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读书心得
以下文章选自《四季碎碎念》
栖逸第十八
汉末大乱，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南北分裂，魏晋纷纭不定，士大夫群体希求隐居避世、明哲保身；儒家经学统治地位渐渐没落，名教、佛教、道教盛行，玄学盛极一时。人们思想随之流变，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深情。
《世说新语》是鲁迅笔下“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句中“中国的风流宝鉴”，三十六门，上千故事，字里行间遍现时人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和漂亮的风貌。
魏晋风流，名士在外显露清谈、饮酒、服药之举，而内隐则向往高逸飘然之姿。他们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即是隐逸。
纵浪大化，曾于庄子的鲲鹏扶摇里憧憬逍遥，也有物我偕我的渴慕自在。于是手执一卷，追寻魏晋风度，暂忘尘世喧嚣，体味几场超脱的美好。
隐逸山林共由17个小故事零件构成一个小部落，鉴于编采者们的中庸客观，所选事件，其含褒贬，无一不给读者了解当时的精神气度与人物风貌提供了有力养料。
寄托于山水自然之乐，往往是抛却案牍劳形、丝竹乱耳，人体的器官便是与自然、人群沟通的最好媒介。
在第一则里，魏晋士人狂放，往往意趣恬适、属意山水，而高超的精神又衍生出脱俗的言行—挥麈玄谈、登高临远，逞其洒脱胸襟。阮籍寻传闻真人考古谈教而无应，以长啸对则有答—甚至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可见其不拘泥形式，心意相交在于共同的兴趣，神交往往并不借助过多的言语，因为言语总是显得滞笨，不抵自然的造化令精神气质得以舒展。
而第六则写王羲之论阮裕“此君近不惊荣辱”，相比古代深藏不露的隐者沈冥也毫不逊色。阮者只在凭心感受，而又并不过多惊扰于心，故而能够做到超凡脱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第十七则郗恢夸赞谢敷“累心处都尽”也是同样道理。无所求，便能云淡风轻。
面对隐逸，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有不同追求，有人心如磐石，毫无转移。
嵇康因拒绝出仕，以“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作为理由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第三则；而第九则翟汤少时好友周邵断绝往来，只因好友入仕。第五则有“骠骑将军第以高情避世”，何充将军劝其为官，其弟却认为自己清名可矣，“何必减骠骑”。
面对官场浮沉，隐士们是“逃离”的状态，不愿为官的态度极其坚决，名利官场的对他们仅有累赘桎梏，仅有不在意讨之，甚至厌弃。总有有人逆志，有人因外物的招引而摇摆。而一个看清本心的人，总是会一往无前、持续蓄力，哪怕“粗缯大布裹生涯”，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但隐逸的人总在路上，有人一直在走，有人后来居上，有人半路转头，精神之水是灵活的，而名士们对于自己身份的标签亦是。
第四则：李廞“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王相因高名招礼、辟为府掾，宗子便由隐士而出仕。第七则：“孔郎庙”是为车骑将军孔愉所造，人们感怀于他“少有嘉遁意”，隐居时独寝，以歌唱来规戒自己，常游览名山。
这样的人，为官者便失去了隐士的美名了吗？并非。有的是迫于自身状况而无法很好地进入仕途，便须借助外力——美誉。但也事事都非“空穴来风”，总要有配得上的“装裱”，实在的风貌才能被美誉冠之；虽后为官，却曾有隐居之实，且相比常人确有境界。
刘驎之在第八则里的所作所为不禁令我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高超率真、通晓史事，答应为官所接受钱财却尽数分发给穷困贫乏之人，而抵达为官之地也能全身而退。与民同乐的隐居欢愉，旁人自是不知；便如第十二则里的戴逵与哥哥，也“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这便是个人自有个人的格局所在，隐逸有高下之分，向来也是个人洞见。
人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一个时代格局的一定程度反映，政治社会格局对于人们归隐，既有助推，也有阻挠。
譬如十四则里：范宣应对韩伯的“诱入郡”，唯有“车后趋下”应对之；在第二则，道士孙登同游告诫嵇康“君才则高，保身之道不足”，才多识寡需晦才保身，众醉独醒无法为时所容。第十则，孟万年盛名当世，京邑人士欲见其弟，谎报哥哥孟嘉病重，而见其贤，谓：“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便能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名士隐逸的推崇，有玄学作为基础，隐逸便格外高尚，合乎自然。为政者征辟品行高洁之士费尽心神，而超脱之士更是放浪形骸、不拘于迹。这是不免矛盾的。谢安隐居东山应桓温征辟出山，被讥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甚有愧色”，可见隐逸作为清高的代名词普遍存在于魏晋名士之间。故而有征收，也有抗拒，大概这便是风度与官场的较量，风流的张力所在。
隐士古已有之，有的不盼入仕，反而漠视世事；有的是猎取美名，以待擢升；有的是“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有言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诚然，“内足于”才是隐逸的最高价值追求，不论身处何地，游于几时，唯有笃守于心的栖逸，方为真我。
