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良工心独苦,辩以明公理
以下文章选自《东方生命研究院》
良工心独苦,辩以明公理
文/一省
在学习了“儒家经典公益课——阳明心要”之后,我遵从心灵的呼唤,继续学习了儒家经典视频课“王阳明传记”和“《传习录》”,可谓满载而归。我数次想动笔书写心得,又数次搁笔,原因无他,只是畏叹于潘麟先生此次讲学之字字入髓、滴滴归源,我实在难以窥见先生学问之藩篱。
“阳明心要”系列课程,系统梳理了从中华文明肇始之初的“十六字心传”至宋代的“鹅湖之会”,再从明朝王阳明再创心学到近代熊十力师生努力复兴儒学之过程中完整的儒家文化脉络,也讲述了中华文明的二次歧出历程,以及儒佛道三家学问之异同。此外,课程还引领世人于精微处明辨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之区别,以及东西方两种文明体系之不同性质与功能,从而有理有据地揭示出中华文明是扎根于生命(心性)的文明,是让人人都能实现道德觉醒的文明,是使人类获得终极自由的文明。课程带领我从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本质,又带领我从存在的、终极的角度去重新认识生命,让我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乃至时代责任,并将其落实于生活中的时时处处。
由于深谙此次课程深远的历史意义,复因学力浅陋,使我无论如何落笔都感到语言和思维充满了临时性、支离性,而滞于言句、封于识解,不能表达出此课程智慧的万分之一,因此只能从无限启迪中,从潘麟先生不得已之“辩”的角度来总结一二,以管窥此次课程之精彩。
■ 治学之明辨
整个儒家经典系列视频课似一明镜,不仅能照见自身三观之晦暗,更能照见社会上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之荒谬。学完课程,方明“何谓为己之学”,“何谓传道、授业、解惑”。先生在课堂上言传身教,展现了一位儒者的治学、做人之风范。
首先,先生的授课无闪烁其词处。“阳明心学”已大热十年,被许多学者所共同回避、含糊以对的“心学”之“心”该如何定义?这从课程伊始就被正面解答了,学习者听得明明白白,感到畅快淋漓。要在众所规避处直言不讳,足见先生之学力与工夫之所在,也可见先生大无畏之文化担当精神之所在。执笔者如执刀,纤毫不昧,仅此一点,在当今异常浮躁的时代就实属难得。而作为大众,我们中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儒者极其可贵的品质?这究竟是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少工夫,才换来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就应当学习这样的精神,培养我们的思考力、拣择力、担当力,从严治学。治学之风的好坏取决于这个时代的每个人是否真正热爱读书,是否懂得读书,是否愿意苦读书。
其次,先生的授课公正严谨。《传习录》的版本多达上百种,虽然本次课程已选择了相对接近原貌的版本,但因阳明心学是生命之学,是儒家实修实证之学问,而如今大部分注解者缺乏长期笃实的践履工夫,习惯性以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东方圣学,故存在许多谬误。先生不得不对这些偏颇之处一一考证,并重新讲解以恢复其本义。到了课程后期,我惊觉自己也能在先生指出错谬之前发现哪些注解明显有偏差以及错在哪里。这不得不说是个可以实实在在自验的收获。课前,我已三次研读《王守仁评传》和《传习录》,却依然人云亦云,不曾发现这么多的错处。可见是自己平时读书太少、用功太浅,多年来养成了懒于思考、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所致。它们如附骨之毒,时刻阻碍着我的修学,使我不能长进。盖因此前的我未曾立志,未能省察而将其根拔出来。此处便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野处啊。我在课程选用的教材书上记了满满的笔记,课后,我将它们珍重置于家中书架的高处,深感课上听到的注解笔记价值千金,当留给儿孙传家共读。
再次,先生对讲学时所涉思想家的评价皆无私无偏。真理者,超越时空、颠扑不破之谓也。每一位圣人皆因彰显了先验智慧而通达生命真理,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但也因其身处特定的时空而受限于时代,其思想也难免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课堂里每遇阳明先生不能清晰回答先验智慧与经验智慧之区别这一症结时,或当阳明先生溺于门户之见并在治学不明的情况下盲目贬低佛家和道家学问时,潘麟先生必毫不留情地指出阳明先生的不足之处。
