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八）
以下文章选自《国际城市规划》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西方政教关系演变——罗马帝国时代
第八章是本书第二篇“物竞”的第一个章节。从结构上说，本章引出了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历史背景，并与后续的第九章、第十章共同论述了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从本章的内容上说，第一部分讲述了马丁·路德的个人经历和宗教改革基本过程；第二部分讨论了宗教改革中改革派的教义和继而引发的德国的宗教战争；第三部分重新演绎解释了“唯一真”，也可以说是寻找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其中包括时代心态，即现实功利、悲天悯人、犬儒冷漠，以及民族性格，即“动”“反”“极端”。
本章的基础是“唯一真”。教会的腐败导致“唯一真神”和“唯一真理”遭到质疑。但唯一真的文化基因没有改变，影响着西方人对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的反思。本章对宗教改革时期各个教派的教义进行了对比，各个教派的不同信仰在国家之间划下了新的边界。在这章里，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西方政教关系（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and church）演变与民族国家兴起的关系是什么？从《圣经》的翻译如何研究欧洲国家观念的起源？如何理解文化基因与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的关系？西方人民族性格中“反”的宗教起源和演变是什么？
以下我将讨论西方政教关系演变，由于篇幅有限，本篇着重分析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教关系。
研究政教关系，首先必须界定关键概念。政教关系，英文原意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在中文意义里，“政”不仅可以指具体的政治权力机构，也可以指抽象的政治文化或政治权力；“教”不仅可以指具体的某个宗教组织，也可以泛指世上所有宗教。本篇的政教关系指的是广义上的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国家”（state）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意义不同，本篇中指欧洲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国家形态，诸如城邦国家、帝国、封建国家、教会国家、君主制国家、民族国家等。
西方政教关系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文明中，普遍认为政府权力来自神灵，供奉神灵的神殿是城邦的象征，神殿祭司参与政治活动。古希腊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古罗马的兴起，古希腊多神教被古罗马引入。两个国家的宗教区别在于，古罗马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宗教功能主要是服务国家需要。
从公元前753年罗马王政时代开始，到公元380年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为止，在这1000多年间，罗马世俗政权始终保持对罗马多神教的绝对控制，而对于非主流宗教的外邦宗教并没有完全禁止，它们在罗马帝国的边疆行省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其中就包括基督宗教。基督宗教诞生后的300多年里，只是罗马帝国众多宗教的其中之一。不过在基督宗教表现出广泛的传播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后，罗马帝国对其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从刚开始的漠不关心到残酷镇压。特别是当罗马皇帝了解到基督宗教的教义，认识到其对帝国统治的威胁后，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但罗马帝国的镇压没有消灭基督宗教，基督宗教继续在社会下层和外邦人里传播。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us）试图通过改革稳定政权。戴克里先把罗马皇帝第一公民的头衔改为“主与神”。他把皇帝描绘成半神化身，并利用最高祭司的君权神授理念，来强化其皇位的合法性。不过，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策直接导致在他退位后帝国陷入内战。在内战期间，君士坦丁大帝出于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采取了保护、支持基督宗教的政策。他签署了“米兰赦令”，使基督宗教合法化。他大力支持教会，修建教堂，给予教会一系列特权，包括财产权、司法权等。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政策不仅体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也反映出基督宗教的发展程度。基督宗教在3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阶层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有了完整的教义、组织严密的教会、规模庞大的信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大教区，分布于罗马帝国东部。基督宗教的传播对象从社会下层扩展到社会上层的元老、贵族、富商和各级官吏，罗马帝国军队中也有大量基督徒。君士坦丁大帝清楚地认识到基督宗教这一政治力量。他的宗教政策使他获得了全国各个阶层基督徒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利用基督宗教赢得了四帝之战，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大帝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他的宗教政策转为如何维护帝国的统一。此时的基督宗教显然已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大帝首先解决了基督教义与罗马皇帝神性的矛盾。基督教义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而罗马帝国多神教是崇拜罗马神祇和作为神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君权神授理论。他把对阿波罗的崇拜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本人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君士坦丁大帝利用教会宣称罗马皇帝是上帝的唯一代言人，强化了罗马皇帝的神性。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会组织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1]。这个政策迅速恢复了皇帝对帝国的控制，但创造了一个既属于世俗政权又属于教会的特殊官僚阶层。虽然早在内战时期，基督教会表示效忠于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2]。但君士坦丁大帝还是加强了对基督宗教的控制。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亚信经。罗马皇帝主持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教义，最终裁决并确定“圣三一论”。大会还确立了罗马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3]。不仅如此，君士坦丁大帝亲自管理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宗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帝国统一。除了仲裁基督宗教各个教派之间的矛盾，君士坦丁大帝也充当了基督宗教和罗马多神教之间的协调者。他所代表的王权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宗教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颁布《撒罗尼卡赦令》，基督宗教成为国教，罗马多神教被禁，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关系形成。基督宗教对于政教关系的观点与罗马帝国截然相反。