我们总会期待，栖逸远不是山林外物，而是内心白云麇集、一片澄澈。
栖逸第十八
汉末大乱，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南北分裂，魏晋纷纭不定，士大夫群体希求隐居避世、明哲保身；儒家经学统治地位渐渐没落，名教、佛教、道教盛行，玄学盛极一时。人们思想随之流变，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深情。
《世说新语》是鲁迅笔下“名士的教科书”，冯友兰句中“中国的风流宝鉴”，三十六门，上千故事，字里行间遍现时人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和漂亮的风貌。
魏晋风流，名士在外显露清谈、饮酒、服药之举，而内隐则向往高逸飘然之姿。他们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即是隐逸。
纵浪大化，曾于庄子的鲲鹏扶摇里憧憬逍遥，也有物我偕我的渴慕自在。于是手执一卷，追寻魏晋风度，暂忘尘世喧嚣，体味几场超脱的美好。
隐逸山林共由17个小故事零件构成一个小部落，鉴于编采者们的中庸客观，所选事件，其含褒贬，无一不给读者了解当时的精神气度与人物风貌提供了有力养料。
寄托于山水自然之乐，往往是抛却案牍劳形、丝竹乱耳，人体的器官便是与自然、人群沟通的最好媒介。
在第一则里，魏晋士人狂放，往往意趣恬适、属意山水，而高超的精神又衍生出脱俗的言行—挥麈玄谈、登高临远，逞其洒脱胸襟。阮籍寻传闻真人考古谈教而无应，以长啸对则有答—甚至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可见其不拘泥形式，心意相交在于共同的兴趣，神交往往并不借助过多的言语，因为言语总是显得滞笨，不抵自然的造化令精神气质得以舒展。
而第六则写王羲之论阮裕“此君近不惊荣辱”，相比古代深藏不露的隐者沈冥也毫不逊色。阮者只在凭心感受，而又并不过多惊扰于心，故而能够做到超凡脱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第十七则郗恢夸赞谢敷“累心处都尽”也是同样道理。无所求，便能云淡风轻。
面对隐逸，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有不同追求，有人心如磐石，毫无转移。
嵇康因拒绝出仕，以“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作为理由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第三则；而第九则翟汤少时好友周邵断绝往来，只因好友入仕。第五则有“骠骑将军第以高情避世”，何充将军劝其为官，其弟却认为自己清名可矣，“何必减骠骑”。
面对官场浮沉，隐士们是“逃离”的状态，不愿为官的态度极其坚决，名利官场的对他们仅有累赘桎梏，仅有不在意讨之，甚至厌弃。总有有人逆志，有人因外物的招引而摇摆。而一个看清本心的人，总是会一往无前、持续蓄力，哪怕“粗缯大布裹生涯”，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但隐逸的人总在路上，有人一直在走，有人后来居上，有人半路转头，精神之水是灵活的，而名士们对于自己身份的标签亦是。
第四则：李廞“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王相因高名招礼、辟为府掾，宗子便由隐士而出仕。第七则：“孔郎庙”是为车骑将军孔愉所造，人们感怀于他“少有嘉遁意”，隐居时独寝，以歌唱来规戒自己，常游览名山。
这样的人，为官者便失去了隐士的美名了吗？并非。有的是迫于自身状况而无法很好地进入仕途，便须借助外力——美誉。但也事事都非“空穴来风”，总要有配得上的“装裱”，实在的风貌才能被美誉冠之；虽后为官，却曾有隐居之实，且相比常人确有境界。
刘驎之在第八则里的所作所为不禁令我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高超率真、通晓史事，答应为官所接受钱财却尽数分发给穷困贫乏之人，而抵达为官之地也能全身而退。与民同乐的隐居欢愉，旁人自是不知；便如第十二则里的戴逵与哥哥，也“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这便是个人自有个人的格局所在，隐逸有高下之分，向来也是个人洞见。
人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一个时代格局的一定程度反映，政治社会格局对于人们归隐，既有助推，也有阻挠。
譬如十四则里：范宣应对韩伯的“诱入郡”，唯有“车后趋下”应对之；在第二则，道士孙登同游告诫嵇康“君才则高，保身之道不足”，才多识寡需晦才保身，众醉独醒无法为时所容。第十则，孟万年盛名当世，京邑人士欲见其弟，谎报哥哥孟嘉病重，而见其贤，谓：“少孤如此，万年可死。”
便能看出，当时社会对于名士隐逸的推崇，有玄学作为基础，隐逸便格外高尚，合乎自然。为政者征辟品行高洁之士费尽心神，而超脱之士更是放浪形骸、不拘于迹。这是不免矛盾的。谢安隐居东山应桓温征辟出山，被讥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甚有愧色”，可见隐逸作为清高的代名词普遍存在于魏晋名士之间。故而有征收，也有抗拒，大概这便是风度与官场的较量，风流的张力所在。
隐士古已有之，有的不盼入仕，反而漠视世事；有的是猎取美名，以待擢升；有的是“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有言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诚然，“内足于”才是隐逸的最高价值追求，不论身处何地，游于几时，唯有笃守于心的栖逸，方为真我。
我们总会期待，栖逸远不是山林外物，而是内心白云麇集、一片澄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