此外,先生对儒家的臧否也很公正。先生指出儒家虽注重历史,却缺乏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洞察,发展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经验智慧之结晶,使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得不到质的改变。究其根本,是因为儒家只注重先验智慧,不注重经验智慧所致。对于儒者盲目迷信上古时代和其轻视经验智慧的言行,先生予以了公正的批评。其公正明辨,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先生学深如海,除了通达儒、佛、道等东方文化,也深谙西方心理学和西方哲学,因此先生并非是以坐井观天的态度对当今许多流行的观点随意附和下结论,而是对其进行了诘问。例如,为何我们不能擅自谈论儒、佛、道三家是一家或不是一家?为什么自然科学必诞生于西方?什么是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它的研究停留在哪个高度,是否究竟?西方心理学关于心理疾病患病的标准是何时诞生的?心理疾病痊愈的标准又是什么?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哲学何以有别于东方生命学?……先生的一切讲授都不限于陈述观点,而是有着客观的依据与深刻的思考。因此,整个课堂也是一场跨时空、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文化盛宴和通识盛宴。
凡此种种学问之明辨,举不胜举。如先生所说,所有的学问从治学之初,我们就必须明确它的起点和归宿,必须透彻学习它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和关节。作为思想家,则要回溯到文明进程中上一代思想家的扭结处、中断处来继续思考,继续前行;作为讲学者,则应清晰、透彻地研究讲学所涉的每一个问题,言之有据。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数十年甚至半生安于治学之寂寞并不断努力。因此,步入这样庄严的课堂,作为学习者,我深深地感到被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 理异而果二
自2016年接触先生思想,我就发现先生自2012年归国后,在其参与的各类文化活动、公开讲学和采访,以及先生的著作中,都一直在反复阐明和廓清人类存在的两种智慧——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告知我们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万不可混淆。
“经验智慧”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心”,是后天形而下之“心”,亦为“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人心”。它起始于感官,升华为知性。一个人通过长期的见闻、逻辑与推理之积累和训练,培养出对外界知识与信息之整理、归纳、判断、分析、整合、反省等能力。此“心”认知之真理是客体世界(又名“现象世界”“物理世界”“形下世界”)中的事物形构之理,发展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果是把人类从自然界和社会的重重压迫与束缚中解脱出来,给人类带来外解放——外在于我们的客体世界之解放。
“先验智慧”来自人人本有的先天之心、形而上之心,此即为“十六字心传”中的“道心”。此“心”认知的真理是主体世界之理,即事物存在之理,事物的存在属性和存在关系等本体真理,发展出了生命科学。此“心”的认知方式是超越式直觉和反省式觉知,其认知结果是有效地将人们从身心的重重异化与局限中解放出来,给人类带来内解放——生命的彻底解放(生命终极觉醒与圆满)、人生终极关怀之实现。东方文化孕育的儒、佛、道三家学问,皆隶属于生命科学,有着博大的义理体系和完备的实践标准。(详情请参见潘麟先生生命科学系列经典著作和《新国学宣言》《为什么反对“用西方文化解释东方文化,用自然科学解释生命科学”》等文章。)
课前,我对此两种智慧在概念之区别上已不再陌生,然而经“阳明心要”系列视频课学习,我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认识是肤浅的、僵死的,并未切实理解先生花费多年心血去阐明二者之苦心。此前,我仅仅是从文字句义上理解这两种智慧,或从日常生活和社会上流行的现象里观察到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来解释生命科学所带来的流弊,但这是有限的,支离的。文化是历史之沉淀、积累和延续,不深入历史,就无法彻上彻下地了解文化的轨迹。
