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读书其实是“很个人”的事
以下文章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温儒敏
中华读书报：作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您为教师和学生编选、推荐图书，关于读书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您怎么看待阅读？
温儒敏：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要读什么书，怎么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功用与兴趣去决定的。真正的爱书者，他们把读书看作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或者说私密的阅读。金圣叹所言“雪夜围炉读禁书”，就是“私密阅读”特有的享受吧，那真是读书的妙境。周作人也说过，书房是不可示人的，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就知道斤两了。这有点幽默，但读书的确是“很个人”甚至私密的事情。
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开个书单，推荐一些经典，有些引导，也有必要，只是不宜强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密”，应容许有阅读的自由。中小学语文课会指定学生接触某些经典，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凡是书单指定的，孩子不一定喜欢。经典与学生有隔膜，本来就不容易读，若又当作任务，有种种外加的“规定动作”，甚至处处指向考试，那就煞风景了。
既然“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即使指定阅读范围，也还是要给学生一些选择的空间，容许读一些“闲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干脆把“哈利·波特”系列纳入推荐书目了，结果效果挺好，等于承认了孩子们可以读“闲书”——以前很多老师家长可能认为这类书是不该给孩子读的。其实像“哈利·波特”这类书非常贴近孩子，想象力超强，不说教而又有益，国人未必写得出来。孩子在奇特的想象世界中遨游，愈加爱上阅读了，兴趣也就培养起来了，有什么不好？如果全都为了思想灌输或者考试升学，把读书的范围和方法都框死了，完全忽视孩子读书的自由，不容许有“私密”的阅读爱好，那就难以培养起读书的兴趣。
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为了升职、炒股、理财、养生、交际、谋略，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等等，这些阅读也许必要，但不见得能获取乐趣。人各有各的爱好，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而真正的爱书人，不会随波逐流，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有独立的眼光，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望世界、涵养性情、安放灵魂的方式。
中华读书报：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自由的阅读太少，“私密”更谈不上，老师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您是“四〇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
温儒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即使那样，也还是有缝隙，有个人阅读的空间。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有这个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跟学校教育有关。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上课各讲各的，较随意，没有什么任务群、探究式、PPT等花样，但都比较尽职，重视阅读。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读小说。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大人不会怎么管。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那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满足好奇心，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部分，这过程就很美，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50年代的主旋律书籍主要是苏联的作品，还有革命英雄故事。像《卓娅和舒拉》《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的一家》，等等，都读过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三毛流浪记》，连环画，就这一本，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那些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薄薄的一本，很朴实的叙述，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雨浴，锻炼意志，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高小时读的，其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动。我很欣赏保尔的男子气概，以及崇高的使命感。他的那段“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名言，我至今能完整背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真令人羡慕。能谈谈您童年的“私密阅读”吗？
温儒敏：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竖排繁体半线装，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包龙图断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说岳》《封神演义》，等等，——当然还有《西游记》。除了后者，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但民间流传广，故事性很强。我的办法是“连滚带爬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不求甚解地读。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闲书”，阅读面拓展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自选动作的“私密阅读”，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的语文学习基础，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样语文才学得好，过了初中再觉悟，就晚了。
中华读书报：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自由的阅读吗？