基督徒认为罗马帝国的统一与秩序是神的刻意安排，使得基督之国可以建立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基督宗教理论界更是定义了政教关系。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年）在其著作《神的国度》中提出，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教权在君权之上。随着政教力量此消彼长，奥古斯丁的“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为西方政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宗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表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的镇压；第二阶段，罗马帝国利用基督宗教巩固统治。虽然罗马帝国意识到基督宗教对于帝国统治的威胁，但统一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有绝对的控制力，形成君权高于教权、君权控制教权的政教关系。而基督教义则认为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教权在君权至上。但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以及教会力量的薄弱，教会建立“基督王国”理想只能停留在书面。这与中世纪欧洲世俗王国的分裂、各自为政和天主教对世俗政治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世俗政权的统一，是君权高于教权的保证。君权高于教权，有助于世俗政权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陈志强, 马巍. 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6): 125-134.
[2] 于可. 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2-34.
[3] 陈志强. 独特的拜占廷文明[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90-292.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出生在德国一个虔诚、严谨的家庭。1510年，他以优秀卓越的神童身份进入额富德大学堂（Erfurt）读书，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名为《圣经》的书，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读过这书，这书令路德大为惊奇，之前他以为教会所颂扬的经文已是全部的神的话语的传递，但在这书中他看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接触到的理念、神的启示，他心狂跳不已。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进行了抨击。路德不是政治家，因此没有什么利益诉求，他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靠内心对上帝的绝对信赖和对宗教的绝对信仰，希望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对“得救”深信不疑。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性，以路德为代表的信徒们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使得教会那一套形式的、腐败的说教制度变得不堪一击。路德宣扬“因信称义”，强调信仰自由和人在信仰中与上帝的直接接触，通过使神具有人性而使人具有神性。这种人与神在精神（信仰）领域中自由交往的神秘主义，为西方近代的思想自由奠定了基础。
无论路德本人最初的意愿如何，他的“九十五条”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随后宗教改革在欧洲尤其在北欧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成了一支反天主教的势力——新教。
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文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尤其是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更有学者认为西方近代的思想自由、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和中产阶级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归功于宗教改革。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犬儒主义的信仰
犬儒主义（cynicism）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1]。最初犬儒主义的信仰是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
今天，犬儒主义却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现代犬儒主义者对社会“愤世嫉俗”，对世俗全盘接受但又讽刺挖苦，其实已经背离了古代犬儒主义对“善”的追求，“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不幸的是，现在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乏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但因个人的渺小和无力，不相信能改变现状，便随波逐流，选择适应和迎合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正义与现实的不断拉扯使他们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今天的犬儒主义其实是丧失了信仰，因为缺乏信心而陷入麻木和冷漠的状态。
执善固执和自存共存的理念是治疗现代犬儒主义的良方。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应对才能推进共存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充满希望，应该质疑现状，不要盲从传统或大众思想，而应该认真思考真正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汪行福. 理性的病变——对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的犬儒主义的批判[J]. 现代哲学, 2012, 134(4): 1-6.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一章 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第三章 “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
第六章 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第二篇 物竞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
第十二章 做梦的笛卡尔带出“天赋理念”
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做官的洛克带出“天赋自由”
第十五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第十六章 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第三篇 天择
第十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和解有望到和解绝望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第三十四章 大国盛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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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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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摘自本书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西方政教关系演变——罗马帝国时代
