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三）
以下文章选自《国际城市规划》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论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
本章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消费文化为经济武器，击败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从结构上讲，本章开启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与存在主义关系的讨论。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共产主义的诞生、发展和演变；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红色恐惧”（Red Scare）；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的过程和原因。
本章的关键有二。其一是共产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全球性扩张的意识形态。无国界的资本运作与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相反面。两者都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国际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坚持自由的唯一真，共产主义坚持平等的唯一真[1]326。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专横的反抗。可以说，资本主义激发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代表另一种理想——一种在弱肉强食世界中带有乐观态度的悲天悯人。它虽强调阶级斗争，但仍认为有一天会世界大同。它包藏着唯一真文化基因：从封建到资本到共产的唯物解释是唯一真的历史；超越国家利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是唯一真的革命。在这唯一真的基因下，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释和对革命手段的不同演绎产生了正统和异端之争，分裂了共产运动。有时不同派别之争比对资本主义之争要更惨烈[1]332。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但人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因此平息，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仍然是对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巨大挑战。其二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虽然消费经济是美国击败苏联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主义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来自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最初资本主义是满足消费的，而消费经济是进一步去刺激消费的。消费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会增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经济发展为消费文化，最终形成消费文明——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334。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为何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共产主义仍然可以对民族国家构建产生积极意义？（2）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是如何演变为消费文化和消费文明的？（3）如何从人民对“自由”的片面追求看苏联“政治开放”（Glasnost）与法国大革命的相似性？
本文将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的形成。
学术界对“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本文的民族性格是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角度出发【在文化基因理论中，民族性格与文化基因、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关键人事的互动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现象】，而对于“恐惧”（fear）的研究一般在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不同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者对恐惧的定义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讨论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应该更多地参考心理学中的定义。不管是在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进化论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或是精神病理学中，恐惧一般与“威胁”（threat）紧密相连，具体可以表述为“恐惧是个体或集体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
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古希腊，学者们就提出地理环境与人类性格的关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前460年—前370年）提出，体液学说不仅是一种病理学说，也是最早的气质与体质理论。他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对应多血质）、黏液（对应黏液质）、黄胆汁（对应胆汁质）和黑胆汁（对应抑郁质），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四种元素和四种气质。人的不同情绪也被认为与体液有关，根据每个人先天不同的体液比例，会形成不同的性格：如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黏液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2]。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拉策尔等学者的相关观点逐步形成了环境决定论。该观点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现象受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的影响，其确实有助于形成某一民族性格的倾向。
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继承于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英国。英国偏居于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相隔于英吉利海峡，但海峡狭窄，容易横渡，加之英国本土面积狭小，人口稀疏，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英国面对欧洲大陆民族入侵时十分脆弱。在英国的古代史中，维京人劫掠就给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下了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情绪不仅反映在英格兰王国教堂的祈祷声中，也可以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窥见一斑。近代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强权兴起，在外交上推行大陆均势政策，在军事上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英国通过海军来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维系帝国和殖民地的贸易往来。不过，欧洲大陆兴起的霸权国家，既可以通过封锁的方法割断英国与欧洲大陆以及英国殖民地的商贸往来，又可伺机入侵不列颠岛。因此，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恐惧的是欧洲大陆强权的兴起和自己海上霸权的丢失。英国的恐惧感在欧陆强权兴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先后面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无敌舰队、法国路易十四的称霸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还为应对德国崛起而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作为与英国相同的海洋国家，与英国有着相似主体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继承了英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美国虽然地跨北美大陆，有着英国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但美国也是一个海洋性国家，有着对欧亚大陆强权的天然恐惧。只不过英国恐惧的对象是欧洲大陆强权，而美国的则是可能控制欧亚大陆的苏联。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清晰地反映在英美地缘政治学说中。以上观点在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Sea Power）、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Heartland of the Continent）理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Rimland of the Continent）学说中最为典型。简单地讲，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反映出英美此类海洋性国家对海权丧失和欧洲大陆强权崛起的恐惧。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更强调了欧亚大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地位的重要性。斯皮克曼修改了麦金德的著名“三段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将掌握世界的命运。在冷战中，美国对外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如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表现的地缘政治观与麦金德的理论甚为相似。该文件将美国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即美国恐惧苏联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袭击西方的海上交通线，入侵中近东地区，对不列颠诸岛和北美大陆发动打击[3]。美国对国内共产主义发展产生了“红色恐惧”。当然，“红色恐惧”是美国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恐惧[1]330，虽然对内对外的恐惧起源不同，但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最终美国通过经济武器拖垮了苏联，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但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延续了下来。相较于民族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恐惧感更为稳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的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开始，西方文明的“恐惧”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当代伊斯兰国家兴起和穆斯林移民迁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伊斯兰恐惧症”。同时，中国在所谓的“边缘地带”崛起，也无时无刻不挑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从理论走向了行动。
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性格的研究因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沉寂了30多年，直至21世纪，关于民族性格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当前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对美国民族性格研究应该提上日程。特别需要重视的是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因恐惧而生的反应是难以预知的，但又必须预测。其次，民族性格作为文化基因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还需进一步明晰。希望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是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何东亮. 浅析民族性格的成因[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2): 107-110.