温儒敏：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要“双减”。不过可以设想，即使不布置作业，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不见得。孩子嘛，精力无限，兴趣就是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都是拖延症；有兴趣，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大，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我不赞成“九斤老太”的说法。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若要比较，那时物质匮乏，没有现在这么多机会和诱惑，比较单纯，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时代不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苦恼。
我上初中是1958年，接连碰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开门办学，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上课要多，当然影响学习。随后又是全国困难时期，吃不饱饭。但想着电影里列宁“面包会有的”那句话，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仍然读了不少书，读书甚至成了转移饥饿的一种办法。这实在也是无奈的。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
温儒敏：大约上初中时，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歌，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聂鲁达、惠特曼等等的诗歌，都找来读。我还是艾青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琳”。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给《少年时代》《红领巾》等少儿杂志投稿。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
高中我就离开小镇上的家，到县城上学了。那时高中生不多，上大学的更少，我参加高考的1964年，全国才几十万考生，录取率也非常低。但那时人们好像比较看得开，高考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我们复习备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刷题，老师是不太管的。我自然想考上大学，而且希望过黄河长江，离家越远越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的备考不是刷题（也找不到往年的考题），而是拓宽视野，读一些比较深的书。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文言语法》，都过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选读了部分。那时中华书局不定期出版的“活页文选”，专门刊载古诗文的，薄薄的册子，几分钱一本，我几乎都读过。这些阅读的目的是为了高考，却又不限于应考，毫无疑问对于我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读书有兴趣了，一天不读就不习惯，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不光读文学，读《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小说，也读其他方面的书，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之类。
那时没有钱，买不起书，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很珍惜，会抓紧时间读完。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就准备了两本，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让学生围着读，像看连续剧似的。现在我藏书很多，可戏称坐拥书城了，反而失去了当年对于书的那种珍惜与敬畏。
高中时期，我对于书的确有种崇仰之心，还喜欢读一些自己不太懂的书，读外国的书，理论的书，甚至还读过康德，读过天文学。天文学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的时空观，我甚至还想过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也不太懂，但高中生的我就有意找来读。这是什么心理？是一种“喜欢读书”的象征吧，一种上进的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我是主张安排几种“整本书阅读”的，就安排了读《红楼梦》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说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太甚，就让高中生完整读几本深一点的名著，磨磨性子吧。前不久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乡土中国》写了个导读，其中也就有这么两句话：“读书不能总是读自己喜欢的、浅易的、流行的读物，在低水平圈子里打转。年轻时应有意识让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能力的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自学生时代的阅读经验和当下现实生活的需求。包括您提出要读一些很深、很难懂的书，当时就有这个自觉性吗？还是有人引导您？
温儒敏：好像没有老师专门教我这样。主要是自己在大量阅读中逐渐觉悟的。语文学习要靠长期的读书积累，靠自己去“悟”。每个人学语文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多读多写，积累感悟，可能是共同的经验。我的幸运是碰到了几位比较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好在他们自己是喜欢读书的，是“读书种子”。这就给我熏陶，潜移默化。我至今记得去高中语文老师钟川家里，潮湿阴暗窄小的屋里全是书，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文豪的作品，一摞摞堆放在简易的书架上。这让我震撼。现在语文课为何那么难教？读书少嘛。老师也不怎么读书，那学生怎么可能爱读书，学好语文？
中华读书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谈读书》中，有一篇《我的读书生活》，特别谈到对您有影响的两点，一是读书比较杂，二是在基层待过。“文革”时您的阅读并没受影响？
温儒敏：我在大二的时候，赶上“文革”。“文革”毁灭文化，但也有“逍遥派”的缝隙。那时停课闹革命，有两年我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闲来无事，杂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财经抓到就读，漫羡而无所归心。那是非常时期非常难得的“私密阅读”的时光。有时借“大批判”的名义，反而接触了许多“禁书”，让我感觉到历史发展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和政治的复杂，变得成熟一些。
“文革”时期配合运动，组织整理了二十四史。又同步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叫白皮书、黄皮书，供“大批判”用的，封面上印着“内部发行”，县团级以上才可以看，但发行量大，想想办法也总能找到。我读过而且印象很深的有《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麦田守望者》《解冻》《人·岁月·生活》《第三帝国的灭亡》，以及《论语》《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等等。在那个压抑的非常时期读书，会激起许多思考，有时是随波逐流的，有时是叛逆的，私密的。这都算无形中进行的一种思维训练吧，虽然不是很自觉的。比如读《麦田守望者》，译本前言说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青年生活的堕落，成为“垮掉的一代”，而我阅读时对书中这些青春期男孩的堕落、迷茫、上进，也能产生共鸣。前些年我曾编过一种小学教师阅读选本，就选了《麦田守望者》。老师应该了解青春期少年的苦恼，这本书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读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导师是王瑶先生，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怎样的要求？您又会对学生有怎样的要求？