第八章是本书第二篇“物竞”的第一个章节。从结构上说，本章引出了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历史背景，并与后续的第九章、第十章共同论述了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从本章的内容上说，第一部分讲述了马丁·路德的个人经历和宗教改革基本过程；第二部分讨论了宗教改革中改革派的教义和继而引发的德国的宗教战争；第三部分重新演绎解释了“唯一真”，也可以说是寻找第二组文化基因的形成因素，其中包括时代心态，即现实功利、悲天悯人、犬儒冷漠，以及民族性格，即“动”“反”“极端”。
本章的基础是“唯一真”。教会的腐败导致“唯一真神”和“唯一真理”遭到质疑。但唯一真的文化基因没有改变，影响着西方人对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的反思。本章对宗教改革时期各个教派的教义进行了对比，各个教派的不同信仰在国家之间划下了新的边界。在这章里，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西方政教关系（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and church）演变与民族国家兴起的关系是什么？从《圣经》的翻译如何研究欧洲国家观念的起源？如何理解文化基因与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的关系？西方人民族性格中“反”的宗教起源和演变是什么？
以下我将讨论西方政教关系演变，由于篇幅有限，本篇着重分析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教关系。
研究政教关系，首先必须界定关键概念。政教关系，英文原意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在中文意义里，“政”不仅可以指具体的政治权力机构，也可以指抽象的政治文化或政治权力；“教”不仅可以指具体的某个宗教组织，也可以泛指世上所有宗教。本篇的政教关系指的是广义上的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国家”（state）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意义不同，本篇中指欧洲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国家形态，诸如城邦国家、帝国、封建国家、教会国家、君主制国家、民族国家等。
西方政教关系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文明中，普遍认为政府权力来自神灵，供奉神灵的神殿是城邦的象征，神殿祭司参与政治活动。古希腊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古罗马的兴起，古希腊多神教被古罗马引入。两个国家的宗教区别在于，古罗马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宗教功能主要是服务国家需要。
从公元前753年罗马王政时代开始，到公元380年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为止，在这1000多年间，罗马世俗政权始终保持对罗马多神教的绝对控制，而对于非主流宗教的外邦宗教并没有完全禁止，它们在罗马帝国的边疆行省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其中就包括基督宗教。基督宗教诞生后的300多年里，只是罗马帝国众多宗教的其中之一。不过在基督宗教表现出广泛的传播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后，罗马帝国对其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从刚开始的漠不关心到残酷镇压。特别是当罗马皇帝了解到基督宗教的教义，认识到其对帝国统治的威胁后，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但罗马帝国的镇压没有消灭基督宗教，基督宗教继续在社会下层和外邦人里传播。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us）试图通过改革稳定政权。戴克里先把罗马皇帝第一公民的头衔改为“主与神”。他把皇帝描绘成半神化身，并利用最高祭司的君权神授理念，来强化其皇位的合法性。不过，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策直接导致在他退位后帝国陷入内战。在内战期间，君士坦丁大帝出于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采取了保护、支持基督宗教的政策。他签署了“米兰赦令”，使基督宗教合法化。他大力支持教会，修建教堂，给予教会一系列特权，包括财产权、司法权等。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政策不仅体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也反映出基督宗教的发展程度。基督宗教在3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阶层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有了完整的教义、组织严密的教会、规模庞大的信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大教区，分布于罗马帝国东部。基督宗教的传播对象从社会下层扩展到社会上层的元老、贵族、富商和各级官吏，罗马帝国军队中也有大量基督徒。君士坦丁大帝清楚地认识到基督宗教这一政治力量。他的宗教政策使他获得了全国各个阶层基督徒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利用基督宗教赢得了四帝之战，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大帝完成了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他的宗教政策转为如何维护帝国的统一。此时的基督宗教显然已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大帝首先解决了基督教义与罗马皇帝神性的矛盾。基督教义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而罗马帝国多神教是崇拜罗马神祇和作为神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君权神授理论。他把对阿波罗的崇拜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本人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君士坦丁大帝利用教会宣称罗马皇帝是上帝的唯一代言人，强化了罗马皇帝的神性。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会组织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1]。这个政策迅速恢复了皇帝对帝国的控制，但创造了一个既属于世俗政权又属于教会的特殊官僚阶层。虽然早在内战时期，基督教会表示效忠于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2]。但君士坦丁大帝还是加强了对基督宗教的控制。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亚信经。罗马皇帝主持尼西亚公会议讨论教义，最终裁决并确定“圣三一论”。大会还确立了罗马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3]。不仅如此，君士坦丁大帝亲自管理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宗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帝国统一。除了仲裁基督宗教各个教派之间的矛盾，君士坦丁大帝也充当了基督宗教和罗马多神教之间的协调者。他所代表的王权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宗教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颁布《撒罗尼卡赦令》，基督宗教成为国教，罗马多神教被禁，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关系形成。基督宗教对于政教关系的观点与罗马帝国截然相反。基督徒认为罗马帝国的统一与秩序是神的刻意安排，使得基督之国可以建立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基督宗教理论界更是定义了政教关系。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年）在其著作《神的国度》中提出，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教权在君权之上。随着政教力量此消彼长，奥古斯丁的“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为西方政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宗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表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的镇压；第二阶段，罗马帝国利用基督宗教巩固统治。虽然罗马帝国意识到基督宗教对于帝国统治的威胁，但统一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宗教有绝对的控制力，形成君权高于教权、君权控制教权的政教关系。而基督教义则认为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教权在君权至上。但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以及教会力量的薄弱，教会建立“基督王国”理想只能停留在书面。这与中世纪欧洲世俗王国的分裂、各自为政和天主教对世俗政治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世俗政权的统一，是君权高于教权的保证。君权高于教权，有助于世俗政权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陈志强, 马巍. 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6): 125-134.