[3] 邵永灵, 时殷弘. 麦金德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恐惧[J]. 欧洲, 1997(6): 4-10.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苏联的解体
1989年8月23日，爱沙尼亚、布拉多尼亚、立陶宛三个国家的200万人手牵手，组成600公里的“人链”，穿过高山、田野和公路，到苏联呐喊，要求民族独立。这一幕，让戈尔巴乔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想离开苏联，就让他们离开吧，我们剩下来的人一起留下来，把国家搞好”。于是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多个国家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快速从苏联离散独立。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因此“失业”，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从此烟消云散了。
对西方倡导的自由和民主、美国提出的对苏联的援助，叶利钦是深信不疑的，他对美国当初承诺给予俄罗斯的援助深表感谢，并在美国的建议下，对苏联开启了500天的“休克疗法”。1992年初，“休克疗法”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价格体系崩溃，卢布贬值几近废纸……那些渴望自由、从苏联解体的加盟共和国也是穷困潦倒，或者仍在领土的纷争中。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苏联早期领导人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部分权宜之计，为苏联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另外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在科学、哲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比较倾向于西方，因而对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也容易接受。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纠结于党争，未能意识到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社会危机，也未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改革举措，从而使局势逐步踏向深渊。最终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对于局势认识不清，其过于激进而幼稚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在这整个解体过程中，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得以体现。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苏联解体的警示
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复杂。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苏联人尤其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的信仰动摇。正如本章标题所言，资本主义腐蚀了社会主义。当时戈尔巴乔夫采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措施，意在打造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多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政治理念在意识形态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任由资本主义思想滋生。如果最高核心领导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丢失了，那么国家性质和政权就会发生动摇和变质。回想当时，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包括叶利钦等主要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背弃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逐渐产生动摇，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然而，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行不通。蓬勃发展的经济、完善高效的交通网络、便捷快速的物流服务、百姓富足的生活、举国攻坚脱贫努力实现全民奔小康的追求，现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需要承认的是，任何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革除现有制度中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部分，使之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除旧布新必然要经历改革的阵痛。我们不回避改革，但是要尊重循序渐进的规律，稳定和发展是第一位。如梁老师所言，我们要充分认识和了解西方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和物质条件，警惕西方国家五光十色消费文化的迷惑和侵蚀，引导和培养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念和科学技术发展愿景。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消费经济的资本主义逻辑
本章主要阐释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发展消费经济“腐蚀”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腐蚀”过程，关键是理解“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阵营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一观点[1]333。该论述对笔者有两点启发。
第一，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消费经济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图1）。在传统地被动满足消费者存量需求的基础上，消费经济进一步创造消费品需求的增量，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从而构建一种消费文明，即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当这些被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被转化为消费需求并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易被实现后，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也推动社会总财富增加（此处主要是社会财富创造而不考虑财富分配）。更准确地说，这一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增加，是从关注满足消费需求（demand）到关注满足消费欲望（desire）实现的。
图1 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与消费经济关系的逻辑示意图
与之相比，以计划经济为手段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消除社会阶级不平等（此处主要考虑社会财富分配）而不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从而在产品创新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以促进产品创新为导向）的消费品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里的讨论，主要涉及工业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后续将在第三十一章的读书心得中进一步探讨金融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
第二，消费主义（consumerism）符合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不一定完全符合美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以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消费经济层面上的竞争，同样体现了不同文化基因之间的竞合，以及文化基因与其载体（即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竞合【参见第二十二章读书心得】。也就是说，这种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核心的消费经济，尽管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从美国社会对“消费主义”概念的认知中窥见一二。
