好是个伪评价。文章语言好坏与否，在于有没有特点。
文学和思想没有关系吗？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文不该载道？我认为不然。我一直认为，哪怕你在写一个跟思想毫无关系的小说，你的修养和世界观也会决定你怎么写，怎么遣词造句。一句表达同样内容的对话，在不同世界观的人写来，内涵会大相径庭。
读小说，发现很多作家过分喜欢用比喻，隔几行就一个，好像不这么写，就不敢肯定自己是在搞文学。可惜比喻太刻意，这种绞尽脑汁憋出来的修辞，一定不会很好，做作而无聊。
卡尔维诺说，他写小说往往源于一个理念，为了表达这个理念，开始编织情节。可见现代小说有点像写学术论文，在读书中发现了问题，然后去找证据解决这个问题。和在阅读中萌生理念，然后去编情节表达这个理念，两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文学因此就技术化了。卡尔维诺这类，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它可以丰富文学的花园，但我认为不是正途。
高阳的历史小说，一向很得文化界推崇，但在我眼里，价值不高。高阳确实文化水平很高，但他的语言没有文学性，过于温吞，看得人昏昏欲睡。我看过他的《缇萦》、《大将曹彬》、《李娃传》、《野猪林》等几本，情节也不出彩，创造力不强。我认为喜欢他小说的，主要还是爱听通俗历史评书演义的那类人。
其实我看过的文学作品，包括所有那些大名鼎鼎的名著，没有一本是真正老实的，人类的心灵比他们所写，要肮脏得多。
葛剑雄说现在学术比民国高很多，既是真话，也是废话。社会在进步，学术当然也是进步的。不过，就文史学科来说，我们现在没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那样既有学问，又出口成章，文辞华美的人。文学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语言能赶上鲁迅。前者不可强求，后者似乎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百年孤独》会给中国作家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那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写法的确老套之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小说模仿起来容易出彩，在视角和语言上下工夫就行。模仿莎士比亚，《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开玩笑，都是硬碰硬，一点问题也不能回避，没文化不行，操作语言的能力稍微差点也不行，抖机灵根本排不上用场，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呆板，面目可憎。再拿诗词来类比，《古诗十九首》厚重古朴，情感抒发直来直去，看似没有技巧，却是最不好效仿的。
克林顿曾问马尔克斯：“您最喜欢的小说是哪本？”马尔克斯没有回答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也没有提胡安·鲁尔福，他的回答是：“《基督山伯爵》。”也许在作家的内心，他觉得最有阅读快感的还是带着温热人情味的传统故事，而现代小说只是他们一种谋生，或者“让朋友更加爱他（作者自述）”的手段。
《佩德罗·巴拉莫》的作者胡安·鲁尔福承认，这本小说开始并不是现在这样子，他并不满意，后来他删掉了能删掉的每一句话，一个蹩脚而荒诞的故事，顿时变得诗意盎然。
艾柯谈“历史小说”，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说：“大部分所谓的历史小说，根本就不是历史小说，在那里，历史只是纯粹的场景，和人物行为不发生关系。或者像大仲马那种侠客小说，虚构人物的情感放在任何时代都行。而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其行为只能发生在那时代。”
写一部小说，要能找到一个最最合适的调子，杰作也就基本诞生了。但这很难，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总觉得换个方式写也许更好。
每次想到要写一部爱情小说，满肚子蝇营狗苟就会沉渣泛起，惭愧得不敢下笔。我注定是无法像大多数人纯洁的人儿（这里加个儿化很重要）那样，写出我的爱情小说了。