《传习录》里记录的都是王阳明与其弟子间的日常问答,而本次课程应是自阳明心学问世以来,首次逐字逐句地讲解《传习录》。因此,在先生的引领下走进《传习录》,我才立体而细微地看到每一例问答都鲜活地呈现出因混淆了两种智慧而给古人们带来的重重困扰,以致他们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生命、学问以及生活。整部《传习录》,实质上是延续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辩”。“鹅湖之辩”实际是一场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之辩,但由于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智慧,致使他们只是各说各话,谁都无法说服对方,就注定了它是一场无法汇通的对话。儒学本是先验智慧之学,却被朱熹硬生生地错解、改造成了形而下的经验智慧之学,导致儒学失其宗旨。后来朱学成为官学,天下学子学习的都不再是正宗儒学,而是经由朱熹错解、改造之后的儒学。朱熹之误一直贻害到阳明的时代。阳明先生的弟子也大多受朱子影响,思维出现了诸多混乱和困惑,迫使阳明先生不得不去努力纠正。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后一位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在试图还原儒家本源时,都葛藤缠绕,多有缺失。
阳明殁后,圣学迅速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后学无法分清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误用经验智慧来肢解圣学,岂不南辕北辙?课堂上不断响起叹息声,此起彼伏,有时先生只是朗读完原文,尚未开口,我们已集体会心大笑,而后又无奈且心酸地摇头。古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这段历史如鲜活的画面,纷至沓来,古今生命就这样跨越时光在此相遇。虽然我们学习者有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但完全不影响在课堂上的同频共振。也唯有如此之经历,我才超越了句义,不再干瘪瘪地对两种智慧和对建立在此两种智慧之上的东西方文明作生硬的定义和形式上的区分。
圣学乃生命之学,它必定是鲜活的、全息的、引起共鸣的,它存活于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我们是怎么把它弄丢的?此病此痛在自身自心上,它怎么可能只是供闲暇里随意了解一下,与生命挂空的无关之学?数代以来,即使是对历史、文化颇有涉猎者,也鲜有人全面、细致而深入地考证中华数千年之文脉。若我们仅仅依靠一点热情读读《中国通史》,看看某家某学的几本著作,学学他人盲人摸象般作出的文章和观点,是无法培养出高深的学术素养和全面深刻的历史观的,即使我们读了车载斗量的书,也不过是套上更厚重的意识模式而陷于书山识海中不得而出罢了。几百年来,有多少硕儒、学者、思想家不是溺于此?!唯有受到强烈大爱和使命感之驱使,数十年如一日地以生命读书、以生命实证之人,方能冲破千年文明之迷雾、时代之黑暗、人心之堕落而将圣学复兴于世。今天,有幸走进课程的学子都借助了无数先贤和先生的慧眼与肩膀,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去透视文明文化,也让个体生命来到了重要的蜕变时刻——立志成为圣贤。如何不欣喜?如何不难忘?如何不震撼?
生命的内涵是超越二元之真、善、美。此“善”即是儒家所注重的“道德”(指先天本有之自律道德),这是我们获得生命全面觉醒的入手处,也是终点处。如《尚书》的八个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言,若想获得自身存在的自洽性与圆满性,人人皆需修身养德,通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来调心、炼心、觉心,格物以致良知,下学而上达,与道德(良知、心性)打成一片。儒家不离常道,以伦理觉醒引发道德觉醒,道德觉醒便是生命觉醒,从而圆满生命。课堂上有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中华文明乃是诞生于二河五岳的文明。”一方文明养一方人,中华文明的胎记和基因已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生命之中。归根结底,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唯有自觉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重新续接中华道统,复兴中华文明于当世,方不负圣贤之教化!