温儒敏：王瑶先生是很放手的。他要求我们读书，熟悉基本作品和史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有大致的了解，但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大部分作家的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注释中列举的作品当作书目抄下来，一本一本地看。那时候研究生享受老师的待遇，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库，一借就是几十本。研究生阶段我的读书量很大，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就感受了文学史氛围。书读得多了，旧报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与书为伴，反复读的书有哪些？
温儒敏：鲁迅的书读得最多，这跟我从事文学史研究有关。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的眼光很“毒”，他是要重新发现“中国与中国人”。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但鲁迅的作品很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这和读一些学问家的概论和历史著作之类，是不一样的，功能和感觉都不一样。
最近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两种鲁迅的书，一是《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选了鲁迅79篇作品，每篇都有千把字的讲析，颇费了功夫。另一种是《鲁迅精选两卷集》，选了128篇作品，每篇都有题记导读。这也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鲁迅的总结吧。
中华读书报：如果比较私密的聚会呢，您看了那么些书，有没有想和哪位作家聊聊？
温儒敏：没有时空限制的话，想跟曹雪芹聊聊，问问《红楼梦》那些不解之谜。也想跟托尔斯泰说，我不太喜欢他作品中大量的说教，但也承认引发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包括宗教意识，有些我是想请教他的。
中华读书报：鲁迅呢？
温儒敏：鲁迅恐怕很难聊天的，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很孤独。孤独是他创作的诱因，我不敢打搅他。
中华读书报：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温儒敏：到无人岛，多么艰难，如何活下去都有问题，还怎么读书？当然，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可能也会回想《红楼梦》中那些有关色空的哲理性的描写。
栏目主持人：宋庄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陈建宾、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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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中华读书报：作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您为教师和学生编选、推荐图书，关于读书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您怎么看待阅读？
温儒敏：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要读什么书，怎么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功用与兴趣去决定的。真正的爱书者，他们把读书看作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或者说私密的阅读。金圣叹所言“雪夜围炉读禁书”，就是“私密阅读”特有的享受吧，那真是读书的妙境。周作人也说过，书房是不可示人的，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就知道斤两了。这有点幽默，但读书的确是“很个人”甚至私密的事情。
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开个书单，推荐一些经典，有些引导，也有必要，只是不宜强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密”，应容许有阅读的自由。中小学语文课会指定学生接触某些经典，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凡是书单指定的，孩子不一定喜欢。经典与学生有隔膜，本来就不容易读，若又当作任务，有种种外加的“规定动作”，甚至处处指向考试，那就煞风景了。
既然“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即使指定阅读范围，也还是要给学生一些选择的空间，容许读一些“闲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干脆把“哈利·波特”系列纳入推荐书目了，结果效果挺好，等于承认了孩子们可以读“闲书”——以前很多老师家长可能认为这类书是不该给孩子读的。其实像“哈利·波特”这类书非常贴近孩子，想象力超强，不说教而又有益，国人未必写得出来。孩子在奇特的想象世界中遨游，愈加爱上阅读了，兴趣也就培养起来了，有什么不好？如果全都为了思想灌输或者考试升学，把读书的范围和方法都框死了，完全忽视孩子读书的自由，不容许有“私密”的阅读爱好，那就难以培养起读书的兴趣。
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为了升职、炒股、理财、养生、交际、谋略，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等等，这些阅读也许必要，但不见得能获取乐趣。人各有各的爱好，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而真正的爱书人，不会随波逐流，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有独立的眼光，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望世界、涵养性情、安放灵魂的方式。
中华读书报：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自由的阅读太少，“私密”更谈不上，老师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您是“四〇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