消费主义的概念在美国社会有两种认知途径[2]。第一种理解是保护消费者权益。196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主义被用以形容美国的“消费者运动”（the consumer movement），这一运动倡导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中保护消费者权益，包括在消费者法律权益、产品和价格信息的透明化、欺诈商业行为公示、产品安全等方面加强保护。该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来自非营利组织和个人，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或与政府合作来推动政策层面的改革，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即实现“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由于这项运动具有改革主义者（reformist）色彩，消费主义的概念也被鼓吹自由竞争的人批评为“反竞争”“官僚主义”或“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ic），在“麦肯锡时代”甚至被批评有共产主义倾向。
对消费主义的第二种理解是过度物质主义（excessive materialism）。这种视角一般用于批判现代生活方式，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背离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包括恪守职业道德、自我节制和注重公共参与等传统价值观。结果是消费主义侵蚀了家庭生活（family time）、邻里凝聚力（neighborhood cohesion）和公众团结（public solidarities）。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体现追求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以刺激消费欲望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为手段，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更大规模财富创造和积累的经济手段。尽管这种经济手段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加剧了美国消费文化与传统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张力。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SWAGLER R.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term consumerism: theme and varia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1994, 28(2): 347-360.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篇 物竞
第三篇 天择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第三十四章 大国盛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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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顾春雪
排版 | 徐嘟嘟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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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论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
本章主要论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消费文化为经济武器，击败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从结构上讲，本章开启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与存在主义关系的讨论。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共产主义的诞生、发展和演变；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红色恐惧”（Red Scare）；第三部分讨论了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的过程和原因。
本章的关键有二。其一是共产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全球性扩张的意识形态。无国界的资本运作与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相反面。两者都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国际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坚持自由的唯一真，共产主义坚持平等的唯一真[1]326。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专横的反抗。可以说，资本主义激发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代表另一种理想——一种在弱肉强食世界中带有乐观态度的悲天悯人。它虽强调阶级斗争，但仍认为有一天会世界大同。它包藏着唯一真文化基因：从封建到资本到共产的唯物解释是唯一真的历史；超越国家利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是唯一真的革命。在这唯一真的基因下，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释和对革命手段的不同演绎产生了正统和异端之争，分裂了共产运动。有时不同派别之争比对资本主义之争要更惨烈[1]332。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但人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因此平息，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仍然是对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巨大挑战。其二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虽然消费经济是美国击败苏联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主义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来自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最初资本主义是满足消费的，而消费经济是进一步去刺激消费的。消费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会增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经济发展为消费文化，最终形成消费文明——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334。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为何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但共产主义仍然可以对民族国家构建产生积极意义？（2）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是如何演变为消费文化和消费文明的？（3）如何从人民对“自由”的片面追求看苏联“政治开放”（Glasnost）与法国大革命的相似性？
本文将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的形成。