经验智慧虽然能够大力推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但因此智本质是自我的、局限的,故我们若过分追求经验智慧,往而不返的结果就是让无限丰富的生命世界越来越物质化、机械化、空洞化和碎片化。对此,先生指出: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必须同时注重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的发展,人类才能获得真圆满。故曰,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之辩是人类文明不容回避的真理之辩,是生死关头之辩:不辩无以明天下之公言公理,无以扭转、化除人性中的黑暗,无以彰显、贞定生命中的光明,无以回归人类文明发展之正途,无以开风气、牖民智。
《传习录》中,王阳明默坐良久,评价文中子续写六经的发心是“良工心独苦”。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所为何也?孟子岂好辩哉?皆不得已而“辩”也。千古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若明先生讲学用心之良苦,我等岂能错过?岂能传而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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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工心独苦,辩以明公理
文/一省
在学习了“儒家经典公益课——阳明心要”之后,我遵从心灵的呼唤,继续学习了儒家经典视频课“王阳明传记”和“《传习录》”,可谓满载而归。我数次想动笔书写心得,又数次搁笔,原因无他,只是畏叹于潘麟先生此次讲学之字字入髓、滴滴归源,我实在难以窥见先生学问之藩篱。
“阳明心要”系列课程,系统梳理了从中华文明肇始之初的“十六字心传”至宋代的“鹅湖之会”,再从明朝王阳明再创心学到近代熊十力师生努力复兴儒学之过程中完整的儒家文化脉络,也讲述了中华文明的二次歧出历程,以及儒佛道三家学问之异同。此外,课程还引领世人于精微处明辨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之区别,以及东西方两种文明体系之不同性质与功能,从而有理有据地揭示出中华文明是扎根于生命(心性)的文明,是让人人都能实现道德觉醒的文明,是使人类获得终极自由的文明。课程带领我从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本质,又带领我从存在的、终极的角度去重新认识生命,让我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乃至时代责任,并将其落实于生活中的时时处处。
由于深谙此次课程深远的历史意义,复因学力浅陋,使我无论如何落笔都感到语言和思维充满了临时性、支离性,而滞于言句、封于识解,不能表达出此课程智慧的万分之一,因此只能从无限启迪中,从潘麟先生不得已之“辩”的角度来总结一二,以管窥此次课程之精彩。
■ 治学之明辨
整个儒家经典系列视频课似一明镜,不仅能照见自身三观之晦暗,更能照见社会上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之荒谬。学完课程,方明“何谓为己之学”,“何谓传道、授业、解惑”。先生在课堂上言传身教,展现了一位儒者的治学、做人之风范。
首先,先生的授课无闪烁其词处。“阳明心学”已大热十年,被许多学者所共同回避、含糊以对的“心学”之“心”该如何定义?这从课程伊始就被正面解答了,学习者听得明明白白,感到畅快淋漓。要在众所规避处直言不讳,足见先生之学力与工夫之所在,也可见先生大无畏之文化担当精神之所在。执笔者如执刀,纤毫不昧,仅此一点,在当今异常浮躁的时代就实属难得。而作为大众,我们中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儒者极其可贵的品质?这究竟是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少工夫,才换来的成就?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就应当学习这样的精神,培养我们的思考力、拣择力、担当力,从严治学。治学之风的好坏取决于这个时代的每个人是否真正热爱读书,是否懂得读书,是否愿意苦读书。
其次,先生的授课公正严谨。《传习录》的版本多达上百种,虽然本次课程已选择了相对接近原貌的版本,但因阳明心学是生命之学,是儒家实修实证之学问,而如今大部分注解者缺乏长期笃实的践履工夫,习惯性以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东方圣学,故存在许多谬误。先生不得不对这些偏颇之处一一考证,并重新讲解以恢复其本义。到了课程后期,我惊觉自己也能在先生指出错谬之前发现哪些注解明显有偏差以及错在哪里。这不得不说是个可以实实在在自验的收获。课前,我已三次研读《王守仁评传》和《传习录》,却依然人云亦云,不曾发现这么多的错处。可见是自己平时读书太少、用功太浅,多年来养成了懒于思考、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所致。它们如附骨之毒,时刻阻碍着我的修学,使我不能长进。盖因此前的我未曾立志,未能省察而将其根拔出来。此处便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野处啊。我在课程选用的教材书上记了满满的笔记,课后,我将它们珍重置于家中书架的高处,深感课上听到的注解笔记价值千金,当留给儿孙传家共读。