[2] 于可. 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2-34.
[3] 陈志强. 独特的拜占廷文明[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90-292.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出生在德国一个虔诚、严谨的家庭。1510年，他以优秀卓越的神童身份进入额富德大学堂（Erfurt）读书，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名为《圣经》的书，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读过这书，这书令路德大为惊奇，之前他以为教会所颂扬的经文已是全部的神的话语的传递，但在这书中他看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接触到的理念、神的启示，他心狂跳不已。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进行了抨击。路德不是政治家，因此没有什么利益诉求，他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靠内心对上帝的绝对信赖和对宗教的绝对信仰，希望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对“得救”深信不疑。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性，以路德为代表的信徒们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使得教会那一套形式的、腐败的说教制度变得不堪一击。路德宣扬“因信称义”，强调信仰自由和人在信仰中与上帝的直接接触，通过使神具有人性而使人具有神性。这种人与神在精神（信仰）领域中自由交往的神秘主义，为西方近代的思想自由奠定了基础。
无论路德本人最初的意愿如何，他的“九十五条”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随后宗教改革在欧洲尤其在北欧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成了一支反天主教的势力——新教。
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文化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尤其是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更有学者认为西方近代的思想自由、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和中产阶级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归功于宗教改革。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犬儒主义的信仰
犬儒主义（cynicism）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1]。最初犬儒主义的信仰是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
今天，犬儒主义却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现代犬儒主义者对社会“愤世嫉俗”，对世俗全盘接受但又讽刺挖苦，其实已经背离了古代犬儒主义对“善”的追求，“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不幸的是，现在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乏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但因个人的渺小和无力，不相信能改变现状，便随波逐流，选择适应和迎合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正义与现实的不断拉扯使他们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今天的犬儒主义其实是丧失了信仰，因为缺乏信心而陷入麻木和冷漠的状态。
执善固执和自存共存的理念是治疗现代犬儒主义的良方。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应对才能推进共存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充满希望，应该质疑现状，不要盲从传统或大众思想，而应该认真思考真正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汪行福. 理性的病变——对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的犬儒主义的批判[J]. 现代哲学, 2012, 134(4): 1-6.
作者：陈书琳，山东建筑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讲师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目录
第一篇 源头
第一章 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
第三章 “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
第五章 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真”与“唯一”
第六章 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第二篇 物竞
第八章 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
第十章 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
第十二章 做梦的笛卡尔带出“天赋理念”
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做官的洛克带出“天赋自由”
第十五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第十六章 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第三篇 天择
第十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和解有望到和解绝望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第四篇 适者？
第二十二章 资本世界：功利文明全球化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
第五篇 生存？
第二十六章 个人：小我与大我、公众与公共
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自由与平等
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第三十一章 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第三十二章 法治、人权是资本主义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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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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