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十）
以下文章选自《国际城市规划》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开端
本章是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历史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第八章和第九章共同论述了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天主教会改革及其影响；第二部分是本章的重点，着重讨论了伽利略案，从伽利略的故事看西方宇宙观的变化；第三部分总结了前三章的内容，分析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催生出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
本章的核心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时代，也是科学的萌芽时代。科学家用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去演绎《圣经》的意义；天主教会对《圣经》作弹性的演绎，去容纳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这是阿奎纳理想中理性和信仰共存、互补的意义。但是，改革派坚持《圣经》解读的纯化和天主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盲从，使得信仰与理性变得分歧和对立。宗教和科学背道而驰，走上不可化解的极端[1]。对于本章，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西方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本章的结尾部分提到西方思想界对“真”的定义和“求真”的方法不同，两个不同的方向催生出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宇宙观，同时直接且紧密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1]153，即此处提到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但本书大多数语境中讨论的是“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这组“三观”之间有何区别？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开端。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在西方思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理性是客观的、逻辑的、推理的；而信仰是主观的、感性的、武断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同时理性也站在信仰的对立面。从学术上说，我们可能会把理性解读为认识论，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信仰则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属于宗教范畴。
本文所讨论的理性和信仰的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学者对理性和信仰的界定有所不同，本文主要讨论宗教改革前欧洲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理性有两个字义。一是reason，来自拉丁文ratio，有解释（explain）、计算（calculate）之意，求用的意识较重；二是intellect，来自拉丁文intellectus，有理解（understand）、洞察（apperceive）之意，求知的意识较重[2]。在这里，理性指的是理解、洞察，是有关“真”的道理，是来自本体世界的必然之理，可以经过思想去发掘或演绎而发现。所以，理性是通过逻辑演绎进行“求真”的工具。
信仰也有两个字义。一是faith，来自拉丁文fides或pistis，有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之意，强调不证自明（self-evidence）；二是belief，来自拉丁文dogma，有信条（creed）、教义（principles）之意，强调绝对真实、不可质疑。在这里，信仰指的是对真理或真神的绝对信任，并且所信任之物是不证自明的。
对于理性和信仰，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作过相当多的讨论，在此，我们主要是在基督宗教的语境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大约在公元33年，耶稣殉道，理性与信仰的讨论随之出现。耶稣作为神之子，宣讲福音，吸纳信徒。他的信徒要把真神作为信仰，并把在人世间的耶稣作为榜样。但耶稣殉道后，教徒失去了榜样，教义也没有对未来作出准确的答复。基督徒该何去何从？此刻，基督徒根据各自的理性，对《圣经》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解读和判断；而基督教徒们在罗马帝国传教的过程中，因对教义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教派出现。教派之间的冲突，成为信仰和理性关系的肇始。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世俗皇帝主持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教义，并确定“圣三一论”，解决了不同教派在教义上的分歧。罗马帝国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罗马帝国危机重重，濒临崩溃。公元380年，基督宗教成为国教；公元395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公元410年，高卢人入侵并焚烧了罗马城。奥古斯丁借用希腊哲学思想，对基督宗教基本教义进行了论证。通过奥古斯丁的论证，基督宗教的教义得到了完善，缓解了当时面临的危机。同时，这次论证也代表着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一次结合——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求真的唯一工具，奥古斯丁则继承了柏拉图的“真”，但把一切“真”归于唯一真神端[1]34。因此，论证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最高的智慧来源于唯一真神，信仰在理性之上。
中世纪的欧洲，气候温暖、粮食产量增加、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兴旺、商业繁荣。但世俗王国分裂，各自为政、相互攻伐；教会在思想上统一全欧，日益腐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消沉了近千年，不过，十字军和商人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又从阿拉伯带回了欧洲。意大利神学家阿奎纳面对中世纪种种社会矛盾和教会腐败，在奥古斯丁理论的基础上，为基督信仰引入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理性，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义”之上提出了四种“法”，也可以说四种理性：永恒之法、自然之法、人为之法、神圣之法。其中，神圣之法是神的启示，是信仰；自然之法是人的理解，是理性。两者都来自于永恒之法，因此两者之间不会有矛盾。即在阿奎纳的思维中，理性和信仰在同一层次。阿奎纳创造了一套积极乐观的基督宗教文化，更新了过时的教义，代表了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二次结合。
总的来说，在奥古斯丁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仆人，而在阿奎纳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伙伴[1]145。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理性与信仰虽有分歧但从未分裂。而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启，统一西方思想的天主教体系崩溃，在改革派挑战与天主教会改革的双重作用下，理性和信仰变得分歧和对立，成为现代西方思维模式的滥觞。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53.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49.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伽利略事件——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伽利略（1564—1642年）是意大利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通过望远镜，他发现了太阳表面的黑点和月亮表面的火山口，而这一发现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太阳月亮是毫无瑕疵、永恒圣洁的”这一观念冲突。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际信使》，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并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立刻引发轰动，书本传遍全球；1632年，教皇法庭对伽利略发起诉讼，判其为异端，对其进行终身监禁，因他年事已高改软禁家中。