鲁妈喜欢张恨水，不喜欢看鲁迅的小说，说：“这都是我们那常见的事，有什么好看的。这算什么小说。”突然想到，评判小说好坏的标准，鲁妈就真的没发言权吗？
我觉得用传统小说的笔法，把一个小说写好最难。除了极少数，我对现代派小说有一点看法，总感觉那可以掩饰自己才能不足。曲里拐弯讲故事，就为了一点文本的陌生感，以冀求认可。其实如果他们真的直截了当讲故事，就会很快暴露功力的短缺。
王尔德的童话能对“无产阶级”悲悯和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也能对“无产阶级”悲悯和同情，但是我看过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却没有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同情和悲悯的，是不是我看得太少了？
能写出天衣无缝的侦探小说当然很难很难，但我迄今还未之一见。奎因那种小说我是极不欣赏的，头绪太烦，巧合太多，就像一栋本来就不算精密的房子，如果其中一块砖坏了，整个楼就散架了。
有人问我陈舜臣的历史小说怎么样，我只看过一本《诸葛孔明》，说实话，平庸无奇，而且我甚至不认为那是历史小说，因为几乎没有创造，等同于翻译古文。有人把小说看得很广泛，比如《明朝那些事》也认为是小说，我则认为是讲史。小说比讲史，那是难写得太多了。前者我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写，后者则需拔掉网线全神贯注。
盗墓小说我基本看不下去，有本非常畅销的盗墓小说，我买来翻开，起首就是长沙子弹库帛书的拓本，搞得我兴趣盎然。帛书是抄在缣帛上的字，怎么可能有拓本？这也罢了，继续看，以为作者要籍着严肃的考古学虚构，编织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翻了几十页，却发现作者对考古一窍不通，完全胡编乱造，于是扔掉了。我真恨自己，趣味太高，丧失了很多娱乐机会。
写小说就是写下第一段字后，接下来就开始为这段字圆谎。铺的摊子越大，要圆的谎越多。有人说，撒了第一个谎，就得用千万个谎去圆它，写小说就是这样。
据说高阳写小说，首先要画个提纲图，不但大情节预先设置好，连最精微的细节都在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待真正动笔时有条不紊，一丝不改，所以写作速度极快。这真让人惊讶，托尔斯泰说，他写小说经常偏离方向，一个新写的细节，可能就会导致以前的设计全部作废，写作在他真是无法做计划的事。我认为，完全计划好的东西，写出来总免不了有些呆板。高阳的历史小说，正有此病。
有人跟我说：“你的小说情节挺跌宕的，也很有古风，为啥卖不好？而那些垃圾书，却那么畅销？”我想了想，恬不知耻地说：“可能是我水平不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比较低级的精神需要吧。”
我挺喜欢看变态小说的，人啊，心灵越丰富，就会越和正常人有距离，那么，就会被称为变态。
变态才会去写作，但只有不同凡俗的变态才能写出好作品。
有人看了我的小说《赌徒陈汤》，说：“陈汤这个人很有趣，也是很好的炮友人选，严肃关系免谈。”
写作，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是件很减肥的工作。狄更斯每写一部小说，都把自己关在屋内，饭要人送。等出关时，面色惨白，精神萎靡，好像躲在屋里夜御九女，毫无间歇。
《天文学家》这本书，从故事来说，谈不上非常出色，但是很有思想深度，小说主题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手稿在巴黎掀起的血雨腥风，人类的进步之果，总是要用无数人的鲜血浇灌。但是，不管专制者多么顽固，也无法永远阻挡思想之花的绽放。
刚看到的：降低预期写作目标会让你写得更好一些。允许自己将事情做得糟糕，正是引领你更上一层楼的最佳途径。海明威说：“第一稿永远是一堆臭狗屎。”看到这里，我们喜欢写作的人，都应该轻松些了。
刚才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看不上《白鹿原》这本小说：就是它土得不够彻底，土包子装士大夫。
读完了哈金的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不得不说，写得很一般。在美国受欢迎，估计是因为内容，都是文革前后中国人蝇营狗苟的故事。不过他的《等待》，的确是杰作。
写剧本和写小说有点不同，前者也要像写论文一样，眉目清晰。