温儒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即使那样，也还是有缝隙，有个人阅读的空间。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有这个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跟学校教育有关。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上课各讲各的，较随意，没有什么任务群、探究式、PPT等花样，但都比较尽职，重视阅读。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读小说。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大人不会怎么管。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那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满足好奇心，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部分，这过程就很美，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50年代的主旋律书籍主要是苏联的作品，还有革命英雄故事。像《卓娅和舒拉》《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的一家》，等等，都读过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三毛流浪记》，连环画，就这一本，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那些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薄薄的一本，很朴实的叙述，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雨浴，锻炼意志，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高小时读的，其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动。我很欣赏保尔的男子气概，以及崇高的使命感。他的那段“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名言，我至今能完整背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真令人羡慕。能谈谈您童年的“私密阅读”吗？
温儒敏：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竖排繁体半线装，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包龙图断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说岳》《封神演义》，等等，——当然还有《西游记》。除了后者，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但民间流传广，故事性很强。我的办法是“连滚带爬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不求甚解地读。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闲书”，阅读面拓展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自选动作的“私密阅读”，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的语文学习基础，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样语文才学得好，过了初中再觉悟，就晚了。
中华读书报：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自由的阅读吗？
温儒敏：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要“双减”。不过可以设想，即使不布置作业，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不见得。孩子嘛，精力无限，兴趣就是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都是拖延症；有兴趣，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大，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我不赞成“九斤老太”的说法。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若要比较，那时物质匮乏，没有现在这么多机会和诱惑，比较单纯，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时代不同，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苦恼。
我上初中是1958年，接连碰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开门办学，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上课要多，当然影响学习。随后又是全国困难时期，吃不饱饭。但想着电影里列宁“面包会有的”那句话，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仍然读了不少书，读书甚至成了转移饥饿的一种办法。这实在也是无奈的。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
温儒敏：大约上初中时，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歌，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聂鲁达、惠特曼等等的诗歌，都找来读。我还是艾青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琳”。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给《少年时代》《红领巾》等少儿杂志投稿。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
高中我就离开小镇上的家，到县城上学了。那时高中生不多，上大学的更少，我参加高考的1964年，全国才几十万考生，录取率也非常低。但那时人们好像比较看得开，高考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我们复习备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刷题，老师是不太管的。我自然想考上大学，而且希望过黄河长江，离家越远越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的备考不是刷题（也找不到往年的考题），而是拓宽视野，读一些比较深的书。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文言语法》，都过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选读了部分。那时中华书局不定期出版的“活页文选”，专门刊载古诗文的，薄薄的册子，几分钱一本，我几乎都读过。这些阅读的目的是为了高考，却又不限于应考，毫无疑问对于我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读书有兴趣了，一天不读就不习惯，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不光读文学，读《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小说，也读其他方面的书，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之类。
那时没有钱，买不起书，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很珍惜，会抓紧时间读完。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就准备了两本，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让学生围着读，像看连续剧似的。现在我藏书很多，可戏称坐拥书城了，反而失去了当年对于书的那种珍惜与敬畏。