后世认为伽利略事件是科学对传统宗教的一次挑战，是宗教对科学的压制，从此，宗教与科学也逐渐分道扬镳。在之前的奥古斯丁和阿奎纳时代，两位思想家与哲学家很好地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融入信仰中，但这一次对伽利略的诉讼中，基督教里没有了像奥古斯丁和阿奎纳那样的智者，教会不但没有将科学融入他们的教义、宗教思想中，反而以异端罪将伽利略打压。伽利略之后，当人们描述天体时，再也没有人提及亚里士多德的“第五元素”了……
科学丰富了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宗教则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科学与宗教之间，可以存在和谐的关系吗？曾经，伽利略主张宗教不干涉科学，而科学也不破坏宗教的道德基础，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实现；今天，教会终究没有力量阻止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已承认科学的独立地位。
另外，伽利略的发现得益于他自己发明的望远镜，他同时奠定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知识来源于实验，而非人的主观认识。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实验了解现象丰富的世界，伽利略的方法使得其后几百年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我一度认为追求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事情。经过这半年的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信仰和理性并不矛盾。非理性的信仰是迷信，而理性的信仰则是“以观察和反思去追寻真理”。
希腊古哲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方式认识存在。奥古斯丁和阿奎纳则希望借助希腊古哲的理性证明上帝，用理性解释信仰，反过来，其也在信仰的基础上肯定了理性。但是，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产生分裂，加尔文派和路德派形成了新教伦理，理性开始独立于信仰。
到了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与技术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幸福的推动力。近代科学理性已成为独立于信仰的工具理性。正如梁老师说过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往往以满足人类层出不穷的物质享受需求和人的欲望为目的，人们并不关心现象背后的真相，不在乎功利性科技进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影响。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无宗教则盲，宗教无科学则跛；宗教没有被科学取代，科学不能解决人类信仰的问题。”信仰与理性，是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相互扶持、互相成就的。理性只有透过信仰的启示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理性少了信仰的启示有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而信仰如果缺少理性则陷入迷信与神话的危险中。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一章 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第三章 “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
第六章 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第二篇 物竞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
第十二章 做梦的笛卡尔带出“天赋理念”
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做官的洛克带出“天赋自由”
第十五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第十六章 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第三篇 天择
第十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和解有望到和解绝望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第三十四章 大国盛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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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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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开端
本章是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历史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第八章和第九章共同论述了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天主教会改革及其影响；第二部分是本章的重点，着重讨论了伽利略案，从伽利略的故事看西方宇宙观的变化；第三部分总结了前三章的内容，分析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催生出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
本章的核心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时代，也是科学的萌芽时代。科学家用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去演绎《圣经》的意义；天主教会对《圣经》作弹性的演绎，去容纳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这是阿奎纳理想中理性和信仰共存、互补的意义。但是，改革派坚持《圣经》解读的纯化和天主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盲从，使得信仰与理性变得分歧和对立。宗教和科学背道而驰，走上不可化解的极端[1]。对于本章，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西方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本章的结尾部分提到西方思想界对“真”的定义和“求真”的方法不同，两个不同的方向催生出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宇宙观，同时直接且紧密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1]153，即此处提到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但本书大多数语境中讨论的是“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这组“三观”之间有何区别？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开端。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在西方思维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理性是客观的、逻辑的、推理的；而信仰是主观的、感性的、武断的。理性与感性相对，同时理性也站在信仰的对立面。从学术上说，我们可能会把理性解读为认识论，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信仰则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属于宗教范畴。
本文所讨论的理性和信仰的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学者对理性和信仰的界定有所不同，本文主要讨论宗教改革前欧洲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理性有两个字义。一是reason，来自拉丁文ratio，有解释（explain）、计算（calculate）之意，求用的意识较重；二是intellect，来自拉丁文intellectus，有理解（understand）、洞察（apperceive）之意，求知的意识较重[2]。在这里，理性指的是理解、洞察，是有关“真”的道理，是来自本体世界的必然之理，可以经过思想去发掘或演绎而发现。所以，理性是通过逻辑演绎进行“求真”的工具。
信仰也有两个字义。一是faith，来自拉丁文fides或pistis，有信任（trust）、信心（confidence）之意，强调不证自明（self-evidence）；二是belief，来自拉丁文dogma，有信条（creed）、教义（principles）之意，强调绝对真实、不可质疑。在这里，信仰指的是对真理或真神的绝对信任，并且所信任之物是不证自明的。