学术界对“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本文的民族性格是从文化基因理论的角度出发【在文化基因理论中，民族性格与文化基因、历史背景、时代心态和关键人事的互动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现象】，而对于“恐惧”（fear）的研究一般在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不同学科甚至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者对恐惧的定义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讨论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应该更多地参考心理学中的定义。不管是在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进化论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或是精神病理学中，恐惧一般与“威胁”（threat）紧密相连，具体可以表述为“恐惧是个体或集体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而产生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
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古希腊，学者们就提出地理环境与人类性格的关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前460年—前370年）提出，体液学说不仅是一种病理学说，也是最早的气质与体质理论。他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对应多血质）、黏液（对应黏液质）、黄胆汁（对应胆汁质）和黑胆汁（对应抑郁质），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四种元素和四种气质。人的不同情绪也被认为与体液有关，根据每个人先天不同的体液比例，会形成不同的性格：如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黏液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2]。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拉策尔等学者的相关观点逐步形成了环境决定论。该观点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现象受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的影响，其确实有助于形成某一民族性格的倾向。
美国民族性格中恐惧感继承于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英国。英国偏居于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相隔于英吉利海峡，但海峡狭窄，容易横渡，加之英国本土面积狭小，人口稀疏，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英国面对欧洲大陆民族入侵时十分脆弱。在英国的古代史中，维京人劫掠就给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下了深刻的恐惧。这种恐惧情绪不仅反映在英格兰王国教堂的祈祷声中，也可以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窥见一斑。近代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强权兴起，在外交上推行大陆均势政策，在军事上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英国通过海军来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以维系帝国和殖民地的贸易往来。不过，欧洲大陆兴起的霸权国家，既可以通过封锁的方法割断英国与欧洲大陆以及英国殖民地的商贸往来，又可伺机入侵不列颠岛。因此，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恐惧的是欧洲大陆强权的兴起和自己海上霸权的丢失。英国的恐惧感在欧陆强权兴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先后面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无敌舰队、法国路易十四的称霸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还为应对德国崛起而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作为与英国相同的海洋国家，与英国有着相似主体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继承了英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美国虽然地跨北美大陆，有着英国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但美国也是一个海洋性国家，有着对欧亚大陆强权的天然恐惧。只不过英国恐惧的对象是欧洲大陆强权，而美国的则是可能控制欧亚大陆的苏联。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清晰地反映在英美地缘政治学说中。以上观点在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Sea Power）、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Heartland of the Continent）理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Rimland of the Continent）学说中最为典型。简单地讲，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反映出英美此类海洋性国家对海权丧失和欧洲大陆强权崛起的恐惧。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更强调了欧亚大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地位的重要性。斯皮克曼修改了麦金德的著名“三段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将掌握世界的命运。在冷战中，美国对外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如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表现的地缘政治观与麦金德的理论甚为相似。该文件将美国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即美国恐惧苏联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袭击西方的海上交通线，入侵中近东地区，对不列颠诸岛和北美大陆发动打击[3]。美国对国内共产主义发展产生了“红色恐惧”。当然，“红色恐惧”是美国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恐惧[1]330，虽然对内对外的恐惧起源不同，但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最终美国通过经济武器拖垮了苏联，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但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延续了下来。相较于民族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因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恐惧感更为稳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的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开始，西方文明的“恐惧”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当代伊斯兰国家兴起和穆斯林移民迁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伊斯兰恐惧症”。同时，中国在所谓的“边缘地带”崛起，也无时无刻不挑动着美国的敏感神经，“中国威胁论”的应对从理论走向了行动。
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性格的研究因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沉寂了30多年，直至21世纪，关于民族性格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当前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对美国民族性格研究应该提上日程。特别需要重视的是美国民族性格中的恐惧感，因恐惧而生的反应是难以预知的，但又必须预测。其次，民族性格作为文化基因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还需进一步明晰。希望从地理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美国民族性格是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何东亮. 浅析民族性格的成因[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2): 107-110.