高中时期，我对于书的确有种崇仰之心，还喜欢读一些自己不太懂的书，读外国的书，理论的书，甚至还读过康德，读过天文学。天文学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的时空观，我甚至还想过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也不太懂，但高中生的我就有意找来读。这是什么心理？是一种“喜欢读书”的象征吧，一种上进的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我是主张安排几种“整本书阅读”的，就安排了读《红楼梦》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说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太甚，就让高中生完整读几本深一点的名著，磨磨性子吧。前不久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乡土中国》写了个导读，其中也就有这么两句话：“读书不能总是读自己喜欢的、浅易的、流行的读物，在低水平圈子里打转。年轻时应有意识让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能力的经典。”
中华读书报：您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自学生时代的阅读经验和当下现实生活的需求。包括您提出要读一些很深、很难懂的书，当时就有这个自觉性吗？还是有人引导您？
温儒敏：好像没有老师专门教我这样。主要是自己在大量阅读中逐渐觉悟的。语文学习要靠长期的读书积累，靠自己去“悟”。每个人学语文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多读多写，积累感悟，可能是共同的经验。我的幸运是碰到了几位比较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好在他们自己是喜欢读书的，是“读书种子”。这就给我熏陶，潜移默化。我至今记得去高中语文老师钟川家里，潮湿阴暗窄小的屋里全是书，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文豪的作品，一摞摞堆放在简易的书架上。这让我震撼。现在语文课为何那么难教？读书少嘛。老师也不怎么读书，那学生怎么可能爱读书，学好语文？
中华读书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谈读书》中，有一篇《我的读书生活》，特别谈到对您有影响的两点，一是读书比较杂，二是在基层待过。“文革”时您的阅读并没受影响？
温儒敏：我在大二的时候，赶上“文革”。“文革”毁灭文化，但也有“逍遥派”的缝隙。那时停课闹革命，有两年我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闲来无事，杂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财经抓到就读，漫羡而无所归心。那是非常时期非常难得的“私密阅读”的时光。有时借“大批判”的名义，反而接触了许多“禁书”，让我感觉到历史发展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和政治的复杂，变得成熟一些。
“文革”时期配合运动，组织整理了二十四史。又同步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叫白皮书、黄皮书，供“大批判”用的，封面上印着“内部发行”，县团级以上才可以看，但发行量大，想想办法也总能找到。我读过而且印象很深的有《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麦田守望者》《解冻》《人·岁月·生活》《第三帝国的灭亡》，以及《论语》《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等等。在那个压抑的非常时期读书，会激起许多思考，有时是随波逐流的，有时是叛逆的，私密的。这都算无形中进行的一种思维训练吧，虽然不是很自觉的。比如读《麦田守望者》，译本前言说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青年生活的堕落，成为“垮掉的一代”，而我阅读时对书中这些青春期男孩的堕落、迷茫、上进，也能产生共鸣。前些年我曾编过一种小学教师阅读选本，就选了《麦田守望者》。老师应该了解青春期少年的苦恼，这本书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读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导师是王瑶先生，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怎样的要求？您又会对学生有怎样的要求？
温儒敏：王瑶先生是很放手的。他要求我们读书，熟悉基本作品和史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有大致的了解，但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大部分作家的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注释中列举的作品当作书目抄下来，一本一本地看。那时候研究生享受老师的待遇，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库，一借就是几十本。研究生阶段我的读书量很大，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就感受了文学史氛围。书读得多了，旧报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与书为伴，反复读的书有哪些？
温儒敏：鲁迅的书读得最多，这跟我从事文学史研究有关。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的眼光很“毒”，他是要重新发现“中国与中国人”。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但鲁迅的作品很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这和读一些学问家的概论和历史著作之类，是不一样的，功能和感觉都不一样。
最近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两种鲁迅的书，一是《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选了鲁迅79篇作品，每篇都有千把字的讲析，颇费了功夫。另一种是《鲁迅精选两卷集》，选了128篇作品，每篇都有题记导读。这也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鲁迅的总结吧。
中华读书报：如果比较私密的聚会呢，您看了那么些书，有没有想和哪位作家聊聊？
温儒敏：没有时空限制的话，想跟曹雪芹聊聊，问问《红楼梦》那些不解之谜。也想跟托尔斯泰说，我不太喜欢他作品中大量的说教，但也承认引发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包括宗教意识，有些我是想请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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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鲁迅恐怕很难聊天的，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很孤独。孤独是他创作的诱因，我不敢打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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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到无人岛，多么艰难，如何活下去都有问题，还怎么读书？当然，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可能也会回想《红楼梦》中那些有关色空的哲理性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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