前几天翻王鼎钧文集，有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温柔敦厚的人，怎么写小说。”写小说的，心境就应该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崇山峻岭。温柔敦厚的，只好去做儒生。不过儒生也未必都温柔敦厚。他穷的时候或许温柔敦厚，达的时候就要扬起屠刀兼济天下了。因为他有一套政治和道德准则，不遵从他的准则，屠刀就要下落了。
写历史小说的，有些细节只怕很少人会想到。比如现在有fur粪，又蠢又贱，你看它说话那贱样，就恨不能暴打他一顿。在历史的相应时期，肯定也有秦始皇粉，汉武帝粉，隋炀帝粉，铁木真粉，乾隆粉，也蠢且贱，让你想暴打它们，这些都是制造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发展的好细节。
景色描写有助于营造故事气氛，没有气氛烘托的小说，哪怕是色情小说都不好看，至少不耐看。
我最喜欢看的传奇小说是凡尔纳的《神秘岛》，粗犷、神秘、可控制、不胡编、令人向往，可惜汉语还没有这种小说。
以前朋友说我不擅长写流氓，写小知识分子很好。前几年写剧本，流氓是避不过去的一道坎，于是我突然顿悟了。每次写到流氓，我再也不自己代他说话，而是极力想象我一个远房流氓亲戚这时会怎么说，果然影视公司说好：“你写的流氓语言真生动，活灵活现。”看来我还得多认识几个流氓才行。
《春江花月夜》号称孤篇压全唐，但在我看来，绝对是一首到喉不到肺的诗，每句都很空灵，每句都有意境，每句都像是高潮，但因此却没有高潮。可惜！
不知咋回事，我很喜欢《湖畔杀人案》《山中奇案》《悬崖山庄谜案》这样名字的小说，很悠闲，有一种度假，以及怀旧和环保的感觉。
昨天做梦修改小说，把章节全部打乱，像错简一样。有读者告诉我，头绪纷繁，读起来很过瘾。其实，《佩德罗`巴拉莫》就是靠这个成功的，但这种伎俩，一生中最好只耍一次。
每当看到一本好小说，我就会若有所思，不想把它看完，因为这已不重要。我只是想，够了，这种写法对我很有启发，没必要看下去了。在某种意义上，不好的小说你才会决定看完，想知道它写了个什么故事。当然，最烂的小说我也会停下，但不会若有所思，只是直接扔进垃圾堆。
写悬疑小说，叙述方式比故事本身还重要，甚至要重要得多。
现在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或影视，还是以和现代社会相似的矛盾推进。有的历史或穿越小说已经注意到描写当时的官制和衣着，但其实还是穿古装的现代小说。日本电影《武士的一日》就不一样，主人公是个低级武士，每天的工作是给领导尝饭，某日中毒致盲，为了保住三十石的微薄俸禄，矛盾产生了……中国很少这样的历史小说。
我感觉八十年代某些先锋作家的小说，就是模仿国外的装逼行为，只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比如有一篇叫《寻找梦境》的小说，属于特级装逼。那天看见某记者问格非为何不再写先锋小说，格非只能尴尬岔开。这个记者也是那种豆瓣文艺青年范的二逼，人家坐着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最近回首自己生活，发现尽是小说题材，目不暇接。而之前，我一度觉得没啥可写，这大概说明我越来越会写作了。
短篇小说总的来说还是比长篇小说好写多了，短篇很多只要抖个机灵就行了。想个理念，抖个机灵，人物性格什么的，都不需要考虑。长篇，要考虑的就太多了。短篇是一天，不管是欢爽还是悲伤，都容易过去。长篇则是半生，艰难苦痛难以一时说尽。
我最近才看《东方列车杀人案》，不大喜欢。为了杀一个人，七大姑八大姨都不上班，齐聚集到一辆列车上，不累啊？为了每个人能捅一刀，以贯彻陪审团精神？可陪审团并不亲自行刑啊。设计密室杀人又有啥意思？是单纯为了考侦探？还是仅仅为了脱罪？总之太刻意，为推理而推理。相比之下，有些社会推理小说要好得多。
小说能展示一般史书不能展示的社会细节，比如读完契科夫所有的小说，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了解，估计是看几本俄国史不能至的。刨去一些西方的影响，医学、艺术、文化……，其它方面俄国和某个国家太相似了，奴性十足的官吏和百姓，贫富相悬的社会，苦想救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宜乎革命能在两国都取得成功。
大概我总是不够无耻，写小说还畏首畏尾，放不开。我真想扇自己一耳光：“不够无耻你还写小说，你吃西北风吧。”