[3] 邵永灵, 时殷弘. 麦金德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恐惧[J]. 欧洲, 1997(6): 4-10.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苏联的解体
1989年8月23日，爱沙尼亚、布拉多尼亚、立陶宛三个国家的200万人手牵手，组成600公里的“人链”，穿过高山、田野和公路，到苏联呐喊，要求民族独立。这一幕，让戈尔巴乔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想离开苏联，就让他们离开吧，我们剩下来的人一起留下来，把国家搞好”。于是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多个国家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快速从苏联离散独立。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因此“失业”，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从此烟消云散了。
对西方倡导的自由和民主、美国提出的对苏联的援助，叶利钦是深信不疑的，他对美国当初承诺给予俄罗斯的援助深表感谢，并在美国的建议下，对苏联开启了500天的“休克疗法”。1992年初，“休克疗法”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价格体系崩溃，卢布贬值几近废纸……那些渴望自由、从苏联解体的加盟共和国也是穷困潦倒，或者仍在领土的纷争中。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苏联早期领导人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部分权宜之计，为苏联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另外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在科学、哲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比较倾向于西方，因而对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也容易接受。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纠结于党争，未能意识到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社会危机，也未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改革举措，从而使局势逐步踏向深渊。最终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对于局势认识不清，其过于激进而幼稚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在这整个解体过程中，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得以体现。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苏联解体的警示
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复杂。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苏联人尤其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的信仰动摇。正如本章标题所言，资本主义腐蚀了社会主义。当时戈尔巴乔夫采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措施，意在打造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多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政治理念在意识形态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任由资本主义思想滋生。如果最高核心领导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丢失了，那么国家性质和政权就会发生动摇和变质。回想当时，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包括叶利钦等主要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背弃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逐渐产生动摇，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然而，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行不通。蓬勃发展的经济、完善高效的交通网络、便捷快速的物流服务、百姓富足的生活、举国攻坚脱贫努力实现全民奔小康的追求，现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需要承认的是，任何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革除现有制度中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部分，使之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除旧布新必然要经历改革的阵痛。我们不回避改革，但是要尊重循序渐进的规律，稳定和发展是第一位。如梁老师所言，我们要充分认识和了解西方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和物质条件，警惕西方国家五光十色消费文化的迷惑和侵蚀，引导和培养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念和科学技术发展愿景。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消费经济的资本主义逻辑
本章主要阐释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发展消费经济“腐蚀”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腐蚀”过程，关键是理解“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阵营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这一观点[1]333。该论述对笔者有两点启发。
第一，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消费经济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图1）。在传统地被动满足消费者存量需求的基础上，消费经济进一步创造消费品需求的增量，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从而构建一种消费文明，即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1]333。当这些被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被转化为消费需求并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易被实现后，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也推动社会总财富增加（此处主要是社会财富创造而不考虑财富分配）。更准确地说，这一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增加，是从关注满足消费需求（demand）到关注满足消费欲望（desire）实现的。
图1 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与消费经济关系的逻辑示意图
与之相比，以计划经济为手段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消除社会阶级不平等（此处主要考虑社会财富分配）而不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从而在产品创新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以促进产品创新为导向）的消费品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里的讨论，主要涉及工业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后续将在第三十一章的读书心得中进一步探讨金融资本主义与消费经济的关系】。
第二，消费主义（consumerism）符合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不一定完全符合美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以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消费经济层面上的竞争，同样体现了不同文化基因之间的竞合，以及文化基因与其载体（即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竞合【参见第二十二章读书心得】。也就是说，这种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核心的消费经济，尽管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与美国社会的发展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从美国社会对“消费主义”概念的认知中窥见一二。
消费主义的概念在美国社会有两种认知途径[2]。第一种理解是保护消费者权益。196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主义被用以形容美国的“消费者运动”（the consumer movement），这一运动倡导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中保护消费者权益，包括在消费者法律权益、产品和价格信息的透明化、欺诈商业行为公示、产品安全等方面加强保护。该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来自非营利组织和个人，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或与政府合作来推动政策层面的改革，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即实现“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由于这项运动具有改革主义者（reformist）色彩，消费主义的概念也被鼓吹自由竞争的人批评为“反竞争”“官僚主义”或“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ic），在“麦肯锡时代”甚至被批评有共产主义倾向。
对消费主义的第二种理解是过度物质主义（excessive materialism）。这种视角一般用于批判现代生活方式，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背离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包括恪守职业道德、自我节制和注重公共参与等传统价值观。结果是消费主义侵蚀了家庭生活（family time）、邻里凝聚力（neighborhood cohesion）和公众团结（public solidarities）。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体现追求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以刺激消费欲望甚至为消费品附加社会价值为手段，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更大规模财富创造和积累的经济手段。尽管这种经济手段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加剧了美国消费文化与传统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张力。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SWAGLER R.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term consumerism: theme and varia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1994, 28(2): 347-360.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篇 物竞
第三篇 天择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第三十四章 大国盛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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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顾春雪
排版 | 徐嘟嘟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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