再次,先生对讲学时所涉思想家的评价皆无私无偏。真理者,超越时空、颠扑不破之谓也。每一位圣人皆因彰显了先验智慧而通达生命真理,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但也因其身处特定的时空而受限于时代,其思想也难免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课堂里每遇阳明先生不能清晰回答先验智慧与经验智慧之区别这一症结时,或当阳明先生溺于门户之见并在治学不明的情况下盲目贬低佛家和道家学问时,潘麟先生必毫不留情地指出阳明先生的不足之处。
此外,先生对儒家的臧否也很公正。先生指出儒家虽注重历史,却缺乏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洞察,发展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经验智慧之结晶,使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得不到质的改变。究其根本,是因为儒家只注重先验智慧,不注重经验智慧所致。对于儒者盲目迷信上古时代和其轻视经验智慧的言行,先生予以了公正的批评。其公正明辨,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先生学深如海,除了通达儒、佛、道等东方文化,也深谙西方心理学和西方哲学,因此先生并非是以坐井观天的态度对当今许多流行的观点随意附和下结论,而是对其进行了诘问。例如,为何我们不能擅自谈论儒、佛、道三家是一家或不是一家?为什么自然科学必诞生于西方?什么是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它的研究停留在哪个高度,是否究竟?西方心理学关于心理疾病患病的标准是何时诞生的?心理疾病痊愈的标准又是什么?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哲学何以有别于东方生命学?……先生的一切讲授都不限于陈述观点,而是有着客观的依据与深刻的思考。因此,整个课堂也是一场跨时空、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文化盛宴和通识盛宴。
凡此种种学问之明辨,举不胜举。如先生所说,所有的学问从治学之初,我们就必须明确它的起点和归宿,必须透彻学习它所涉及的所有领域和关节。作为思想家,则要回溯到文明进程中上一代思想家的扭结处、中断处来继续思考,继续前行;作为讲学者,则应清晰、透彻地研究讲学所涉的每一个问题,言之有据。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数十年甚至半生安于治学之寂寞并不断努力。因此,步入这样庄严的课堂,作为学习者,我深深地感到被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 理异而果二
自2016年接触先生思想,我就发现先生自2012年归国后,在其参与的各类文化活动、公开讲学和采访,以及先生的著作中,都一直在反复阐明和廓清人类存在的两种智慧——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告知我们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万不可混淆。
“经验智慧”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心”,是后天形而下之“心”,亦为“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人心”。它起始于感官,升华为知性。一个人通过长期的见闻、逻辑与推理之积累和训练,培养出对外界知识与信息之整理、归纳、判断、分析、整合、反省等能力。此“心”认知之真理是客体世界(又名“现象世界”“物理世界”“形下世界”)中的事物形构之理,发展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果是把人类从自然界和社会的重重压迫与束缚中解脱出来,给人类带来外解放——外在于我们的客体世界之解放。
“先验智慧”来自人人本有的先天之心、形而上之心,此即为“十六字心传”中的“道心”。此“心”认知的真理是主体世界之理,即事物存在之理,事物的存在属性和存在关系等本体真理,发展出了生命科学。此“心”的认知方式是超越式直觉和反省式觉知,其认知结果是有效地将人们从身心的重重异化与局限中解放出来,给人类带来内解放——生命的彻底解放(生命终极觉醒与圆满)、人生终极关怀之实现。东方文化孕育的儒、佛、道三家学问,皆隶属于生命科学,有着博大的义理体系和完备的实践标准。(详情请参见潘麟先生生命科学系列经典著作和《新国学宣言》《为什么反对“用西方文化解释东方文化,用自然科学解释生命科学”》等文章。)
课前,我对此两种智慧在概念之区别上已不再陌生,然而经“阳明心要”系列视频课学习,我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认识是肤浅的、僵死的,并未切实理解先生花费多年心血去阐明二者之苦心。此前,我仅仅是从文字句义上理解这两种智慧,或从日常生活和社会上流行的现象里观察到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来解释生命科学所带来的流弊,但这是有限的,支离的。文化是历史之沉淀、积累和延续,不深入历史,就无法彻上彻下地了解文化的轨迹。