汉学家葛浩文顺便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这些陈词滥调，“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这有点偏颇，成语用得好可以灿然生色，有时能赋予完全不同的意境。
葛浩文说：“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印度，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这可能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中国小说的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中国的爱国教育有关。”
小说《繁华》逢榜必上，胜在哪呢？我以为还是胜在文体的陌生感，带着浓郁的上海方言特征。除去这点，内容我不是很感兴趣。北方作家早就以此取胜，那些西北风味、河南风味的小说，总会让人眼睛一亮，土得有味道，仿佛人吃多了精粮就盼望粗粮。若用普通话写，往往乏善可陈。
如何把历史小说写得像当代小说，充满生活气息，是我的追求。我感觉，中国几乎所有的历史小说要么写得像言情小说，要么写得像戏曲。
看到南都报今年好小说的榜单，买了几本。看完《桃花井》，还不错，胜在题材，讲内战带给普通人的痛苦，有亮点。技巧语言差些，可能因为作者许久不写作了。打开《南方有令秧》，一股民国电视剧的味道扑面而来，可故事是明朝的。语言很差，描写很空洞，看不下去，浪费钱了。
总是到半夜脑子里才诗意盎然，想写，但不敢爬起来写，怕失眠，但早上起来一点感觉都没了。不是故事记不起来了，故事还记得，情绪没了。写小说没情绪笼罩，就会写成故事会。
越来越觉得写小说，写一个片段意思不大，都这么写，不缺你一篇。还是应该写长的，而且要尽量避免被别人的风格影响。特别要诚实。越来越觉得，没有思想深度，是写不出很好的小说的。
我感觉，要恰当在小说中把每个人的口吻写得真实，只怕还得随时随地做笔记。一旦隔久，你凭着记忆描摹某类人口吻，实际上已经带有你自己的口吻，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屡屡有人提起艾科的《玫瑰之名》，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不算上佳，太炫学问，故事核太简单，导致厚而不重。但他很容易把人吓住，却忘了其故事本身的简单贫乏。前天听学生说，某位好写长篇论文的号称大神的学者曾称，文章写长，可以把读者绕进去，看不出其弊病。可谓夫子自道，亦可以用来评价长篇小说。当然，艾科的小说谈神学内容较多，我对神学不了解，也许他自有深意。
谁要干写作这行，别人说他写得差，他就不该惊讶和动气。因为一则确实你写得很差，一则小说不是普通商品，要允许读者的审美层次不够。
每次用纯洁的语调写小说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不诚实，因为感觉那不是我想说的话。如果开始的基调是纯洁的，我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坦露自己的灵魂。
当水平进步了时，一些碎片也可以写成好看的小说。在技巧未到时，我觉得都是些没用的素材。
我他娘的好像从未年轻过，青春期时也没喜欢过青春小说，第一次看琼瑶就觉得很肉麻。我妹妹借了很多岑凯伦，我翻了一本无法想像，这他妈什么玩意，还敢印成书。对人类简直要绝望的感觉。
小说有时不好说，比如“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住在一个叫山毛榉的小村，周围群山连绵，第聂伯河从旁缓缓流过。他祖父老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世的时候……”，就比“大柱家在一个叫黑驴蹄的小村，四面都是山包子，亮马河从旁缓缓流过，他爷爷驴打滚在世的时候……”显高大上，是吧。
读了一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发现还是像以前那样，对推理小说提不起兴趣来。大概主要还是谈不上文学性，情节设计太刻意的缘故吧。像我这种不喜欢推理小说的人恐怕不多。
侦探小说为什么没意思，除了太多设计之外，整个文本不丰润，太瘦，像块烤焦了的排骨。文学作品，应该像五花肉。
残雪说要超过卡夫卡，让人好笑。卡夫卡基本上每天失眠，是一个纯正的神经病，他的小说是真正血泪之作。残雪都活到快六十了，每天生活规律，这么正常的人怎么成为卡夫卡。其小说我看过几篇，很模仿很装很假哲学，老外有一小撮人喜欢很正常，也说明她很有沟通渠道。
