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不就是你的黄金时代？
以下文章选自《央视新闻》
她才华横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身世坎坷，在命运的漩涡中，纵百般腾挪，也终一步步走向悲剧。“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的今日，作家萧红病逝。关于她那冰封的“黄金时代”传说，正在一点点解冻……
《只要严冬一到》 作者 / 萧红
节选自其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
手背同大地一样，被冻出了无数裂口。
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人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走得担心受怕，颤颤惊惊。
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
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
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得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
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
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天再冷下去，一切就变了样。
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
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
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
远望出去一片白。从一村到一村，根本看不见。
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呼兰河，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一年之中四个月飘着白雪”的小县城，就是萧红的故乡。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九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之于她，万不是温暖所在，“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甚至年幼的小萧红经过他时，怯到觉得自己“身上生了针刺一样”。
童年因此而生出的“冻疮”，祖父温暖多纹的双手来捂暖。挨了打，她就躲进祖父的房里，围着暖炉，听祖父读诗篇……“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她说，“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小时祖父安抚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可长大后的她说“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二十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到北平求学。而她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
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
在绝望中萧红向报纸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她，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萧军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
△1935年春萧红与萧军在上海
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亦是知己。
由于萧红与萧军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两人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且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
鲁迅赏识萧红的文学天分，誉她为“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将她与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作家，促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亲自为之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
这份肯定对于缺乏自信的萧红来说，尤为珍贵。隐在上海老弄堂里的鲁迅寓所，无异于萧红身心停泊的港湾。鲁迅生前待她慈爱，甚至为她的穿衣搭配出主意。
△1936年萧红与许广平
1936年7月，在萧红为萧军出轨而气苦，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之时，是鲁迅建议她去日本疗养。三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离世后六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留下遗嘱：希望葬在鲁迅先生墓旁。但时局不允许，她的愿望始终未实现。
只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透露出对她“不懂事”的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流亡，那个年代千百万东北人共同的命运。萧红乃至东北作家群，作为这个大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作战的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六年的恋情，与同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六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纷乱、生活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
△1938年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旅居香港，期间以细腻的笔触写成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书里对自私茫然过活的百姓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着思乡之愁。作家金庸曾写道“《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的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萧红之前落下的肺病急遽恶化，端木才真正“成长”起来，在兵荒马乱中带萧红四处求医、为筹集医药费而奔走。
9月，她在病榻写下《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为了失去的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流亡中的持守，艰困中的信心，在这般紧贴生命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中，擦亮无数晦暗的心。
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一所简陋的法国医院临时救护站，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留下满怀苦楚，“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不甘，不甘……不甘于何？
她的“黄金时代”才刚刚起步。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书信片段。
“黄金时代”，究竟指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无从得知。只身飘零他乡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可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她才华横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身世坎坷，在命运的漩涡中，纵百般腾挪，也终一步步走向悲剧。“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的今日，作家萧红病逝。关于她那冰封的“黄金时代”传说，正在一点点解冻……
《只要严冬一到》 作者 / 萧红
节选自其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
手背同大地一样，被冻出了无数裂口。
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人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走得担心受怕，颤颤惊惊。
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
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
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得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
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
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天再冷下去，一切就变了样。
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
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
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
远望出去一片白。从一村到一村，根本看不见。
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呼兰河，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一年之中四个月飘着白雪”的小县城，就是萧红的故乡。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九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之于她，万不是温暖所在，“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甚至年幼的小萧红经过他时，怯到觉得自己“身上生了针刺一样”。
童年因此而生出的“冻疮”，祖父温暖多纹的双手来捂暖。挨了打，她就躲进祖父的房里，围着暖炉，听祖父读诗篇……“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她说，“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小时祖父安抚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可长大后的她说“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二十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到北平求学。而她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
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
在绝望中萧红向报纸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她，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萧军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
△1935年春萧红与萧军在上海
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亦是知己。
由于萧红与萧军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两人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且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
鲁迅赏识萧红的文学天分，誉她为“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将她与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作家，促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亲自为之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
这份肯定对于缺乏自信的萧红来说，尤为珍贵。隐在上海老弄堂里的鲁迅寓所，无异于萧红身心停泊的港湾。鲁迅生前待她慈爱，甚至为她的穿衣搭配出主意。
△1936年萧红与许广平
1936年7月，在萧红为萧军出轨而气苦，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之时，是鲁迅建议她去日本疗养。三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离世后六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留下遗嘱：希望葬在鲁迅先生墓旁。但时局不允许，她的愿望始终未实现。
只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透露出对她“不懂事”的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流亡，那个年代千百万东北人共同的命运。萧红乃至东北作家群，作为这个大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作战的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六年的恋情，与同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六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纷乱、生活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
△1938年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旅居香港，期间以细腻的笔触写成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书里对自私茫然过活的百姓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着思乡之愁。作家金庸曾写道“《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的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萧红之前落下的肺病急遽恶化，端木才真正“成长”起来，在兵荒马乱中带萧红四处求医、为筹集医药费而奔走。
9月，她在病榻写下《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为了失去的土地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流亡中的持守，艰困中的信心，在这般紧贴生命的动情诉说与热切向往中，擦亮无数晦暗的心。
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一所简陋的法国医院临时救护站，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留下满怀苦楚，“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不甘，不甘……不甘于何？
她的“黄金时代”才刚刚起步。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书信片段。
“黄金时代”，究竟指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无从得知。只身飘零他乡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可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