《传习录》里记录的都是王阳明与其弟子间的日常问答,而本次课程应是自阳明心学问世以来,首次逐字逐句地讲解《传习录》。因此,在先生的引领下走进《传习录》,我才立体而细微地看到每一例问答都鲜活地呈现出因混淆了两种智慧而给古人们带来的重重困扰,以致他们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生命、学问以及生活。整部《传习录》,实质上是延续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辩”。“鹅湖之辩”实际是一场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之辩,但由于朱熹和陆九渊并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智慧,致使他们只是各说各话,谁都无法说服对方,就注定了它是一场无法汇通的对话。儒学本是先验智慧之学,却被朱熹硬生生地错解、改造成了形而下的经验智慧之学,导致儒学失其宗旨。后来朱学成为官学,天下学子学习的都不再是正宗儒学,而是经由朱熹错解、改造之后的儒学。朱熹之误一直贻害到阳明的时代。阳明先生的弟子也大多受朱子影响,思维出现了诸多混乱和困惑,迫使阳明先生不得不去努力纠正。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后一位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在试图还原儒家本源时,都葛藤缠绕,多有缺失。
阳明殁后,圣学迅速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后学无法分清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误用经验智慧来肢解圣学,岂不南辕北辙?课堂上不断响起叹息声,此起彼伏,有时先生只是朗读完原文,尚未开口,我们已集体会心大笑,而后又无奈且心酸地摇头。古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这段历史如鲜活的画面,纷至沓来,古今生命就这样跨越时光在此相遇。虽然我们学习者有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但完全不影响在课堂上的同频共振。也唯有如此之经历,我才超越了句义,不再干瘪瘪地对两种智慧和对建立在此两种智慧之上的东西方文明作生硬的定义和形式上的区分。
圣学乃生命之学,它必定是鲜活的、全息的、引起共鸣的,它存活于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我们是怎么把它弄丢的?此病此痛在自身自心上,它怎么可能只是供闲暇里随意了解一下,与生命挂空的无关之学?数代以来,即使是对历史、文化颇有涉猎者,也鲜有人全面、细致而深入地考证中华数千年之文脉。若我们仅仅依靠一点热情读读《中国通史》,看看某家某学的几本著作,学学他人盲人摸象般作出的文章和观点,是无法培养出高深的学术素养和全面深刻的历史观的,即使我们读了车载斗量的书,也不过是套上更厚重的意识模式而陷于书山识海中不得而出罢了。几百年来,有多少硕儒、学者、思想家不是溺于此?!唯有受到强烈大爱和使命感之驱使,数十年如一日地以生命读书、以生命实证之人,方能冲破千年文明之迷雾、时代之黑暗、人心之堕落而将圣学复兴于世。今天,有幸走进课程的学子都借助了无数先贤和先生的慧眼与肩膀,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去透视文明文化,也让个体生命来到了重要的蜕变时刻——立志成为圣贤。如何不欣喜?如何不难忘?如何不震撼?
生命的内涵是超越二元之真、善、美。此“善”即是儒家所注重的“道德”(指先天本有之自律道德),这是我们获得生命全面觉醒的入手处,也是终点处。如《尚书》的八个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所言,若想获得自身存在的自洽性与圆满性,人人皆需修身养德,通过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来调心、炼心、觉心,格物以致良知,下学而上达,与道德(良知、心性)打成一片。儒家不离常道,以伦理觉醒引发道德觉醒,道德觉醒便是生命觉醒,从而圆满生命。课堂上有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中华文明乃是诞生于二河五岳的文明。”一方文明养一方人,中华文明的胎记和基因已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生命之中。归根结底,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唯有自觉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重新续接中华道统,复兴中华文明于当世,方不负圣贤之教化!
经验智慧虽然能够大力推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但因此智本质是自我的、局限的,故我们若过分追求经验智慧,往而不返的结果就是让无限丰富的生命世界越来越物质化、机械化、空洞化和碎片化。对此,先生指出: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必须同时注重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的发展,人类才能获得真圆满。故曰,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之辩是人类文明不容回避的真理之辩,是生死关头之辩:不辩无以明天下之公言公理,无以扭转、化除人性中的黑暗,无以彰显、贞定生命中的光明,无以回归人类文明发展之正途,无以开风气、牖民智。
《传习录》中,王阳明默坐良久,评价文中子续写六经的发心是“良工心独苦”。孔子“删《诗》《书》,订《礼》《乐》”,所为何也?孟子岂好辩哉?皆不得已而“辩”也。千古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若明先生讲学用心之良苦,我等岂能错过?岂能传而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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