有个看法我一直没说过，加缪写过一本《局外人》，无数人为之击节，但我看了两遍，也没觉得有多好。因为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和孔融如出一辙，最后法庭判他死罪，理由也和曹操一样，真是毫不稀奇。孔融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是我见怪不怪，还是小说家们不大熟悉古书？
通俗小说为什么写到人表情说话时词语容易雷同呢，因为那些本来不是他熟悉的人，本来就是木偶。
情节或者情感性的小说（所谓通俗小说），短篇肯定没有长篇好看，因为故事不够复杂。但情绪性的小说（所谓文学性的小说），就无所谓了。这大概就是金庸的小说短篇远不如长篇的原因。
翻开一本或者一篇小说，看到作者的思维总是那么普通，就没法看下去。遣词造句可以普通，但思维不能普通，看问题的角度不能普通。要是作者所写，都是读者能想到的，那真的没意思。我说的还不是故事情节之类的东西，而是指小说的叙述过程。小说总会有大量的描述，代表作者对事物的看法。很普通的事，小说作者应该描写得和常人的感觉不同，给人一种尖新感，才觉得有意思。
不管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结构都很重要。找到一个好的结构，会让笔下如有神助；找不到好的结构，纵有满腔才华，也觉得写不下去。
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好，写什么东西真是无所谓的。有些很无聊的故事，语言好的人写，你会被他牵扯着一路走，带到沟里去都不知道。爬起来拍拍泥水，继续赶路。
伊阪幸太郎的书不好看，啰啰唆唆，无味。中国人读书多少有点崇洋媚外心理，拿历史小说来说吧，司马辽太郎的《刘邦与项羽》多差啊，很多人好觉得好，陈舜臣也狗屁不通。那《德川家康》的作者懂小说写法吗？被捧上了天。
中国的作家不大重视学问。曾看一茅盾奖获得者张炜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一语言学家，通篇都在谈他的语言学，但依我看，他根本连语言学皮毛都不懂，滑稽透顶，但他自己不知道。我想各专业的学者，如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编织故事，一定很有看头。结晶大师沃特·怀特的故事，没准就是某个学化学的编剧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语言的选择有时对一个作家的写作事业至关重要，老舍在英国时，想以写作为生，但怎么写，自己都不满意。询问赵元任，赵给他建议：“你不如采用最地道的北京话写作，这样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老舍醍醐灌顶，终成大家。如果他也和鲁迅等人比拼，搞什么现代白话，大概就是炮灰的命。
关于小说语言风格，我以前曾以四大名著为例，为什么就《三国演义》采用浅近文言，其他都是口头俗语？因为《三国》写的是汉代的事，连作者也感觉用宋元口语不合适。我想，历史小说，有些能渲染历史时代的词汇，虽然可能造成阅读困难，但最好还是硬着头皮用一点，只要读者略过也不影响阅读就可。
武侠小说少时爱读，现在想想挺可笑。印象中，古龙没文化，梁羽生没才气，金庸则兼而有之。我不喜欢看没文化的小说，而没才气还可忍耐，所以少年时梁羽生勉强能看得下，古龙是咬着牙看完的。其实古龙才气也不大，主要是语言不好，形容谁都是“标枪似的笔直”，每次关键打斗都抖小机灵混过。语言不好，又只会抖小机灵，怎么读得进？
过去三年，我所见最好的小说作者是弗兰纳里•奥康纳，当之无愧的变态（褒义词），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另，美国南方作家我喜欢的很多，北方的大多不喜欢。
为什么中国作家都喜欢模仿马尔克斯等呢？我以为是比较容易出彩，在视角和语言上下工夫就行了。模仿《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难，都是硬碰硬，一点问题也不能回避，没文化不行。
文言文有风雅之处，但风雅中往往蕴涵暴酷残忍的成分，写的人和读的人都不觉察。比如白话文说：＂攻下敌人的国家，将其吞并。＂文言文则会说：＂杀其父老，夷其城郭，奸其妻女，略其财货。垂髫襁褓，一无遗育。＂音调铿锵，于是做万恶的事，也觉得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似的。