对于理性和信仰，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作过相当多的讨论，在此，我们主要是在基督宗教的语境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大约在公元33年，耶稣殉道，理性与信仰的讨论随之出现。耶稣作为神之子，宣讲福音，吸纳信徒。他的信徒要把真神作为信仰，并把在人世间的耶稣作为榜样。但耶稣殉道后，教徒失去了榜样，教义也没有对未来作出准确的答复。基督徒该何去何从？此刻，基督徒根据各自的理性，对《圣经》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解读和判断；而基督教徒们在罗马帝国传教的过程中，因对教义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教派出现。教派之间的冲突，成为信仰和理性关系的肇始。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世俗皇帝主持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教义，并确定“圣三一论”，解决了不同教派在教义上的分歧。罗马帝国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罗马帝国危机重重，濒临崩溃。公元380年，基督宗教成为国教；公元395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公元410年，高卢人入侵并焚烧了罗马城。奥古斯丁借用希腊哲学思想，对基督宗教基本教义进行了论证。通过奥古斯丁的论证，基督宗教的教义得到了完善，缓解了当时面临的危机。同时，这次论证也代表着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一次结合——柏拉图认为理性是求真的唯一工具，奥古斯丁则继承了柏拉图的“真”，但把一切“真”归于唯一真神端[1]34。因此，论证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最高的智慧来源于唯一真神，信仰在理性之上。
中世纪的欧洲，气候温暖、粮食产量增加、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兴旺、商业繁荣。但世俗王国分裂，各自为政、相互攻伐；教会在思想上统一全欧，日益腐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消沉了近千年，不过，十字军和商人把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又从阿拉伯带回了欧洲。意大利神学家阿奎纳面对中世纪种种社会矛盾和教会腐败，在奥古斯丁理论的基础上，为基督信仰引入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理性，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义”之上提出了四种“法”，也可以说四种理性：永恒之法、自然之法、人为之法、神圣之法。其中，神圣之法是神的启示，是信仰；自然之法是人的理解，是理性。两者都来自于永恒之法，因此两者之间不会有矛盾。即在阿奎纳的思维中，理性和信仰在同一层次。阿奎纳创造了一套积极乐观的基督宗教文化，更新了过时的教义，代表了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二次结合。
总的来说，在奥古斯丁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仆人，而在阿奎纳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伙伴[1]145。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欧洲，理性与信仰虽有分歧但从未分裂。而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启，统一西方思想的天主教体系崩溃，在改革派挑战与天主教会改革的双重作用下，理性和信仰变得分歧和对立，成为现代西方思维模式的滥觞。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53.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49.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伽利略事件——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伽利略（1564—1642年）是意大利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通过望远镜，他发现了太阳表面的黑点和月亮表面的火山口，而这一发现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太阳月亮是毫无瑕疵、永恒圣洁的”这一观念冲突。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际信使》，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并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立刻引发轰动，书本传遍全球；1632年，教皇法庭对伽利略发起诉讼，判其为异端，对其进行终身监禁，因他年事已高改软禁家中。
后世认为伽利略事件是科学对传统宗教的一次挑战，是宗教对科学的压制，从此，宗教与科学也逐渐分道扬镳。在之前的奥古斯丁和阿奎纳时代，两位思想家与哲学家很好地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融入信仰中，但这一次对伽利略的诉讼中，基督教里没有了像奥古斯丁和阿奎纳那样的智者，教会不但没有将科学融入他们的教义、宗教思想中，反而以异端罪将伽利略打压。伽利略之后，当人们描述天体时，再也没有人提及亚里士多德的“第五元素”了……
科学丰富了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宗教则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么科学与宗教之间，可以存在和谐的关系吗？曾经，伽利略主张宗教不干涉科学，而科学也不破坏宗教的道德基础，将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实现；今天，教会终究没有力量阻止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已承认科学的独立地位。
另外，伽利略的发现得益于他自己发明的望远镜，他同时奠定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知识来源于实验，而非人的主观认识。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实验了解现象丰富的世界，伽利略的方法使得其后几百年的科学发展突飞猛进。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我一度认为追求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事情。经过这半年的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信仰和理性并不矛盾。非理性的信仰是迷信，而理性的信仰则是“以观察和反思去追寻真理”。
希腊古哲通过逻辑论证的理性方式认识存在。奥古斯丁和阿奎纳则希望借助希腊古哲的理性证明上帝，用理性解释信仰，反过来，其也在信仰的基础上肯定了理性。但是，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产生分裂，加尔文派和路德派形成了新教伦理，理性开始独立于信仰。
到了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学与技术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幸福的推动力。近代科学理性已成为独立于信仰的工具理性。正如梁老师说过的，现今的科学发展往往以满足人类层出不穷的物质享受需求和人的欲望为目的，人们并不关心现象背后的真相，不在乎功利性科技进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影响。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无宗教则盲，宗教无科学则跛；宗教没有被科学取代，科学不能解决人类信仰的问题。”信仰与理性，是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相互扶持、互相成就的。理性只有透过信仰的启示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理性少了信仰的启示有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而信仰如果缺少理性则陷入迷信与神话的危险中。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一章 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第三章 “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
第六章 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第二篇 物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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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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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做梦的笛卡尔带出“天赋理念”
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做官的洛克带出“天赋自由”
第十五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第十六章 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第三篇 天择
第十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和解有望到和解绝望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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