我看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有味道。其次是思想有深度。再次是结构。结构就是切入点吧，好的结构有时能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但太过了的话，就会变得故弄玄虚。
看西方电影，在议会辩论中，文学化的语言比比皆是，让人心旷神怡，真正证明古语所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此，每当听到一些人号称讲道理要质朴，甚至提高到文人误国的高度，我就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人顶多离SB只有一小步。
文笔好是个伪评价。文章语言好坏与否，在于有没有特点。
文学和思想没有关系吗？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字游戏？文不该载道？我认为不然。我一直认为，哪怕你在写一个跟思想毫无关系的小说，你的修养和世界观也会决定你怎么写，怎么遣词造句。一句表达同样内容的对话，在不同世界观的人写来，内涵会大相径庭。
读小说，发现很多作家过分喜欢用比喻，隔几行就一个，好像不这么写，就不敢肯定自己是在搞文学。可惜比喻太刻意，这种绞尽脑汁憋出来的修辞，一定不会很好，做作而无聊。
卡尔维诺说，他写小说往往源于一个理念，为了表达这个理念，开始编织情节。可见现代小说有点像写学术论文，在读书中发现了问题，然后去找证据解决这个问题。和在阅读中萌生理念，然后去编情节表达这个理念，两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文学因此就技术化了。卡尔维诺这类，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它可以丰富文学的花园，但我认为不是正途。
高阳的历史小说，一向很得文化界推崇，但在我眼里，价值不高。高阳确实文化水平很高，但他的语言没有文学性，过于温吞，看得人昏昏欲睡。我看过他的《缇萦》、《大将曹彬》、《李娃传》、《野猪林》等几本，情节也不出彩，创造力不强。我认为喜欢他小说的，主要还是爱听通俗历史评书演义的那类人。
其实我看过的文学作品，包括所有那些大名鼎鼎的名著，没有一本是真正老实的，人类的心灵比他们所写，要肮脏得多。
葛剑雄说现在学术比民国高很多，既是真话，也是废话。社会在进步，学术当然也是进步的。不过，就文史学科来说，我们现在没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那样既有学问，又出口成章，文辞华美的人。文学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语言能赶上鲁迅。前者不可强求，后者似乎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百年孤独》会给中国作家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那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写法的确老套之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小说模仿起来容易出彩，在视角和语言上下工夫就行。模仿莎士比亚，《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开玩笑，都是硬碰硬，一点问题也不能回避，没文化不行，操作语言的能力稍微差点也不行，抖机灵根本排不上用场，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呆板，面目可憎。再拿诗词来类比，《古诗十九首》厚重古朴，情感抒发直来直去，看似没有技巧，却是最不好效仿的。
克林顿曾问马尔克斯：“您最喜欢的小说是哪本？”马尔克斯没有回答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也没有提胡安·鲁尔福，他的回答是：“《基督山伯爵》。”也许在作家的内心，他觉得最有阅读快感的还是带着温热人情味的传统故事，而现代小说只是他们一种谋生，或者“让朋友更加爱他（作者自述）”的手段。
《佩德罗·巴拉莫》的作者胡安·鲁尔福承认，这本小说开始并不是现在这样子，他并不满意，后来他删掉了能删掉的每一句话，一个蹩脚而荒诞的故事，顿时变得诗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